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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人都还计划好了，一但商毅答应举行泰山封禅，就会接着上奏，要求商毅加尊孔子，加封孔家，请进一步加强传统的影响力，虽然新帝国建立之后，仍然按照旧例，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并在文庙里奉立了孔、孟、董、朱的位置，但并没有给这些圣贤加什么尊号之类的尊称，在许多人坚持传统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不行的，而如果商毅举行泰山封禅，也就可以顺势提出这些要求来。
对这些想法，商毅也未必没有察觉，其实商毅对儒学并不排拆，因为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没有儒学也就没有中国，尽管在另一时空里，后来还出现过几次反儒批儒的运动，但都无法动摇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也可以说，儒学其实己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任何想改变这一现像的做法，最终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儒学有保守、消及的一面，但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相反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继承、发扬的地方，而且最原生态的儒学，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可以放入许多东西，因此在后世从儒学中又衍生出了理学、新学、事功学、心学等等不同的学派，只不过由于历朝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以政府干预的手段，选择了其中最保留的一部份，而打压其他的学派，结果也造成儒学越走越窄，越来越保留，甚致成为顽固的守旧势力。
因此商毅才选择不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任由儒学在新帝国中自由发展，自主的吸收新思想，最多只是加以一些引导，毕竟在这个时候，儒学还未彻底走向保守的一面，还是有一些思想开明，能够吸纳新思想的学者，而对泰山封禅，商毅并没有那个兴趣，也不想搞什么面子工程，虽然说帝国并不缺钱，但这笔钱还不如用来干一点别的，有益的事情，那怕是搞个阅兵式，也比什么泰山封禅要强。
但不管怎么说，商毅做出了不举行泰山封禅决定之后，内阁的成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商毅禁止后人也举行泰山封禅，并禁止一切的祥瑞、吉兆一类的事物，也都非常赞同，因为历朝历代都不乏有人也什么祥瑞、吉兆为由，哄骗皇帝，并借机上位，商毅这样的做法，显然将这一切事情都杜绝了，其意义，比起彻底废除太监制度，也并不差多少。
因此内阁的官员们，包括大部份的国会议员也对商毅的这个决定十分赞同，并且也由衷的敬佩商毅，尽管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商毅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帝，但也确实己经做得很不错了，毕竟十全十美的皇帝，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第419章 南京风云（三）
泰山封禅的风波刚刚平息下来，但南京马上又发生了另一件重大事情，其影响范围，持续的时间，都远比泰山封禅的事件要大得多。
就在李华梅到达南京的当天，由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北京等省地区的一些知名学者的组织下，一共聚集了三百五十八名学子学者，一起联袂进京向内阁联名上书请愿，这份请愿书洋洋一共写了近万言，并附有数千人的签名，一共写了三大卷卷轴，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首先就是请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其次是罢除奇淫技巧、重视诚心正意，其他还有限制商业、禁止开海、恢复科举旧制、逐驱天主教等等内容。
李华梅在进宫途中，在马车上看到的那一种学者，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共一百三十三人，他们赶到洪武门前聚集，跪伏于地，向朝廷递交万言书，而随后另外两批学者也都赶来聚集，这三百多人全部都跪在洪武门前，也将洪武门前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
虽然是在皇宫之前，但这些奇怪的举动，还是引得不少南京居民远远的驻足观看，而且军队也赶过来，不过这批人都还比较本份，只是老老实实的跪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于是也有一个军官过来，告戒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而领头的几个人也保证，自己不会乱来，因此军队也没有驱赶他们，只是离着几十歩远警戒。
这时商毅正在内阁和众官员们商议事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都大感意外，谁也没有想到会闹成这一步，而商毅也意识到，中国的思想冲突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
现在中国的统治虽然稳定了下来，但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却十分激烈，而思想的分歧大体又分为南北两派，相对来说，北方偏保守，而南方偏革新，只是在此之前，双方的争话都只是停留在学术方面，最多只是在报纸上发文，隔空互相争论一番，而南京政府一般对于学术争论都是釆取不干预的态度，因此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但在新年之后，商毅下旨坚持执行新的科举制度，也成为北南思想冲突激化的导火线。
原来自从宋代以后，南方由于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也逐渐高过了北方，明朝开国之后，在洪武年间进行的几次科举中，南方考生的上榜率明显要高于北方，一甲的前三名和会元几乎都是南方人，而状元更是全被南方人垄断。
在洪武三十年的会试中，选出五十一名贡士全部都是南方人，而这一结果这也引起了来自北方考生的极大不满，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还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有说主考官收了钱的，有说主考官不公的，有说主考官搞地域歧视等等，街头巷尾各式传言满天纷飞，这就是明朝初年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事件。
而明朝也立刻举行了复查，但复査的结果却是，所录取五十一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因为这个科举都是封名阅卷，主考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考生的名字，也无从作弊，而北方考生仍然不一，同时连朝中的官员也牵扯了进来，几乎就要演变成北南之争了。
