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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本而不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疫，袄怪不能使之凶。
释义：加强农业生产并且节俭用度，那么天不能使人贫困；供养充足并且活动适时，那么天不能使人生病；遵循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坚定不移，那么天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灾异不能使人遭凶。
荀况说：人自己不努力，天无法使之富、全、吉。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释义：相反，农业生产荒废而且用度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之富裕，供养不足而且行动懒惰，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违背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胡作非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没有降临也会饥饿，严寒酷暑没有迫近也会生病，自然灾害异没有出现也会遭凶。
荀况说：与天顺者谓之福，与天逆者谓之祸
天职即立，天功即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
释义：自然界的职能已经确立，自然界的功效已经完成，人的形体具备了，人的精神活动也随而产生。爱、憎、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隐藏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中，这就叫做“天情”；人的耳、目、鼻、口。形各有不同的感触外物的能力而且不能互相代替，这就叫做“天官”；心居于人的胸腔中部，支配着耳、目、鼻、口、形五官，这就叫做“天君”；人们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来养育自己，这就叫做“天养”；顺应人类的需要来供养人类的叫做福，反之就是祸，这就叫做“天政”。
荀况说：有些事不能做也不应做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己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己其见树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己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释义：所以，最能干的人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聪明的人不去想不应该想的事情，认识天，就是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天象来预测未来的变化。认识地，就是要根据已经了解到的事作事生长的条件合理的繁殖。认识四时，就是要根据已经表现出来的节气变化的次序正确地安排农业生产。认识阴阳，就是要根据已经看到的阴阳和谐的现象进行调理。圣人派专职人员掌握天文历法等自然界的变化情况，自己则掌握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天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释义：社会的治或乱是天造成的吗？回答说：日、月、星、辰等运行的情况，在禹和桀的时代一样，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并不是天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时
时邪？曰：繁启、 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时令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发芽成长于春夏两季，蓄积储藏于秋冬两季，这在禹和桀的时代也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由时令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地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时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得到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生长，失掉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死亡，这在禹和桀的时代又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地造成的。《诗》上说：“大自然生成岐山，太王开辟了它，太王创立了基业以后，文王就使它安定下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不是要天合乎人，而是要人合乎天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也；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 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释义：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土地的面积；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改变自己的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规范。君子遵循一定的规范，而小人却计较眼前的利益。《诗》上说：“没有违背礼义，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物之己至者，人袄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耕伤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
释义：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的灾祸才真正可怕。耕作粗劣，伤害了庄稼，锄草粗糙，影响了年成，政治险恶，丧失了民心，田地荒芜，庄稼长不好，粮价昂贵，百姓吃不饱，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各种措施不合时宜，农业生产不闻不问，役使人力误了农时，那么，牛马就会互相生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不整顿礼义，内外不分，男女淫乱，那么，父子之间就会互相猜疑，君臣之间就会互相背离，外患内乱就会同时发生，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
荀况说：顺应天意去努力奋斗叫做“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释义：尊崇天而且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看待而控制起来呢！顺从天而且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掌握它的变化规律而加以利用呢！盼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哪里比得上因时制宜使它为人服务呢！依靠万物自然生长而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们的才能而繁殖它呢！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使万物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呢！仰慕万物自然产生的过程，哪里比得上促进已经生成的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就不符合万物生长发展的本性了。
荀况说：人之行为合乎天道，才能避免灾难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释义：涉水的人根据水的深浅标志前进，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沉没到深水里去；统治人民的人把这一个贯的原则树为标志，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造成混乱。礼，就是标志。背弃了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这个一贯的原则不能够不明确，虽然外交内政的具体标志有所不同，但是不明显的表示和明显的表示都有一定的常规，这样，人民才免于灾难。
