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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签了字，可是你们知道李承晚没在协定上签字，这里面大有文章。”
徐义德说完了，大家陷入沉思里。书房里静悄悄的，花园里不断传来柳树上吱吱的蝉声。
“李承晚不过是美国的傀儡，啥事体都听美国的。”江菊霞看不出有啥文章可做。
“正是因为是美国的傀儡，美帝国主义故意包庇李承晚，将来让他有捣乱的机会。”徐义德说。
“李承晚敢打金日成首相？”冯永祥不以为然，他说，“那不是鸡蛋碰石头，他怎么是金日成首相的对手？”
“李承晚有美国做后台，现在的话不能说绝。”徐义德坚持他的见解，“将来志愿军按停战协定撤退，万一李承晚乘机捣乱，说不定我们志愿军还要出国。”
“这一点中共方面一定考虑过了，要是美帝国主义敢于再侵略北朝鲜，只要朝鲜人民提出要求，我想，我们是会再派志愿军的。”
“慕韩兄这个看法对。”江菊霞认为中共办事不会上当的。
“德公比我们想的深一层，看的远一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些帮助。”马慕韩很欣赏徐义德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与众不同，不是那种随声附和的庸人。
“我不过是瞎猜想。关于国际问题，我是一窍不通。要是赵副主委在上海就好了，他常常和中央首长接近，了解内幕比我们多，国际知识又比我们丰富，看起问题就深刻的多了。”
“你看问题也很深刻。比方说，李承晚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想到。我以为李承晚不过是个小傀儡，”冯永祥右手翻过来，几个手指同时在动，仿佛在做傀儡戏，说，“听凭美国这么玩弄，他能起屁作用！你这么一提，李承晚确实也是个问题。”
“赵副主委最近要能到上海来一趟就好了，”江菊霞也很佩服赵治国。她说：“可以请他给工商界做一次报告，详详细细谈谈这个问题。”
“赵副主委回到北京忙的不可开交，从上海带回去那么一大堆的劳资关系问题，整天开会研究，到现在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哩。……”冯永祥说到这里，很神秘的煞了车。
马慕韩不解地问：
“问题不是很清楚吗？怎么理不出头绪来？”
“你不了解，慕韩兄。赵副主委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要从阶级关系上研究这个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向中央提意见，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我也清楚。”
“你是理论家，一说就清楚了。”
“我怎么能和他比，人家出过洋哩。”
“你也不含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加上这几年的磨练，要是哪个大学请你去讲课，一定是顶刮刮的教授啊！”冯永祥笑嘻嘻地在马慕韩面前翘起大拇指。他忽然想起最近收到赵治国的信，马上严肃地说：“闲话少叙，言归正传。赵副主委最近有信来……”
他说到这里又不往下说了，神秘地看了一下书房的门。徐义德会意地说：
“外边没人。”
大家静静听冯永祥说：
“赵副主委说，他在上海的辰光，听到有人说，工商联是滑扶梯，同业公会是黄牛。他说，我们民建会可要负起责任来，发现问题，要好好向有关方面反映，工商界有些利益经过斗争才获得的。”
“工商联是不大解决问题，”马慕韩说了一句，看见江菊霞的眼光对着他，马上就停了下来，等了等，才又说：“不过工商联也有工商联的困难，赵副主委说的好，我们民建会要负起责任来。”
徐义德觉得赵治国真是民建会的领袖人物，抓全国性的大问题，为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利益。他说：
“赵副主委说的对，有问题要好好反映。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大家的眼光都转到徐义德身上来了，听他说：
“朝鲜战争一停，上海军事加工订货跟着一定也要停，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产？要不要向党方面反映？”
“这个么，”马慕韩思索地说，“是问题，也不是问题。”
“慕韩兄，得闻其详乎？”冯永祥像个冬烘先生，摇头摆尾地说。
“军事加工订货一停，自然会影响一部分有关行业，这不是问题吗？战争一停，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人民购买力一定大大提高，只要我们继续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努力，工商界将来的任务相当繁重，我们是做不完的，这样看来，又不是问题了。”
“慕韩兄的辩证法越来越高明了，一正一反，道理都在你这边。”
“祥兄不要给我高帽子戴，这算不了辩证法，”马慕韩说，“朝鲜停战以后的形势，现在还很难估计。我们不在北京，不了解党中央的意图。美帝国主义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德公的忧虑也有道理的。”
“我写封信给赵副主委，”冯永祥说，“问问他，他经常和党中央首长接触，一定了解行情。”
“这个主意很好，”江菊霞知道这两天史步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摸到行情，对大家都有帮助。她说：“是不是现在就写？”