后来朱元璋出于南北平衡的考虑，自己亲自重新阅卷，将录取五十一名贡士全部改为北方考生，才算免强把这次风波给压了下去，从此以后，明朝也改革了科举制度，实行南北分榜，分别录取，到明朝中期，又演变成了南北中三榜的划分方式，到万历时期又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而清朝建立后，也基本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对于分榜制度，商毅并不是没有想过，因为每一地区的教育水平不一样，后世的高考也分了地区，对边少地区还有一定的照顾，不过明初的南北榜事件是发生在会试的时候，也就是进京考试，但现在中华帝国才刚刚才进行了乡试，还没有到分区的时候，本来是不该引起争议的，但甴于自然科学与以前考应文章不同，文章虽然是有好有坏，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自然科学都是有标准的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棱两可，因此不及格就一杆子打死，没有变通的余地。
因为中华帝国是立足于南方建立的，公办学校，以及师资力量也要充足一些，而且南方的思想也相对开放，许多私塾对自然科学也不排拆，还有不少私塾的先生都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可以招到更多的学生，因此自然科学在南方普及的也广泛一些，而且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南方受到的影响破坏也小得多，甚致是传统教育的沿续性也要好得多，结果在去年的乡试中，南方考生的合格率还不错，虽然也偏低了一点，但也在正常的范围以内，也就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在北方就要差得多，有一些县连一个自然科学及格的考生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一个通过的考生了。
乡试都是如此，后来的省试、会试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新旧思想上的冲突，于是在北方地区的学者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在新年以前，就不少地方的学者都联名上书中央，要求重新举行乡试，并将自然科学的内容从考试中剔除掉，但新年之后，商毅下旨，明确表示乡试的结果是不会改变，而且科举制度也不会改变，因此也进一步引发了北方各地学者的不满。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敢公然反对帝国，只能祭出了最后一招，联合进京请愿，向朝廷上联名万言书，而上书的内容除了科举之外，还包括针对帝国的其他制度，当然这也是因为建国之后，商毅对思想言论放得比较松，如果是在清廷当政，那怕是朱重八在位的时候，也都是肯定不敢的。
但不管怎么样，事情总是发生了，因此在接报之后，商毅也下令，停下其他的公务，首先来讨论对这一次请愿的事情怎样处理，经过了内阁众官员简单的讨论之后，众官员们决定，现在不要激化矛盾，首先收下上言书，看一看写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做决定，而对请愿的学者学子们，暂时以安抚为主，可以给他们安排住宿，一来是表示政府的怀柔，二来也是更于管理，免得弄出大乱子来。
商毅对此到也没有异议，因为这种上京请愿的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有，其实是中国古代民间向朝廷表示自己声音的一种形式，无论这一次请愿的内容是什么，但这种形式是不能禁止的，因此商毅只是要求，一定要让请愿者保持秩序，不许借机对南京的日常生活造成破坏，影响秩序，而请愿者的住宿饮食由朝廷来付责这一点，到是可以，但要派遣军队监视。
内阁做出了决议之后，立刻派出两名内阁官员，出洪武门去面见众学者传达内阁的意见，首先接受他们了上言书，并表示内阁会认真阅读上言书，并上交给皇帝御览，但对上言书里提出的要求怎样处理，还需要时间来讨论，因此请他们暂时在南京等候，并安排他们到馆驿休息住宿，但同时也告戒众人，不许在南京胡作非为，破坏治定，否则一定将会严惩。
这时众学子们在洪武门外跪了半天，也确实足有些累了，而且内阁也接受了上言书，答复的理由也很合理，毕竟将求内阁马上就做出决定也不可能，而且有地方住，包吃包喝，当然不错，起码可以省钱，而组织这次上京请愿的领头几个人也都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虽然在队伍虽也有几个人鼓吵着“如果内阁不答应就跪在这里不走之类”，但见其他人都跟着官员一齐离开了，也熬不住累饿，终于也跟在后面一起走了。
见终于把这批请愿的学者们都安稳下来了，内阁上下也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是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同时又赶忙安排了一队士兵，在馆驿外驻守，当然名议上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不限制众人的活动，但要外出时必须登记，发给令牌。
而在内阁里，众官员们也在为上言书的内容议论纷纷，因为看过了上言书的内容之后，绝大多数人对这份上言书提出的要求都嗤之以鼻，内阁成员基本都是追随商毅打天下的人员，一方面是对商毅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湥С庑┬抡叨杂诘酃⒄沟暮么Γ硗庖灿幸恍┤巳肥凳强┝搜劢纾岣吡思叮比灰膊簧偃擞屑鹊美嬖诶锩妗�
比如第一条恢复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就连王夫之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因为什么才算古制呢，是宋朝、唐朝算古制，还是夏商周三朝算古制，而像什么限商、禁海之类，只会造成帝国的财政崩溃，更是不可能，但这次事情怎样处理，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连商毅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
第420章 南京风云（四）
不过见一时半会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意见来，商毅也决定今天先散会，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
商毅回到后宫，也就是李华梅进宫的时候，当天晚上，商毅也放下了这些烦心的事情，和李华梅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一早，李华梅赶到统战部去办理辞职手续，而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商毅也神清气爽的又来到内阁，重新开始内阁扩大会议，讨论解决上京请愿的事梼。
这次内阁扩大会议，还邀请了来自国会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三人，因为这次上京请愿，虽然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事件，而黄、顾、方三人既是国会议员，也是当代知名的学者，因此请他们参与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经过了一天的休息之后，众内阁的官员也都从昨天的突然中回过神来，并且也都在家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因此在今天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基本思路：请愿书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肯定是不能答应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三百多人怎么来处理，好顺利的解决这一事件。
