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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珍在妈妈的怀里没动，她歪过小脑袋，仰望着妈妈，理直气壮地说：
“今天礼拜六，不做功课。”
珍珍礼拜六晚上从来不做功课的，不是出去白相，就是在家里休息。这一阵子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很少出去，今天晚上忙着跟妈妈收拾衣服，也没想到出去。妈妈要她做功课，她倒想起来了：
“看电影去，好久没看电影了。”
“等妈妈好了带你去，”妈妈说了这句话，不由地心酸起来，黯然地低下头去。她没有告诉珍珍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特别是最近病更加重了，老是感到不舒服，从来没有想念过的死的兆头，近来时常浮上脑海。只要有一点点精神，她就做点啥，仿佛不做以后就没有时间做了似的。想到啥，她就做啥，然后躺到床上才能宁静下来。她勉强镇静地说，“今天先做功课。”
珍珍不解地望着妈妈。她很奇怪妈妈和平常不同，好像要把所有的事今天都做完了，明天不是礼拜吗？明天过了，不是还有明天吗？为啥要抢着今天做呢？连不应该今天做的功课也要今天做，她实实在在不懂。她知道，妈妈讲的话一定要做的，没有办法，只好搬了一张椅子，拿着紫红布做的小书包，伏在饭桌上，开始做功课了。算完算术，她翻开语文课本，做习题。今天要做的是填写，第一道题是：
我家里有 人
她很快地填上一个“三”字，但一想：外婆算不算家里的人呢？她搞不清楚。她指着“三”字问妈妈：
“对不对？”
妈妈看到“三”字，两个眼睛一愣，脸色有点发白，她担心不知道啥辰光家里就要剩下他们父女两个了。她望着“三”字很久没有说出话来。一股热泪已经到了眼眶，她努力噙住，不让它掉下。珍珍看妈妈好久不说话，吓了一跳，生怕自己填错了，连忙问：
“不对吗？妈妈。”
“对，孩子，……”妈妈的手摸着她的脑袋，没有说下去。
珍珍是个聪敏的孩子，在学校的功课经常得到五分，不管啥功课，只要老师一教，她就懂了。今天的功课做的尤其快，她希望做完了功课去看最后一场电影。她做完功课，把书本和练习簿整理好，放进紫红布的小书包。她走到妈妈面前，小声地恳求道：
“看电影……去……”
“功课做完了吗？”
珍珍从书包里取出书本递给妈妈看。妈妈翻了翻，要给她上新功课。她说老师会上的，但妈妈要上，她只好上了。妈妈抓住她的小手，和她说：
“妈妈不在家，你要听爸爸的话。”
珍珍点点头。
“爸爸回来了，你要帮助爸爸做事。晓得吗？”
“晓得。”
“爸爸回来晚了，你早上起来，不要叫爸爸，懂吗？”
“懂，”珍珍会意地说，“我叫妈妈。”
“不，我说的是妈妈不在家的辰光。”
“那我不吃早饭吗？”
妈妈觉得她问的对，低着头告诉她：
“每天晚上，你自己买好面包，早上起来，用热水瓶里的水泡了吃。”
“妈妈，你啥辰光不在家？我今天要不要买面包？”
“今天不要，等我不在家再买。”
从珍珍懂事的时候起，妈妈一直在家里的，妈妈上街买东西，或者是到外婆家去，总带她去。现在为啥要把她丢在家里？她不懂，问道：
“妈妈，你不在家，你到啥地方去？”
“到啥地方去？”妈妈给问住了。她不愿把心里想到的那个不好的兆头告诉孩子，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可是她总觉得有许多事要预先做好，便支支吾吾地说：“啥地方也不去，——但不能一天到晚都蹲在家里，总有时要出去的。”
“你不回来吗？”
“回来，”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支持着她。她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可是最近到医院去做了心电图，医生的眉头有点皱起，好像治疗上很棘手，还是那一句老话：要她在家里安心休养。休养到啥辰光？别人休养一天天好了，自己休养却一天天坏了。她强打起精神说，“当然回来。”
珍珍抱住妈妈的腿，生怕妈妈马上就出去似的，说：
“你出去，我陪你去。”
“有的地方……你……你不能去。”妈妈的声音喑哑了。
“啥地方我不能去？”珍珍愣着两只小眼睛望妈妈。
妈妈伤感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等你大了就明白了。”
“妈妈现在告诉我……”
“不……”
“告诉我，妈妈……”珍珍的头在妈妈的怀里揉来揉去。
猛的，有人嘭嘭地敲门。妈妈推开珍珍，说：
“快去开门，大概爸爸回来了。”
珍珍飞也似的去开门，走进来的不是爸爸，是个女的。珍珍一把抱住她的两条腿，愉快地叫道：
“余阿姨！余阿姨！”
余阿姨把珍珍抱了起来，一边亲着她红红的脸蛋儿，一边走到戚宝珍面前，劈口问道：
“你生我的气吗？”
“你说呢？”
“我晓得会生气的。”
“你也太狠心了一点，我已经进了厂，为啥连铜匠间也不让我进去一下呢？”
