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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贾谊论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
（丁如明）
喜雨亭记
〔宋〕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之事。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作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是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而高兴，生病的人因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向客人举杯劝酒，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上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辞道：“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我因而用雨来命名我的亭子。”
（王水照）
超然台记
〔宋〕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从台上向南望去，是马耳山、常山，它们忽出忽没，时隐时现，若近若远，也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而东面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齐桓公的遗风，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高大而又平稳，进深而又明亮，夏凉冬暖。雨雪纷飞的早晨，微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客人们没有不跟从着我的。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着，说道：“游玩真痛快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把这台命名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出于事物之外啊！
（王水照）
石钟山记
〔宋〕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