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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驻扎在科曼树林附近的第99步兵团和巴伐利亚第20后备团之间，和平一直持续到191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从1914年圣诞节算起一共持续了3个星期。促使形成和平的巴伐利亚人那边，根据有关战争日志的记录，他们甚至打自己人，当然是普鲁士人挑起的。从本来就存在于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的憎恨出发，好战的普鲁士人向实行和平的巴伐利亚人瞄准了枪，这一点特别引起法国人的注意。
然而这并没影响巴伐利亚人，相反，这促使他们更坚决地去实施他们的打算、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提醒法国人，如果被卑视为“普鲁士肆虐者”的普鲁士人企图进攻法国阵地的话，他们会及时知道并通知对方的。
下面是有关的战争日志的摘录：
“1914年12月28日：整个前线都很安静，我们在图夫树林里掩埋了自11月29日就躺在德国战壕附近的8名死者。12月29日：巴伐利亚人还是没有向我开枪，如果他们的军官来了，他们会提醒我们的。我们利用这一安静，加固我们的铁丝网工事。12月30日：军官之间在谈他们军队的士气。德国部队显得疲劳不堪。交换报刊和新年 贺卡 。12月31日：继续停战，巴伐利亚人没有干扰我们的工作，条件是：我们不能剪断他们的铁丝网。午夜时分，我们都朝天开枪，迎接新年的到来。”
1914年最后一天的午夜时分，前线到处都在开枪，好像停战突然结束了。德国人晚上11点就开始开枪了，英国人搞糊涂了，因为这不可能是迎新年的意思——英国人也想到要用这种方式迎新年的——后来有个人发现，在佛兰德如果用格林威治时间计时的话，现在还不到午夜，而是晚上11点钟，可是在欧洲大陆已经是午夜了，于是现在开枪就能解释通了。
德国人又是唱呀又是叫，同时朝天开枪。他们当然祝威廉皇帝以及加冕皇子长寿，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不仅能经历这一个新年，而且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跟德国人一样，英国人也朝天鸣枪欢庆新年，然后他们等着，等新年的钟声响起。午夜到了，爱德华·赫尔斯少尉向天空发了一枚照明 火箭 ，英国人互祝新年好，按他们的传统，用《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开始祝贺。
他们重复唱了3遍，唱到第3遍时，德国人开始加入，他们好像很快学会了歌词，其实歌词也不难。“我又朝夜空发了3枚照明火箭，把整个无人区都照得通亮，我想看看，敌人会不会利用我们唱歌的时候摸到我们的铁丝网前。当我看到一切都很平和时，就走回我们的战壕”。
1914年除夕，在布蒂耶利，这个战区万籁俱寂，贝德福德郡人和萨克森人之间实行停战，时而放几枪闹着玩，正如怀亚特所叙述的，将军来视察了，就放几枪意思意思。这儿，人们也在利用这停战时间为不可避免的风暴作准备，只要基本上不违背停战约定，所有的措施当然都是允许的。双方在互相友好的基础上为自己寻找机会，较详细地了解对方防御工事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对方那些危险的武器及机枪隐藏在什么地方。对方不久又要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了，所以应知道会从哪个角落发射出来，以便拯救自己的生命。
W·A·昆顿正和几个伙伴将机枪挪到另外一个窝巢去，这件事只能在晚上做，不是因为怕敌人开枪，因为打从圣诞节以来，即使在白天也是很平安的，但大家都知道，战争总有一天会继续进行的，所以他们不想冒被人看见的风险。他们感觉到，在友好见面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发现他们的机枪在什么地方。正因为如此，一旦战争重新开始，这将是非常致命的，于是他们利用现在可信任的和平，将“马克沁”机枪换个地方。
要将武器、弹药和配件拖过泥泞地，还要尽量不让敌人发现，他们拖的是什么、在往哪里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大概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突然听见有枪声，于是我们趴到地上，平直地贴着烂泥地。德国人开火了，他们骗我们，我们痛骂他们，用那些无法在这里重复的话骂他们。可是奇怪得很，我们没有听到通常在头上飞过的‘乒乒’的子弹声。紧接着就有解释了，已是午夜时分，他们不是在开枪打我们，而是在朝天打。‘嗨，小伙子们，起来吧。怎么啦，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我们中的其中一个喊道。我站了起来，看看我的表，正好是午夜过2分，这一误会差点把一切都破坏了。也算德国人运气，我们没有用瞄准了射击来回答他们的开枪，要不然现在和平已经完蛋了。”
停战在继续，“只要能做到，我们会不断延续和平的。”当年在格雷尼厄树林的第2皇家西萨里兵团的二等兵艾伯特·莫伦说。1981年马尔科姆·布朗在BBC影片《无人区的和平》中说：“谁知道……圣诞和平按说应该意味着结束战争的开始，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我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那么战争理应因此而结束，而且就是要由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来结束它。”而不是由政府里和总参谋部里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战争的人来结束。
在法国，当人们听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搞友好活动的消息，感到很气愤，是啊，非常反感。不应该发生和平，只要敌人在进攻和扼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应该有和平行动。于是，根据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发表这样的消息。法国人更加不愿意听到自己的同胞们也参加这种联谊活动。啊，这些英国人，他们曾经也很怪，他们在历史上就是这样，他们不仅参与，而且在国内的报纸上刊登和报道。不过话要说回来，首先，他们国家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其次，我们也不想一面充满感激和钦佩，一面又很快忘记：战争爆发时，英国人立即赶来帮助受威胁的结盟国家。但勇士是不会跟任何德国佬友好的。事情也真巧，刊登相反消息的英国报纸正好这几天没有在巴黎发行。