“也好。”冯永祥说，“你们聊一会，让我先起个草给你们斟酌斟酌。”
他说完了话，便走到书桌那边，拿出纸笔，伏在桌上沙沙地起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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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天空灰蒙蒙的，一层一层浓厚的云雾翻滚着，白浪一般的压在人们的头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片两片云彩。太阳给遮盖得不见影踪。虽然只是下午四点多钟，徐公馆的花园里好像暮色已经升起，绿茵似毡的芳草在秋风中轻轻摇摆。
徐义德把梅佐贤让进书房屋里坐下，指着门向徐守仁撅撅嘴。徐守仁会意地把书房的门关好，坐在朱瑞芳身旁的摇椅上。他斜对面坐着徐义德和梅佐贤。梅佐贤一走进书房，立刻感到今天的空气和往常不一样，徐总经理圆圆胖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已经很不寻常了。更奇怪的是连徐守仁也十分严肃。他以为徐公馆里闹家务事，徐总经理要他来调解，但想到这三位太太的事，从来不要别人插嘴的；谈厂里减少断头率少出白花的事情吧，却又不必三位太太出马。那为啥要他丢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马上赶来呢！真叫人纳闷。梅佐贤静静坐在沙发上，留心徐总经理的神色。
徐义德的眼光从书房的门，转到玻璃窗外边，花园在飒飒秋风中呈现着萧条的景象，有的树叶开始凋落了。窗外没有人影。他放心回过头来，巡视大家一下，然后才心情沉重地对梅佐贤说：
“大事不好了……”
梅佐贤马上想到朝鲜战场上，忍不住惊问道：
“不是双方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难道美国佬又打起来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倒也好了。美国军队卖相不错，打起仗来不大灵光……”
“有钱的人当兵都不肯拚命。”
“是呀，给志愿军打败了，……”徐义德不胜感慨地摇摇头。
“志愿军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当然不怕拚命。”
“共产党在朝鲜打了胜战，现在又想出了新的花样经，要实行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梅佐贤感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来得十分突然，心头一怔，差点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怀疑地问：
“有消息吗？”
“当然有消息，赵副主委给冯永祥来的信，说是北京上层代表人物当中已经传开啦，共产党要对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啥国家资本主义，特地把消息透漏给上海，要上海朋友们有个准备。你看看，共产党多厉害，朝鲜战争刚打完了没有几个月，就打我们财产的主意。要不是赵副主委来信，我们还坐在鼓里哩。”
“信上还说啥？”梅佐贤想弄清楚具体内容。
“就是这一点已经够受了！”徐义德并没有看到赵副主委的原信，听冯永祥说的。
“要不要问问冯永祥？他消息灵通。”
林宛芝听到“冯永祥”三个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转过脸去，装着没有听见，望着玻璃窗外边的柳条轻轻飘扬。“冯永祥？”徐义德摇摇头，说，“就是他告诉我的，还用再问吗？他忙得很，到处在打听消息，想摸清共产党的底盘。”
“史步云和马慕韩呢？他们同党和政府的首长很接近，一定晓得的详细些。”
“史步云？”徐义德知道梅佐贤指的是江菊霞，他也摇摇头，说，“你不晓得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都到北京去了吗？他们参加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去了。”
“他们两位没有打长途电话来？”梅佐贤想起最初参加星二聚餐会的情景，史步云从北京打电话到星二聚餐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决定统一收购纱布的意见。
“哎哟，我的厂长，现在是啥辰光？这样大事，能打长途电话吗？史步云和马慕韩的嘴真紧，听说连信也没有写回来。
不过，会快结束了，他们快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问题就清楚了。”梅佐贤见徐兴德那股着急劲，心里实在不安。他恨自己没法给总经理分担一些忧愁。这事也不容他怀疑，消息灵通人士冯永祥说的，而冯永祥又是从赵治国副主任委员那里得来的，千真万确。这还能有假吗？但他宁可希望是传闻失误，也可以减少总经理的忧愁。
“他们不回来，问题也清楚了。”徐义德今天中午得到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一个响雷把他打得目瞪口呆。他一生是在计划发展自己企业并吞别人企业的日子中度过的，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他的全部企业一霎眼的工夫全完蛋哪。他啥地方也懒得去了，回到家里，就叫梅佐贤马上来。本来想只和梅佐贤商量商量，朱瑞芳见他神色有异，再三追问，他只好说出，要家里人都来谈，出了事，大家心里也好有个数。