第三章 李康说命
李康（生卒年不详），三国魏文学家，“矣命论”的重要代表。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性耿直，不合流俗。得魏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寻阳长，后又被封为阳候。病卒。有著述二卷，佚。今存《运命论》一篇，从“治乱由运、穷边由命、贵贱由时”之基本前提出发，得出“俟命”主张，认为无“俟命”精神，亦无骨气、无人格，强调“立德”既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立德”本身。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和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馋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释义：天下太平或混乱是由世运决定的，人的得志或不得志是由天命决定的，人的尊贵或卑贱是由时势决定的。所以世运将要隆盛，一定会有圣明的君主出生，圣明的君主一旦出生，随之就会有忠贤的臣子出生。他们之所以相遇，是不去寻求而自然会合；他们之所以相亲，是不经介绍而自然亲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唱歌，另一个人一定会跟着唱，有一个人谋事，另一个人一定会跟着做，道合玄同，曲折合符，成败不能够惑乱他们的志向，毁谤不能离间他们的交往，这样才能得以成就功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功业，难道只是因为人力吗？授予他们好命的是上天，告诉他们怎么做的是神灵，使他们成功的是世运。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录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
释义：张良接受黄石公的兵书，诵读《三略》的主张，然后和群雄交往，他说的话，好像把水泼到石头上一样，没有人接受。等到他遇到汉高祖刘邦，他说的话，好像把石头投掷到水里一样，没有人抵触。这并不是因为张良在陈胜、项羽面前笨嘴拙舌，在刘邦面前就巧于辞令。张良说的话前后一致，却不知道为什么先是违背群雄的心意，后却符合刘邦的心意。违背或符合的原因，就是神明的道理。以上的四位贤者，他们的名声记载在图录上，他们的事迹对应于才能杰出的人，怎么能够衡量他们的贤愚呢？
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媬女也，祆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释义：孔子说：“神志思虑的洁清明朗在于自身的修养，只有自身的修养才能气质志向如同神灵一样，嗜好和欲望将要实现，必定提前有征兆显示。天落下及时的雨，山川上空就会出现云彩。”《诗经》上说：“四岳使神灵下凡，生下甫和申，甫和申，是周的辅翼。”这都是讲“运命。”不仅帝业兴盛的君主像这样，天下大乱甚至亡国的君主也像这样。周幽王受媬姒的迷惑，其妖象早开始于夏朝的宫廷；曹伯阳被公孙强俘获，其征兆早在祭礼土地神的神庙里显现；叔孙豹亲近宫中的小臣牛，其祸患早形成于他的神庙。吉凶成败，各自依据定数的降临，都是不去追求而自然会合，不经介绍而自然亲近。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敝，渐于灵暴；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贤，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垠垠于洙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休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释义：从前周的帝王在河洛地区接受天命，说：“依靠文才统治天下的，到六十三代子孙就要衰亡；依靠武力取得天下的，到四十八代子孙开始图谋。”等到成王定都于郏辱，通过占卜得知，周的统治在三十世，长达七百年，这是天所赋予周朝的命。所以从幽王和厉王年间开始，周的传统就大大地衰败了；诸侯称霸以后，礼乐开始衰颓；礼乐制度变得轻微逐渐消亡，在灵王和景王年间更加加剧；辩论奸诈而且虚伪的风气，形成于战国时代；统治的残酷暴 ，到迅速灭亡的秦朝达到了顶点；礼乐法度被抛弃而不再受重视，就在汉高祖刘邦之时，即使是贤至圣的孔子，很有德行的颜回和冉耕，他们虽然恭敬谦逊地奉行礼法，和悦正直地讲学于曲阜，也不能阻止周朝衰亡的势头；即使是孟轲和荀况，他们虽然从礼义上都仰慕圣人，举止行动完全遵循正道，也不能维持已经衰亡的周朝。天下终于淹没于大乱之中而没有办法挽救。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鬼；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遭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逐于蛮夏之城，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
释义：凭着孔子的才能，却不被用于鲁国和卫国；凭着孔子的口才，言论都不被定公和哀公推行；凭着孔子的谦逊，却被子西嫉妒；凭着仲尼的仁爱，却被桓公仇恨；凭着孔子的智慧，却在陈蔡之间受屈受困；凭着孔子的德行，却遭到叔孙氏的恶言毁谤。孔子的思想足以接济天下，却不能在人中显贵；孔子的言论足以治理万世，却在当时不被信任；孔子的德行足以应和神明，却不能统摄世俗，探访列国，不能遭到一个赏识重用他的君主，相反却被驱逐到蛮夏的城邦，屈辱地寄居在公卿家中，他的不遇啊，竟然如此厉害！
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闲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
释义：等到孔子的孙子子思，仰慕圣人，完备礼节，却没有到达圣人的境界，但是他闭门不出，培养自己高尚的节操，气势惊动了国君们。他所游历的地方，诸侯没有一个不排场阔绰地登门拜访。甚至还有想拜访而没能排上号的。孔子的学生子夏，学问上没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他退老在家，魏文候以他为老师，西河地区的百姓，也都恭敬地归附他的德行。他们两人和孔子站在一起时，竟然都不敢熟练地说话。所以说，天下太平或混乱是由世运决定的，人的得志或不得志是由天命决定的，人的尊贵或卑贱是由时势决定的。然而孔子以后的君子们，奉事区区一个君主，在一个朝廷里感叹，屈原因此自沉湘水，贾谊因此抒发愤慨，不也是错误的吗？因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能够乐从天命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所以，遇到了不得志的境况而不要怨恨，处于得志的境况也不要怀疑。身体可以被压制，思想却不可以屈服；地位可以遭排挤，名声却不可掠夺。就好像水，畅通了就成为河流，阻塞了就成为深潭，升到云中就变成雨落下，沉到地里就把泥土湿润。清澈的水用来清洗物体，不会被污浊的物体弄脏；混浊的水用来接济事物，也不会伤害到干净的事物。因此圣人不管是处于不得志的境况还是处于得志的境况，都能始终如一。
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论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
释义：忠诚直谏必定会违背君意，突出超群必定会背弃流俗，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树木在树林里长得茂盛，大风必定会折断它；土墩堆积显露在堤岸上，水流必定会冲刷它；人的德行比常人高洁，众人必定会非议他，然而前面一辆车翻到的教训还不远，后面又有车跟着它的轨迹前行，志士仁人们，仍然踩着前车的轨迹而不后悔，掌握着前行的方向而不迷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成就志向和名声。为了成就他们的志向，就要顶着风浪在险途上前进；为了成就他们的名声，就要在当时经历种种的非议。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有他们的计划的。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释义：子夏说：“人的生死是由天命决定的，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主张将要被推行的时候，也就是命中注定将要尊贵的时候。伊尹和吕尚分别在商朝和周朝兴盛，百里奚和张良分别在秦朝和汉朝得到任用，都是不去追求而自然得到富贵，不去求取而自然被赏识重用。主张将要被废弃不用的时候，也就是命中注定将要卑贱的时候。难道君子就以此为耻辱而不去追求了吗？大概君子也知道去追求却不一定会得到富贵。
第四章 王夫之论命
王夫之（1619－1692），清代哲学家、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居衡阳石船山下，学者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