不行，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不能搞友好活动。然而勇士们和德国佬拉成圈子围着炮弹坑跳舞，他们一起唱歌，就像其他地方以所谓有失身份的方式见面一样，友好行动不仅局限在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还有些法国人，他们干脆就是不服从让他们互相厮杀的命令。但是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自卫：尽管在开枪，也就是浪费子弹，却不去命中对方。双方的军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如此温和恭谦的士兵们替换下来，由新的部队接替他们。
用通常简练的话已不能说明问题，来到该死的战场上打仗，不是为了跟这些该死的德国蛮子交换卷烟和踢足球，而是为了消灭他们。或者反过来，德国人也会这么想：这些阴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各种亲近表现，使勇敢的德国士兵丧失警惕，因此最好还是瞄准了他们开枪，以阻止任何接近。
曾经满怀激情奔赴战场的恩斯特·巴拉赫以《先胜利，后和平！》作为他的素描作品的标题，他好像还完全站在爱国主义阵线上。这幅画诞生于1914年圣诞节，表现了他对前线圣诞奇迹的看法。然而画面上的内容和标题却有矛盾。一行没有尽头的蜡烛，像一道铁丝网，消失在地平线上。在这行蜡烛的上方照耀着伯利恒之星，背景的再上面是小天使在吹和平的号声。画面的前景有两个人物，一个站着，一个跪着，站着的形象比跪着的高大得多，跪着的快要陷进泥浆。这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在把另一个拉上来吗？还是另一个要把他拖向无底深渊？这个已经半陷进泥浆的人要继续战斗，还是想阻止另一个去继续战斗？不是先胜利，后和平，而是现在，就在1914年圣诞节，在战壕里实现和平？
巴拉赫的同时代人，比利时人卡雷尔·劳韦斯驻扎在迪克斯迈德附近的战壕里，他也画了一幅黑白素描，没有天使，没有星星，在灰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块黑斑，是战争的乌云吗？近景是士兵们蹲在战壕里，在一堆营火旁取暖。他们也唱歌，后来他说，唱的是《午夜基督》和《乞丐的圣诞节》。他这幅画的名字很简单，就叫《1914年圣诞节》。
巴黎后方的气氛和法国北部的真实情况明显的不协调；同样，伦敦人和伊珀尔的英国士兵的心情，或者柏林人和西线德国士兵的心情也是多么不协调。在这些大城市里灌输的仇恨，已不再会很快把普通士兵推向无人区的死亡。男人具有的典型冒险乐趣和争斗乐趣已经消失，只有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再复活。对共同经历过的恐惧作怀旧式的美化也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战友情意。这一情意是被那些看到死亡还热情洋溢地谈论着共同命运的前线战士激励起来的，好像这种情意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感情似的，所以他们如此渴望着它的重复，直至希特勒来满足他们的这种渴望。
1914年，在德国报纸上报道了联谊活动，说“所有战争的指挥者”——又是指亲爱的上帝，可怜——出于好心让大家喘一口气。
人们完全可以用某种借口很容易地解释圣诞和平这一奇迹，可以说成是上帝赐予的奇迹，用来诞生上帝的儿子的，但不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的。《曼彻斯特守卫者》的一个编辑将那忧伤的终曲最后归于和平的原因，仍然作了凡间的解释：“那不是上帝赐予的停战，不是通过宗教发起而成为权威的停战。相反，这一停战唤起了更多的希望，比宗教发起的和平蕴含着更多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由普通的人创造的——他们确实也创造了，尽管他们的处境令人绝望——那么人类就有希望。这就是希望所在，哪怕该诅咒的战争在继续，这一希望永远存在。
普通的人，十分普通的法国人，自从圣诞节以来和普通的巴伐利亚人处得这么好，新年后他们筑起了拒马、加固战壕，而且很乐意让对方出出主意，他们只说法语。法军的兵团日志记载着：“1月2日：他们深深地感到遗憾，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的军官严厉禁止他们。1月3日：整个战线很安静，有时巴伐利亚士兵出现在防卫墙上，十分明显，他们的上司禁止他们和我们有任何接触。1月4日：安静的一天，只能和巴伐利亚人匆忙说几句话，免得被他们的军官听见。”
两天以后，法国第一连的下士于尔里克开小差，于是法军中也开始严格纪律。从现在开始，士兵们不许离开地下掩蔽部而跟德国人联谊。在兵团日志中简要记载着，从1915年1月14日开始，战争以激烈的交火继续进行。
战争后来持续了44个月，130万士兵丧生。雅克·塔迪在他的漫画集《阵地战》里算了一下，如果所有的法国阵亡士兵们在法国国庆日——7月14日——排成4行齐步走的话，到最后一个死者展现他那苍白之脸，至少要走6天5夜。如果换成德国人，将会有二百多万张这样苍白的面孔从坟墓里出现，但没有人再认识他们了。在东线打仗的俄国人于1916年复活节试图实行临时停战，他们约有180万士兵阵亡。奥地利有100万士兵阵亡，意大利 ……啊，这些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了900万人的生命，这是一场原始灾难，但却不是自然灾害，“它是人为造成的，这一战争最后以各方的精疲力竭而告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沃尔克·伯格哈恩分析说。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造成更多人死亡、让人类屠杀达到顶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写了1914年圣诞和平的美国编年史家斯坦利·温特劳布也有这样的看法，他甚至将三十年战争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