“你一进了会场，我晓得你更不肯走了。还是回家休息的好。”
“厂里轰轰烈烈进行‘五反’，和资产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在夜校里兼的课虽说不多，也算是一个教员，哪能安心在家休养呢？你不让我参加会议，老实说，我思想上是不通的。那天晚上钟珮文要我回来，说是你的意见，你是支部书记，我只好服从组织。”
“你的心情我是晓得的。我关心的是你的身体。那样激烈的会议，你一定支持不了的。我们要从长远着想，等你病好了，要做的事体多着哩！”
“这一点，我也晓得，可是一想起厂里五反运动，我的心就静不下来了。”
“这两天好些了吗？”余静改变话题说。
“唉，”戚宝珍叹息了一声，隔了半晌，才说，“这个病，我看，难了啊……”
余静一听这口气不对头，她从来没有听戚宝珍这么悲观过，暗暗看了戚宝珍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她的身体表面上虽然还保持着丰满，但是脸上皮色显得青紫，眼睛有点浮肿，乌黑的眉头里隐藏着忧愁，眼睛的光芒也失去过去的光彩，不过从头到脚整整齐齐，这又说明她心情十分宁静。她泰然地注视着未来。余静安慰她：
“休养休养总要好的，慢性病要慢慢来，不能性急……”“我何尝不晓得。我这病，和别的病不同，休养好久了，”她摇摇头，话到了嘴边，看到珍珍站在床边凝神地听，她没有说下去。
半晌，她想了想，对珍珍说：
“阿姨来了，你哪能忘记倒茶了？”
“哦，”珍珍转过头去拿热水瓶，里面空空的，她抱着热水瓶上老虎灶泡开水去了。
戚宝珍这才接着说下去：
“静，这两天我感到心里不舒服，从来没想过的事，这两天都想了。我看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她又说不下去了，余静宽她的心，说：
“听组织的话，在家里好好休养，别胡思乱想。我听人家说，多休养一个时期就会好的。”
“你没有我自己清楚。”她的眼睛注视着余静，对她的健康的身体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停了停，说，“看样子，我以后夜校去不了啦。你以后多上我家里来走走……”
余静没听懂她的话，满口答应：
“我有空一定来看你。”
“不是看我，你看看珍珍……”她的眼睛有点红了，小声地说，“还有杨健，我对他的工作很少帮助。他在外边一天忙到晚，回到家里来还要照顾我这个病号，实在是对他不住……”
余静怕她伤心，有意把话题岔开，问她：
“要不要叫我娘来住两天，照顾照顾你？”
“不要。姑妈来了，你的孩子谁管？”
“一道来，好不好？”
“也用不着，我这个病不会拖很久了……”
“你讲这些做啥？”余静设法打断她的话头，说，“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
她没有吭气，眼光停留在余静脸上。余静在找话题，说：
“你想吃啥小菜，我给你做点送来。”
“用不着了，我啥也不想吃。”
“那么，要不要啥唱片，买两张来给你听听？”
“我啥也不要，你以后常来来，我就安心了。”
“别讲这些话，好不好？”
“见一次少一次了……”
一片新月挂在明净的深蓝色的天空，从窗口射进微弱的光芒。房间里静静的，可以听到院子里习习的风声。弄堂外边传来赤豆汤的叫卖声。余静焦虑地征求她的意见：
“我打电话叫杨部长回来，好不好？”
“他？”她想了想，说，“还是让他在厂里吧，‘五反’工作重要……”
“他在厂里写汇报，写好了，要到区上汇报‘五反’检查总结大会准备情况，现在可能在区上。我打电话叫他回来……”
余静站起身来要走，一把给她抓住了，说：
“他讲今天要回来的，要晚一点。别妨碍他的工作。让他忙吧，做完工作，他会回来的。”
她恳求地望着余静。余静也望着她。两个人默默地没有说话，静悄悄中，门外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接着是爽朗的谈笑声，出现在房门口的是杨健和珍珍。他左手搀着珍珍，右手提着热水瓶。他一进门，把热水瓶往桌上一放，首先问余静：
“怎么，你还没回去休息？你有三天没有很好睡觉了，要注意身子。健康是我们革命工作的本钱。”
“出了厂，想起好久没看宝珍了，你也有两天没回来，就弯过来看看她。刚才正要找你，恰巧你来了。”
“有啥事体吗？”
余静把眼光对着戚宝珍。戚宝珍打起精神，勉强露出愉快的样子，望了余静一眼，遮掩地说：
“表妹给你开玩笑，——没啥事。”
杨健从余静的眼光里已经知道一切了。他问戚宝珍：
“你这两天身体哪能？”他过去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注视她的脸庞。
“还好。”她只说了两个字，话便哽塞在嗓子眼里了。她有无数的话要对他倾吐，可是见到他由于过分忙碌而显得疲惫的神情，往往就不说了。今天更怕引起他的忧伤，便忍住没有说下去。
余静不了解她细腻的用心，站在杨健身后，口直心快地说：
“好啥？你刚才怎么给我讲的？……”
戚宝珍用眼睛望了望她，又指着他说：