随后有人就主张将，于脆将这些人全部都遣送回原藉去算了，因为他们留在南京，总是一个大麻烦，现在虽然安抚下来，但很难说以后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如果有人不愿离去，则可以由皇帝或内阁下达行政命令，将他们强行遣返回地方去。
也有几名官员对这批上京请愿者非常不满，没事好端端的，在家里待着不好吗，跑到南京来闹什么事情，因此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惩处，可以取消他们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更有甚者，主张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收监关押，判个几年再说。
不过这个意见也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因为民间人士进京请愿，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体现地方民间情况的一种图途，并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他们在京城里也没有闹事，根本就没有抓他们的理由，而且商毅称帝之后，一向主张坚持法制，杜绝人制由其不能以所谓大不敬、惊驾、违禁的莫名其妙的罪名，胡乱抓人关人。
另外这三百多人在地方上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其中也不乏地方名士，有一些人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还有认识，当然不愿意将他们釆用抓捕入狱，而且这样做对朝廷的名望也是不利；而强行遣返，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强行遣返，必然会对帝国产生不满心理，难免会在地方上有所怨言，而地方又偏离京师，有可能会造成地方上出现动荡。
因此王夫之就主张，还是应当以好言安抚，劝说，争取能够说服他们，自愿返回原籍，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朝廷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让步，或者说是怀柔，比如在他们提出的十二项要求中，釆纳一二条无关大局，或对国家政策响影不大的意见，并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嘉奖虚名称号，这样既可以平静的解决请愿的事件，也可以显示帝国的宽大和仁义。
大部官员都赞同王夫之的主张，由其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甚致都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劝说这些请愿者，毕竟如得处理方式太过份了，对国家也并没有好处。
但也有人对王夫之的建议提出了质疑，李岩就认为，王夫之的想法虽然不错，但能不能说服得了这些人，还很难说，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采纳一二条不痛不痒的意见，或赐几个无用的虚名，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心悦诚服的离开京城。
而李岩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内阁官员的想法，因为一但劝说无效，那么对帝国、对内阁的权威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说不定还会让这批请愿者越弄越来劲，到了那时内阁反到骑虎难下了，因此怎么个劝法，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当然平和的解决这一事件的基调，还是定了下来。
而王夫之等人听了以后，也觉得心理有些没底，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批人都是非常顽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因此全场一下子也都静默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商毅的身上，这个时候只能由商毅来拿主意。
刚才众官员发言讨论的时侯，商毅一直都没有发言，只是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说，他当然也不同意釆取过激的做发，除了刚才众官员发言的理由之外，商毅也不愿意开这个坏头，一切都用权力来强行解决，治国毕竟不同于打仗，可以快刀斩乱麻，还是应该多勾通、协商来解决。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商毅笑了一笑，道：“诸位所说的都没有错，对这些学者上京，也是为朝廷进谏言，应当礼相待，晓之以理，使其心悦成服，自愿离京，但以这些人的态度，一味正面好言相劝，恐怕难有效果，因此朕有一个想法，不如就搞一个辩论会，对他们提出的这十二条意见，一条一条的进行辩论，真理都是越辨越明，让他们辩输之后，服服气气的离开南京！”
等商毅说完之后，在场的二十余位官员也都怔了一怔，被商毅这种奇思妙想的办法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商毅接着又道：“而且这次辩论的内容，全部公开进行，可以任甴南京的学者、学生傍听，并且将双方的发言全部都记录下来，在报纸上公布发行，并且结集出版，让天下学者、学子都能够看到，这样就算是辩不出一个结果来，孰是孰非也可以由天下人去评说！”
王夫之这才明白了商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把一次政治事件转化成学术争论事件，这样就好办多了，而且辩论多久都没有问题，这边该辩还辩，而内阁还是该干嘛干嘛，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就当是把这三百多号人养在京城里吧，另外王夫之对辩论还是有充份的信心，一来他认为现在帝国实行的这些国策是决对正确的，当然不怕辩论，而且这近两年以来国会一直都在各种辨论中渡过的，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有辩论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理是不行的，还要能够充份的表达出来。
而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也认为啇毅的这个意见可以一试，致少比一味的劝说靠谱一点，其实在讨论学术的时候，也经常会进行辨论，有时是面对面进行，有时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在南宋期间，就发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次很要的辩沦，一是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进行了“求知”和“求心”之辩，另一个是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以书信来往的形式，发生了王霸利义之争，这两次辩论，对于各人对自己的学术完善，以及思想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进入明朝以来，虽然没有再发生像这两次辩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辩论了，但明朝各学派学者在交流之中，互相辩论也是常事，甚致从另一面来说，举行这一次辩论，对于学术交流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新旧思想冲突，这些学者们都能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