第五章 为新闻而战
来自前线的书信，写到这独一无二的圣诞停战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个模式写就的，就像出自战壕的例行公事：亲爱的父母亲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敌人开枪了 ／ 不开枪了；天气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们好吗？给我寄卷烟 ／ 袜子 ／ 饼干。此外，上司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信越来越多了——他们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只要翻译一下，可以用在每个国家——士兵们英勇战死后：尊敬的家属 ／ 太太，您的儿子 ／ 您的丈夫为祖国 ／ 为家乡 ／ 为大英帝国而阵亡，等等。
圣诞节后没几天，来了许多信，它们终于提到了一些别的内容，而且是一个奇迹，士兵终于不再写他们的人间地狱了，而是写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天堂和平，他们的家属把这种和平理解为一种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这一奇迹能够尽可能持久地延续下去。这些信件转交给了报社。内容相同的细节——唱歌、交换礼物、友好联谊、停战——刊登在英国的每一种报纸上，包括各个郡的小报上。在德国很少发表，在法国根本不发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国《每日新闻》和这一圣诞节轰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每日新闻》一直是由军队控制的，以刊登关于敌方残酷行为的报道为主，现在报纸的版面已经不够用来登载这些人类美好的文件资料，甚至还不够用来登载阵亡士兵的名单。
英国报纸上口气尖锐起来，评论的火药味浓起来，观点极端起来。和解已没有余地，人们在争取先胜利再和平。H·G·威尔斯满腔激情地、有战斗力地、有预见地恳求政府，不许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按他们的设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们在战后允许德国人造军舰，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佛里斯兰群岛和赫尔果兰岛从他们手里拿走，还有那些殖民地，那我们便是绝对的愚蠢”。当然威尔斯认为，好人最后是会胜利的。
在英国，跟在德国发表的煽动性文章相反，直到现在还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伤的终曲使我们对失去的东西抱有希望。大侦探舍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在战后强调说，圣诞和平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类所有残酷战争中的一个插曲。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人写过，那么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们能读到的故事之一。《南威尔士回声报》的一个编辑写道，这种敌我双方共同欢庆圣诞节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奇迹：“他们在战壕里互相拜访，他们比赛足球，他们举行自行车赛，他们一起唱歌，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非正式的停战，这一切肯定会作为这场大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每日镜报》的作者写出了读者的心声，读者看了有什么感想，他显然也很清楚。像这样的文章在德国不仅永远不会有人写，而且也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干脆就是不符合那里的世界观：“一个士兵的心里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面前是什么、打仗的原因、怎么会打起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他并不关心。他为他的国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国家的敌人打仗，作为敌方国家的一支军队，所有的人都是该诅咒的，都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但他知道，那些个人并没有这么坏，仇恨主要存在于家乡的后方……这个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须干活，他必须打赢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愤怒，而盲目的恨也只有在炽热的战斗中才能操纵他。在其他时间，他很清楚，这些战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谬误。”
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法国人蜕变成破口大骂者，他们的正义感沾染着纯民族主义成分，通过今天发表的内容显得十分形象。其中一个观点坚持要以巴黎《晨报》的姿态而排除战壕里的友谊。众所周知，这种友谊其实已根据我们部队的观点由德方结束了……而《晨报》方式的排除怪诞得令人作呕，它只能被看作神经质的蜕变。”
巴黎的策划者，按德意志精神是柏林的“难兄难弟”，从他们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样，听到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说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在搞友好联谊活动，于是大肆发泄对敌人的愤恨：“法军的司令官应该让部下注意这种亲密行动的危害性。你们不应听从他们的友好习惯，要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