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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只有两三百人，那怕这两三百人全部是张岊，又能做什么？但一路吃香的喝辣的，居然平安来到高邮城下。最搞笑的一幕出现，高邮知军晁仲约竟然要求当地富户用金帛牛酒犒劳这群起义军，以求买安。
是搞笑，耻辱到让人不得不笑的程度。
后面的起义同样如此，就是这两次起义，利用得当，便是一次良机，利用不当，便会使宋朝滑向永远冗兵的深渊。
第四百五十五章 请行
六月天气热了，看着深邃的夜空，杏儿说道：“天街夜色凉如水，天上一定不热吧。”
郑朗一阵大笑，说：“若是在夜晚，天下肯定不热，不但不热，还很冷。”
“会有多冷？”
郑朗又笑，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
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许多人出来纳凉，有的店铺索性一夜开到亮，过了三更后，生意照旧兴隆。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
多年的战役，使全国百姓困苦，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也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君王仁爱贤明，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有的人私心很重，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
不过来到中书，郑朗陆续接到一些邸报，心中也暗叫侥幸，事实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幸好战争中止，否则今年宋朝将会面临无法想像的危机。
朝堂上还没有感觉，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并没有惊动朝堂，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仅是一群流匪。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先是欧阳修上书，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若真是如此，事深可忧，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于北敌。
一语中半的，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
理由更不对，与契丹和好四十年，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可见其国之心。这么好的便宜不捡，傻了不成？当真以和为贵啊，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这个国家快完蛋了。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这一次会敲得更多。
因此要防北，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镇定一路是张存，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非将臣之材。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要练兵，要选将，要备边，不能等契丹人来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于是发生后来的事。
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默契”，不停的共同上书。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这是礼制，一千八百贯，只能养兵士十八人，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
大旱来临，物价上涨，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再备兵西夏、契丹，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
旨准。
接着再次联手上书，西陲用兵，为数浩繁，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缘边四路多有不便，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唯有相互商议。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直到来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所有勾当（指谋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据制度奖励，以便助军费。
这是想办法开源，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于是赵祯再次旨准。
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窍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委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此可谓心腹之大忧。为今计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欲望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患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张，严防而己，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一是当初的约定，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契丹已经堕落矣，臣担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
顿了顿说道：“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官府抓俘不服，发起的暴动。其余盗贼，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还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压，加上旱灾，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没有做好，加是贫困，于是挺而走险。许元已去南方筹粮，不日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陛下可以下旨，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赈济百姓。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监督官吏放粮，先安民心。民以食为天，不求让他们吃饱，最少有一个半饱，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迟早必被朝廷剿灭。陛下，治国者义为节，仁才为本。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
