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黾虻サ耐婢摺Ｓ谑牵谡飧鍪贝铮颐亲钪章傥烁∈康隆Ｔ谖颐悄昵岬纳硖逯校渎烁髦种队爰寄埽次┒烂挥辛肆榛辍Ｋ裕颐堑纳硖逅淙环崧疵挥屑沽豪粗С拧�
重建象牙塔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威廉·冯·洪堡
学袍与市镇之争
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牛津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些穿着长袍、喜欢夸夸其谈同时又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了，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举止让人看不惯外，这些人确确实实抢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那些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
终于，因为一个女人，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剑桥。
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政权、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领情，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学袍（Grown）与市镇（Town）之争，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1381年，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带着武器，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剑桥的详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
后来几百年间，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自己的法规。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人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但进人大学，眼界变得豁然开朗，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的世纪的移动，13世纪的，14世纪的，15、16世纪的……”
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是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如同牛津、剑桥的血腥一样，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左右飘摇。1229年，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在巴黎主教的默许下，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当发现无效后，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投奔牛津大学。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有了这道训令，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于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大学拥有如此多的校办工厂。”这让我们的想到了《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这似乎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知道希腊可以变成罗马，却不知道我们的大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学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大学和办工厂或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是不知魂归何处。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讯上，各位学者正在讨论中国大学应该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企业结合。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大学在社会中充当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害。”因为“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地（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竺校长说话的背景是1936年至1946间，浙江大学处于流亡状态中，而浙大则由文理、农、工三个学院16个系，增至七个学院27个系，在校师生由512名升到2172名。在四处漂泊之中，浙江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与此同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在不断地轰炸中，于昆明破旧的校园中继续顽强地学习。在这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后来的1／2的学部委员，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一批学术大师。1986年在几年《西南联大50周年文集》中，联大校友都对于那八年艰苦环境中仍旧屹立不倒的精神进行品味。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在抗战期间的确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它对应中国大学的品质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到今天，西南联大精神依然是当代学者无法挥去的某种情结。学者谢泳在文章《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中认为，抗战后的国人普遍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了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张申府教授在1946曾写道：“这几年来（抗战），国人中表现得比较规矩、最公正、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任之恭也同样回忆道：“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今天的大学呢？他们总是在抱怨经济的压力过大，所以不得不放弃理想。但是，相比于联大的困境，今天又算得了什么。从本质上讲，是因为今天的大学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对于社会缺少明显的责任感。在中国大学的主办者还有教职员看来，大学不是这个社会的灯塔，而更像一个工厂或者其他的办事机构，只不过产出的一个个会工作的人罢了。
三
1992年，对于中国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除了它在政台与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外，对于高等教育，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年，北大的南墙拆除了。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大学的标志已经向社会完全展开了。北大的负责人对争论的解释是：“我们不争论，先干了再说。”这句话令人辛酸，一所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学，在做出如此重大的举措时，却说不争论。大学是一种历史的延伸，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核心，在她发生巨大的方向未知的转变时，竟然用这种论调。
中国的大学纷纷把注意力放在最热门的专业，而对于那些基础、见效缓慢的系科则失去了耐心。把市场机制照搬引入大学是愚蠢的，就如经济学与管理学在目前是可以给学生带来财富，所以就受到欢迎，但是不能为此就降低文史哲这样令门科目的重要性。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沸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学袍与市镇之争，在中国似乎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几百年，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府坚持着对于世俗社会的抵抗。但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南巡带来的一片春风中，毫不犹豫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出去了，因为北大忘记了自己并非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是一个面向市场的集体，它推崇的应该是精神的建设与守候。
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校格的中国大学，在面对90年代的经济诱惑时，纷纷放弃本来就缺少的贵族气息，他们迅速调整自我适应市场。房地产、金融、股票、管理、财经、计算机成了一所大学最炽手可热的专业，它们占据了大学中主要的经费。
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在与北京教育界的闲聊中，自嘲教育界之于政府，好比妓女之于嫖客，因为人家出钱，所以你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梅校长实在是不知足，那时的大学的尖锐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学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一场暴风雨的洗刷，这其中搀杂了巨大的污泥。相比于梅校长的某种屈辱感，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则带着明显的快感。
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打扫这个日益发达的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尽管大学与社会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是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会。”在这次会上，与中国大学有着相似的背景的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的发言则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相对于这些大学忧虑，中国的大学校长则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科技大学校务主任汤洪高说，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王金华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在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合集上，相比较于西方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对我们的大学理想有了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学毫无原则地适应社会。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枯萎，即使在我们大声疾呼“素质教育”，大叫如何进行创造性人才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依旧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人的发展，所谓素质教育创造性的培育，不过是把这些年轻人看作一样可以更快产出经济效益的工具。我们的教育家在不断呼唤，我们应该培养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有创造性，他可以让自己的财富到达一千亿以上。在这些人所看中的不过比尔·盖茨这样的金钱标志符号。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就在我们的大学还未意识到大学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的培养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人力资本论”又把学生打人工具行列。在这个时代，知识经济成为教育界最时髦的口号，而科教兴国再次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是为具体事物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学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1959年，发表了有关理论的第一篇论文《人力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论文与讲演中，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强调，传统的经济理论仅仅包含了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视人的能力，经济增长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在这个倾向于数字结论的经济学家眼力，人力与物力是平行关系，他在论文中写道：“（教育）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个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类似于普通耐用消费晶的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生产物资。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显然教育对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后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强调，原因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中越来越大的比重。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估计，大学四年的投资，按一名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工龄来看，每年可得到大约13％的利益。这一估计与马克卢普的看法遥相呼应：“大学毕业生同高中毕业生相比有更大的赚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迅速被异化成一个争取未来利益的场所，教育中关于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这也衍生出一个学历社会，专业证书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几乎进入一种盲从阶段。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72年著文认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人们发现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保护他们目前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提高，别人会提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么。教育成为一种好投资……是因为如果别人受到教育，而他们没有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收入。实际上，教育成为保护人们‘市场分额’的一项必要的保护性开支。”丹尼尔·贝尔等“后工业社会”的鼓吹者一样，他们都把大学视作科技的产生地，经济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学等研究机构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社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大学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发明。而关于人的位置，这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似乎缺乏关注。大学似乎是在训练一种人力，而不是人格。但是这种教育迅速暴露了他的致命弱点——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视，人文学科在大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84年，31位美国知名学者组成美国高校人文科学学习状况调查小组，经过几个月努力，完成《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关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的报告》，报告认为：“人文学科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探索的途径，把严肃的真理，合理的判断和有意义的思想传达出来。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及其他世界的人们是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的。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某些文化为什么繁荣，某些文化为什么衰落。”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也认为，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学生只是为了今后的职业的需求而上大学，课程过分专业化，低估了人文科学对于培养人的道德创造力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作用。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在对1967年后20年中的教育反思，认识到这20年来的“教育荒废”。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从而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后却变得更加沉沦。而耸人听闻的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中竟然有相当部分是日本各大学的尖子学生，他们接受奥姆真理教的影响，成为野心家与阴谋家，并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人。
真正的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对于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