梅佐贤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大清楚，他想不通：
“共同纲领不是明明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五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吗？总经理。”
“那是过去的话，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变了。”
“国旗上那颗星呢？”
“黯淡了！”
“共同纲领是各民主党派举手通过的，共产党代表也举了手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梅佐贤并不真正了解共同纲领，有些条文他不清楚，却装出很懂得的神情，愤愤不平地说，“办事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才行。这次政协全国常委会上，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一定会给工商界力争的。”
“共产党有的是辩证法，道理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说的算。我们是老几？现在谈这个派啥用场？”徐义德也不大了解共同纲领，好久没有学习共同纲领，把一些条文也忘记了。
“这个……”梅佐贤还是困惑不解，可是他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社会主义来了，工商界就不存在了，我们全完了！”徐义德瘫痪一般地躺在沙发上，四肢叉开，像个“大”字。他歪着头，对着壁炉凝神遐思：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他不能还手的事。不管天大困难的事，也不论对手怎么高强，他只要一转动脑筋，总可以想出法子对付对付，而最后胜利的，往往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四年多以来他和共产党也较量过不止一回，虽然说不上自己胜利，但也没有彻底失败过，现在却要全军覆没了。他怎么甘心？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哑口无言，书房陷入可怕的沉寂里，窗外的秋风呼啸着，把树上还没有完全发黄的叶子吹得在花园上空飞舞，纷纷落下，绿茵似毡的草地给黄叶铺满。
一阵风来，又把地上黄叶吹起，在空中飘飘荡荡。
朱瑞芳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徐义德和梅佐贤谈话，注意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她了解大事不好，可是比梅佐贤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大家不啧声，但总要快点想个办法才好，便打破了沉默，问：
“啥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呀？”
“哼，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革资本家的命！”
朱瑞芳听了徐义德这句话，眼睛顿时鼓得大大的：
“革命？就像上改革地主的命一样？财产全都没收？工人斗争资本家？余静他们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搬到草棚棚里住？你和守仁要到厂里去劳动，就像筱堂他们在乡下一样？
这太可怕了！”
徐义德没有吭气。朱瑞芳追问道：
“革地主的命乡下死了不少人，革资本家的命也会死人吗？会不会像我哥哥那样？”
徐义德仍旧没有作声。大太太急了，对朱瑞芳说：
“义德不是心思，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不过这么问问。”朱瑞芳转过去，焦急地问徐义德，“义德，你说话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了，好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在想怎么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一时急切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朱瑞芳的话一再打断他的思路，他只好答道：
“刚才不是说了，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来了，首先要搞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朱瑞芳平常听徐义德谈话，多少也了解一点外边的情形。
她听到有“资本主义”四个字，困惑不解了：
“你不是说社会主义吗？怎么又是资本主义呢？”
“唉，不是啥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也是资本主义吗？”
“你别打扰我，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
朱瑞芳一走要问个明白：“你讲清楚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事体，现在连我也弄不清楚，你们怎能弄的明白呢？过去‘五反’只要钞票，现在社会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反正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
