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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
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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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政策而战
——揭露“四人帮”批《上海的早晨》和制造“桑伟川事件”的真相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黄浦江畔，风雨交加。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卢湾体育馆，一位名叫桑伟川的青年，被当众戴上了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位青年处之泰然，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冷冷一笑。
桑伟川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命运如何？震动上海、波及全国的“桑伟川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长期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所关心的。
如今，真相大白了。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评论《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遭到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处七年徒刑。“桑伟川事件”是“四人帮”蓄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要从丁学雷的文章谈起。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作者的署名“丁学雷”，乃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笔名。这篇文章是“四人帮”授意起草，由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修改、定题，然后交给“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作为“炮弹”发出来的。随后，新华社转播了这篇文章，在一个月内，《人民日报》连发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章。“四人帮”之意不在评书，而在反党，借机攻击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勾结林彪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桑伟川读了这篇文章，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丁学雷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而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不平则鸣。过了三天，即七月十四日，桑伟川就着手写批驳丁学雷的文章丁。这个小伙子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五六年进厂当实习生。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尤其爱好哲学和文艺。他勤于思考问题，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仔细了解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同小说对照起来加以思考、分析。两个星期功夫，初稿写出来了。桑伟川领导的青年哲学小组，对这篇稿子讨论过六次。大家围绕稿子的基本观点以及是否公开发表等问题，展开了自由而激烈的争论。桑伟川听取组内同志一些好的见解，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他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联系实际。对作品评论，不是谁说了算，要根据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看是否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
桑伟川把稿子寄到《文汇报》。这篇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阐明了与丁学雷的原则分歧。桑伟川认为，小说“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
桑伟川的文章很快地落到张春桥的手里。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一看，如获至宝，随即“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发给一批积极分子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立即下令了解桑伟川的“情况”，要《文汇报》加紧做好“批桑”的准备工作。《文汇报》赶紧拟订了一个“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发稿计划”。张春桥看了两遍，又密密麻麻写了一段黑批示。他承认：“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他所指的中间派，就是人民群众。他心怀鬼胎，阴险毒辣，下令“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那个余党也学着主子的腔调一旁吆喝，批道：“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的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
为了这次“演习”，《文汇报》着实忙了一阵。准备工作如此“充分”，连“桑伟川一方”的动态都探得一清二楚。会前，《文汇报》派人找桑伟川“摸底”，然后密报张春桥。
在张春桥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演习”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桑伟川衣着整洁，兴致勃勃地来《文汇报》赴会。“对立双方”摆开了阵容，一方人数众多，如临大敌；而另一方只有桑伟川一人。“讨论”一开始，桑伟川就开门见山地说：“对这部小说，我是带着问题去看的。对丁学雷的文章，我也是带着问题去看的，觉得很难说服自己。就拿怎样写资本家的本质这个问题来说，丁学雷的文章说马慕韩露出了马脚：既然是有马脚露出，那么作者也就不能算掩盖资本家的本质了……”他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奇怪的是，对方保持沉默，几乎没有打断他的发言。原来，按照张春桥一伙的布置，先要“让桑伟川充分把观点放出来”，然后再抓住他的“辫子”，对他进行围攻。而桑伟川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在团团包围之中，单枪匹马地和对方辩论了三个多小时。他用事实和道理，把飞来的帽子、棍子打得落花流水。
十一月二十日，《文汇报》按照张春桥的旨意，发表了桑伟川的文章和信，并加了一个由张春桥和那个余党修改定稿的“编者按”，诬蔑桑伟川同志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煽动“一切革命同志”都来投入“这场批判与反批判的斗争”。当天，《文汇报》派人了解桑伟川的“反映”。桑伟川严正指出：“你们的‘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是新长出来的毒草，这应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单靠下个结论。”他说：“问题越辩越清楚。为了便于争论，你们可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一发批判文章，群众看了都吓得不敢讲话。”
桑伟川哪里知道，“四人帮”就是要用法西斯大棒，封住人民的嘴，不让群众讲话，以便任他们愚弄、宰割；而他自己，正是“四人帮”及其鹰犬拚命要猎取来“杀一儆百”的对象呵！
以《文汇报》的“编者按”为信号，张春桥一伙对桑伟川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文的和武的两路夹攻，帽子和棍子双管齐下。
《文汇报》上，一片刀光剑影。短短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评论、报道、来信、座谈纪要等等。
《文汇报》的“编者按”发表以后，过了三天，桑伟川就遭到批斗，从此连续不断，逐步升级。过了二十天，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亲自出马，在上海召开的大学文科座谈会上叫嚣，桑伟川“是右倾翻案思潮的产物”，要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