“忙了一天，在厂里也不得好好休息，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吧。”
余静没有再开口。戚宝珍一时也不知道说啥是好。杨健没有吭气，但他感到今天戚宝珍和往常不同。他回过头去望了余静一眼，好像问：你为啥不说下去呢？
珍珍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谈论啥。她听妈妈的话，在泡茶。她先送了一杯绿茶给余静，接着又送一杯给妈妈，妈妈笑着说：
“先给爸爸喝。”
珍珍把最后一杯又送给妈妈。余静在杨健和戚宝珍两人眼光之下，感到自己说话也很困难，她便把话题转到珍珍身上：
“珍珍真不错，在家里帮助妈妈做事了。”
“小孩子从小要养成劳动习惯，不然，长大了就变坏了，看不起劳动。”杨健对余静说，“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呢？”
没等余静开口，戚宝珍代她说道：
“你哪能强迫人家说话！她要是有话，早就讲了。”
余静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很快告诉杨健，可能他有办法把她治好。她不管戚宝珍祈求的眼光，坦率地把刚才谈的告诉他，最后建议道：
“你看，要不要送到医院去？”
“你为啥要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你早就应该告诉我了，宝珍。”
“唉……”戚宝珍轻轻叹息了一声，有点怨艾的情绪：怪表妹终于透露了自己的病情，又恨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这病，到医院去也没啥办法……”
她的心怦怦地跳得很乱，仿佛有啥说不出来的但是感觉到的东西堵在那里，呼吸有点急促，感到气喘没能把话说完，赶紧用手指一指枕头。他会意地连忙放下她的手，过去给她垫高枕头。她的呼吸好一点，心还是跳得很乱，可是她没有告诉他。他低下头去，小声和她商量：
“我看，还是到医院住两天，那里照顾比家里周到。我这两天厂里又忙，要开‘五反’检查总结大会……”
“没有关系，你忙你的，我在家里休养也是一样的。”
他抓住她的手，用着恳求的声调说：
“宝珍，你听我的话。”
她摇摇头，但脸色变得青里发紫。他不再征求她的意见，回过头去对余静说：
“你赶快打电话到医院去，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
余静出去打电话。
珍珍倒了茶以后，就懂事地站在床边，静静地谛听他们的谈话。听爸爸刚才急促的声音，和余阿姨匆忙跑出去，妈妈又闭着嘴不说话，她两只小眼睛焦急地望着妈妈。
妈妈对爸爸说：
“健，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道，我感到十分愉快。”她在心里想了很久的话，像是一条热情的激流，终于越过理智的闸门向他倾泻了，“叫我遗憾的是我为革命工作太少，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想初步实现了，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可是疾病拖着我，使我不能把全部精力献给党。我对你的工和帮助也很少，有时还要累你来照顾我，影响你的工作，我心里常常过意不去……”
她心头不舒服，涌到嘴上的语言不能顺畅地说出来，不得不闭上眼睛，稍稍停顿一下。他抚摩着她的手，安慰她：
“不要急，工作的时间长得很哩……”
“这个病根难治好了啊……”
“不要这样想，宝珍，听我的话。”
珍珍见妈妈闭上眼睛，低低地叫唤：
“妈妈……”
半晌，她睁开眼睛，又说：
“我啥都安排好了，家里许多事珍珍也会做一些，一些物事她晓得搁在啥地方，我没有别的牵挂，只是劳累你一些，又要在外边工作，又要管家，珍珍这孩子很聪明，希望她将来也学教育，当人民教师……我很……想你啊……健……”
她的语言有点乱，但是蕴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虽然是断断续续，但他完全懂得。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是他激动得竟不晓得说啥是好。她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可以不让她离开这个充满了希望和灿烂前途的祖国。他的眼眶有点润湿，视线也显得模糊了，怕哭声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不幸的预感。他忍住泪水，低声说：
“你不要焦急，我想一切办法给你医治……”