赵祯动容，说道：“准。”
郑朗又说道：“数支贼寇，唯有王伦贼最强，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来回不出一月，便可将此盗贼剿灭。”
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分成两营，每营有两百余将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腐败堕落之前，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
第四百五十六章 不能答
赵祯没有同意，说：“盗贼王伦仅数百人，不需卿亲自前往。”
王伦虽让朝廷头痛，只是一只鸡，用了牛刀未免太过。
郑朗答道：“陛下，高邮临近大运河，马上六月末，江南茶盐之税，平安监的金银铜铁悉数将从大运河运向京师，一旦拦截，会将如何？况且自高邮往南，皆是国家鱼米之仓，供粮大户，贼已从沂州糜烂到了高邮，往南便是扬州与真州，渡过长江便是江宁、润州、苏州、湖州、杭州。”
郑朗每提一处地点，赵祯的秀气脸蛋便白了一份。
除了真州略小外，其他几州那一州也不能糜烂，这几个州那一州每年税务不是好几十万贯，甚至超过百万贯。韩琦与范仲淹为了一千八百贯磨嘴皮子，一百万贯是什么样的数字？
“郑卿，你若去，将悍边军全部带上。”
“陛下，不用，贼寇虽勇，背水一战，负隅顽抗，但臣带一营足矣，至于原因，臣回来再说。”郑朗答道。王伦还好一点，马上的张海起义才是规模庞大，纵横陕西、河南与湖北，使京城十几个州郡彻底溃烂。用兵的地方不要太多。
“人太少了。”
“陛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自沂州到高邮驻扎了多少禁军、厢兵，再加上周边地方，禁厢军与衙前人数能达到一万多人，为何却让两百多人纵横无敌。陛下，诸公，请三思。”
赵祯还是希望郑朗多带一些人马。
毕竟从奏折上传来的消息，敌人太强悍了，宰相出面，万一有败，郑朗有危险，国家也丢不起这个脸。
郑朗说道：“臣对军事并不善长，但也不是外行，请容臣议。”
说不善长是谦虚的话，郑朗对军事不懂，那么朝堂上谁对军事懂？
赵祯只好答应。
从都堂出来，范仲淹依然有些担心，说：“行知，不可轻敌。王伦谋反，不生便死，逼上绝路，又有许多马匹，你带的人是少了一点。”
“希文兄，我没有轻敌，敌人在绝路上，战斗起来一定十分强悍，这个我心中清楚。至于马，不用担心，他们沿途从官府手中掠来许多马，所以越往后战斗力越高，速度也越快。但自沂州往南，皆是内陆，马除了用来通信的外，从未指望这些马上战场，又不是养马之所，劣马居多，良马为少。并且他们全部是步兵出身，不善骑术。仅一个来月，能练出什么精湛骑术？似乎他们只是用来骑，也未听到他们专门训练骑术，准备在马上交战。地形也不同，往南去，多沼泽低洼之所，练骑术也没有多大作用。”
“可你带的多是骑兵。”
“那也没有关系，此时敌人驻扎在高邮，陈执中派了都巡检傅永吉一路南下追赶，畏于敌人之强，不敢追上，进行短兵交接。可是敌寇也知道自己人单力薄，不敢正面还击，一有损伤，四周的郡县官兵与捕快便会如狼似虎的扑上来，因此不断地南下退让。高邮南下只有三条道路，一往泰州，泰州东面便是大海（宋时海岸线没有今天的远），官兵逼迫，只能逃向通州，通州南边还是大海，到时必将自己逼到绝地上。因此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便是扬州，扬州虽然繁华，但驻有六营军队，又有许多厢兵与禁兵，兵力数量是他们的十几倍，也不敢南侵扬州。因此必往西南，进入真州和州，可以西趋大别山，南渡长江。而这一带有的州府仅有一营禁兵，有的州府甚至还没有禁兵驻扎。敌必然选择这条路线南下。可是希文，你看一看高邮西南是什么地形？”
高邮西面现在可没有后来面积很大的高邮湖，有湖，最早是樊良湖，到唐代由于上游来水增加，湖面增加，变成甓社湖与珠湖，宋朝湖面陆续增加，出现许多小湖，上有七十二涧，下有三十六湖，其中大者有甓社湖、珠湖、五湖、平阿湖、新开湖、津湖。直到南宋末年，黄河之水夺淮，形成面积更大的五荡十二湖，明清又采取了引黄入淮的方略，终于使五荡十二湖形成一个新的大湖泊，这才是高邮湖。
总之，这一带地形变化很大，高邮西南有许多湖荡，但远不及后世的面积。再往西南去，便接近天长，这里地势平坦，是一汪无际的平原，最适合骑兵冲突。
别的大臣也许难知道具体的地形，可范仲淹于江东治水治圩，十分了解这一带的地形，不好再说什么，但叹息一句：“人数还是嫌少。”
“我也想将两营悍边军一起带上，国家再缺少财帛，也不会差两百余人调动的军资。但我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希文兄，等我回来你便知道。”
不仅别有用心，也是为国家节约经费，王伦人虽少，尾大不掉，朝廷无奈，不仅支援傅永吉的追兵，又命发运使徐的督促诸道兵合击，动用了近万人，才将王伦逼到和州历阳县，将王伦剿灭。王伦被历阳县壮丁张矩等人击毙。连壮丁（差役的一种）都动用了，可见朝廷动用了多少兵马？仅是两百余人，连史官都为之羞耻，不忍书记具体剿匪人数。
一乱一剿，浪费国家多少钱帛？
还有呢，后面消灭张海动用的军队更多。
是无法统计的，这次数地起义爆动，最少为国家带来一千万金帛的损失！有可能还远远不止。
范仲淹见郑朗拿定主意，不便阻止，说了一句：“南下要保重。”
“谢过希文。”
去了军营，将悍边一营调了出来，指挥使是赵胜。来到京城也有两个来月，生活比较满意。不过还嫌不足，京城虽好，可得要手中有钱，想手中有钱，必须官职高，想官职高，必须不停的立功。在西北郑朗说过类似的话，可只有身居京城，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早迟会堕落的，但没有那么快，这支军队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战斗欲望同样很强烈。集合军队，看了看士气，郑朗一颗心才定下来。郑朗回到家中，打一声招呼。
“怎么又是官人？”四儿不服气地说。
郑朗摸了摸她脑袋，说道：“四儿，这次不能怪朝廷，是我自己要去的。”
“官人，流匪那么多……”
“其他地方的流匪不用我去剿灭，只针对王伦这一部，也不是为了剿灭他们。这些流匪是疥癣，虽让朝廷痛一痛，但不会致命。之所以前去，是因势利导，为了办另一件大事。”
“官人，要小心。”崔娴没有阻拦，关切地说道。
“我知道。”说走就走，速度很快，郑朗带着一营悍边军匆匆忙忙向东南而去。
但这一去，给朝野上下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欧阳修上了一篇万言奏，陛下，为什么两百来人的盗匪，居然让堂堂宰相率兵前去剿灭？这个国家怎么啦？百姓本来为善，何时四面烽起，处处沦为盗匪？王伦匪起，不仅从沂州南下，有淮阳军、宿迁、楚州、宝应，四周还有徐、海、宿、泰、扬、泗、链水军等州军，这些州军的军队哪里去了？所过之境，经四五个州军，这些州军的官员在做什么？
欧阳修从来不说主君不好，可其他言臣不管，余靖直接进奏说是赵祯用人不当，任人唯亲，坐视官员腐败，以坏祖宗家业。
蔡襄等人也上书，需察吏事，官员不能再象这样发展下去。
一开始很正常，但反思到后面，越来越不正常。先是小斗苏绅，此人博学有才，宜州蛮反，朝廷用他的计策，派冯伸己过桂州经制，蛮遂平。又上书八事，重爵赏、慎选择、明荐举、异服章、适才宜、择将帅、辨忠邪、修预备。八条多温和良言，赵祯嘉之，迁为尚书礼部郎中。
但其意见与王素、欧阳修等人相左，比如慎选择，苏绅与郑朗意见差不多，派人下去按察，派何人，又如何确保按察的评语就是对的？因此不如从长计议，官员不在于无能，这个没有办法治，谁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象吕夷简与范仲淹？整个大宋类似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