“那你一辈子办的这么多企业，一下子全完了吗？”
“这还用问！人家要社会主义么！”
林宛芝一直没有啧声。她在想：听人家说社会主义好，大家憧憬社会主义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究竟是啥样子的社会呢？她问徐义德。徐义德说：
“社会主义当然好啦，不过对工人好，对资本家有啥好处？要说生活吧，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很不错呀，到了社会主义，顶多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要社会主义！”朱瑞芳忍不住叫嚣。
“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不要社会主义？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冷笑了一声。
大太太慢慢听清楚大家在谈的事了。《西游记》上唐僧过了一难又一难，逢凶化吉，最后才上了西天。徐义德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也要遇到一难又一难。只要菩萨保佑，也可以逢凶化吉的。她想起了为守仁的事，曾经许了愿：要刻一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让天下善男信女朝夕焚香持诵，到现在没有还愿，太不应该了。她明天要老王带她刻去。为了徐义德，她要念两遍观音菩萨宝咒，刻五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恳求观音菩萨暗中保佑，为徐义德消灾延寿。她担心朱瑞芳那个劲头要出事的。她说：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命中注定要来的，反对也没有用。这样的大事，只好听天由命。我看，还是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只要人平安就好了，身外之物有多少算多少，菩萨保佑，我们有碗饭吃就行了。”
朱瑞芳心里说：你无儿无女，只要有一口楠木棺材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可以说漂亮话。徐守仁听大太太最后两句话，不断摇头说：
“菩萨保佑，有啥用场？那是迷信。……”
大太太气生生地打断他的话，说：
“啥迷信？孩子，不要胡言乱语，冲撞了菩萨。不是我念了一万遍观音菩萨宝咒，你现在还关在监牢里。说这样的话是罪过，阿弥陀佛。”
她双手合十，恳求菩萨原谅这个无知的青年。徐守仁并不理会，还是往下说：
“现在要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犯了罪，政府指我一条出路，教育我，改造我。社会主义来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给资本家出路的……”
这回是朱瑞芳打断他的话。她拍了一下摇椅的扶手，说：
“你懂得个屁！乳臭未干的孩子，教训起大人来了，没有一个上下！要你到香港去好好念书，你贪玩，不用功，要跑回上海来。现在好了，共产党真的共产了，啥地方也去不了，只好蹲在上海听人家摆布。”
“是你们要我回来的。”
“要你在香港好好念书，你为啥不好好念书？不听大人的话，还强辩！”
徐守仁不服气地嘟着嘴。朱瑞芳说：
“你要是在香港读完中学，大学也快毕业了，娘老子也好有个依靠。”
梅佐贤笑嘻嘻地说：
“现在要去香港，可以到公安局申请，很容易。”
“这个，”朱瑞芳没有说下去，她望着徐义德，想听他的意见。
没等徐义德开口，徐守仁抢着说：
“我不去香港，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
朱瑞芳咬牙切齿地说：
“那你就死在上海！”
这时老王托着一个漆盘，小心翼翼地走到徐义德面前：
“老爷，有你的信。”
徐义德摇摇头：
“我什么信也不看，你去吧。”
老王点头称“是”，又怕误了徐义德的事，他识相地转过身去，边走边说：“这信是香港来的。”
“你说什么？老王。”徐义德听到“香港”二字，连忙把老王叫了回来，从漆盘里取过信来一看，果然是从香港寄来的，而且是二弟徐义信的笔迹，匆匆忙忙拆开一看：香港那六千锭子已经拆卸装箱，原物料也打好包，纺好的纱准备在香港市场上抛出，正在和人接头厂房的事，如果价钱合适就卖掉，要不，准备租出去，征求徐义德的意见。工人已经解雇了，只留下少数职员在保管。也和轮船公司联系好了，准备争取直接运到上海，万一不行，就运到离上海不远的港口，然后由火车陆运上海。因为办这些事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复信晚了一点，等货一发出，就打电报来。他在香港把未了的事办好，就和弟媳一同回上海来，共同办好沪江企业。他看完信，好像徐义信就站在他身边，立即生气地站了起来，不满地说：
“老二办事体真糊涂！”
“香港出了啥事体？”朱瑞芳担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二把六千纱锭拆卸装箱，准备运回上海，”徐义德把信的主要内容向大家讲了，气呼呼地说，“这不是有意拆我的台吗？上海要共产，他却送货上门，简直是一点政治行情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