房间里的电灯光这时也失去了光彩，显得有点黯淡，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陈设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外不知道啥辰光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增加了深夜的寂寞，一阵阵呜呜的海风拍打着窗户，房间里越发感到寒冷和阴森。他用深蓝色的花毛巾毯子给她盖上。她的两只手放在外边，眼光还在房间不断望来望去，最后落在房门上。他以为她在寻找啥，便问：
“要啥？”
她摇摇头。
“要喝点水吗？”
她摇摇手。他发现她的眼光望着房门，立刻意识到是找人，问：
“找余静？”
她“唔”了一声。他刚要站起来去叫余静，余静轻轻从外边走进来了，怕惊扰病人，附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她在找你哩！”
余静屈着身子，冲着戚宝珍的面孔，轻轻地问：
“这会好些吗？表姐！”
表姐没有答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当当……当当当……救护车的清脆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一声紧一声的从弄堂口外传来。余静陪杨健一同把戚宝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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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沪江纱厂的饭堂今天变成了会场。
汤阿英和谭招弟来晚了一步，会场里已经挤得没有一点空隙，黑压压一片，到处是人。后来的人没地方坐，干脆贴墙靠门站着。谭招弟站在门口发愁，后悔来迟了，没有地方坐。汤阿英倒不愁，也不忙，她要谭招弟和她一同走进去看看。谭招弟跟着她挤进去，里面比外边宽绰一些，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汤阿英一眼看到秦妈妈和郭彩娣坐在那边，谭招弟和汤阿英挤进去坐下了。汤阿英的眼光对着临时高高搭起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主席大幅画像两旁，挂着两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钟珮文很吃力地找到的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给碧绿的叶子一衬，显得特别娇艳。主席台后面放了一排椅子，杨健坐在第三张椅子上，余静坐在杨健右边，眼光不时向台下四个角落扫来扫去，在看场子上的人是不是到齐了。她看了看表，和杨健低声讲了两句话。台前挂了两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联写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联是：巩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上面一块横幅，也是红底白字，写着十四个大字：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台前左右两旁各放了三盏水银灯，工作人员在试验灯光距离，六盏水银灯同时打开，把主席台照得雪亮。台下的人的眼光都和汤阿英一样：注视着水银灯下的主席台，只有坐在右边第一排的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主席台。
徐义德在铜匠间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伤透了心。他没料到秦妈妈和汤阿英提供那许多线索，检举了那样多重要的材料，更没想到他的攻守同盟瓦解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想到勇复基这样胆怯的人，居然也跟共产党走，并且挖了他的底牌，把黑账当场交给杨部长。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胆怯的人变得勇敢了，心腹的朋友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了。那么，天下还有啥事可以相信的吗？还有啥人可以依靠的吗？当时梅佐贤虽然还没有开口，但从勇复基身上看出梅佐贤最后一定会开口的，郭鹏当然是更加靠不住的人物。徐义德对一切人都怀疑了，连他家里的三位太太也是一样，林宛芝更加危险，不知道和余静谈了些啥。他心里想：那还有好话，一定是揭徐义德的底。他把过去认为最可靠的人都一一想了想，认为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