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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在新的儒学中，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但天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万物必须跟着天道变化生长运行。不是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人，有些相通之处，多数却是不同。
而且郑朗说得很刻薄，这种遵循天道变化的生存，实际乃是一个为了自身茁壮成长以及物种繁衔的弱食强肉过程。例如简单的例子，一山不容二虎，没有那么大的地盘，不能提供给老虎足够的食物，故不能象其他物种，以群聚生活。
但越是高级的物种，越有智慧，越是注意各自的分工与配合，以便利用群体的力量壮大自己。特别是人类，人类乃是万物之首，可实际看，力量不及虎豹，速度不及鹿马，繁衍不及鼠兔。为何主宰着大地万物，无他，智慧也。
一个是个体，一个是群体。动物智慧低下，群体配合不好，如一头虎扑向牛群，肯定不及所有牛的对手，然牛只会狂奔逃跑，而不会配合对抗猛虎。但它若扑向了人，人就能配合起来，进山狩杀，为民除害。
由是引出一个结论，人性阴暗的一面，便是自私自利的着重个体享受，人性光辉煌的一面，就是重视群体，谦让合作，分工明确，各伺其职。夫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妻，是一种明确身份地位，也是一种变相的分工分明，所说的仁治与德治，便是想试图将人性光辉的一面发扬光大。
肯定是曲改了，不过也算是维护统治者地位的，再加上如今郑朗的名声，反对声音不大。然后做出进一步地误导，想要国家稳定，百姓幸福，便要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各自的本职。官员要做一个好官，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工匠要做一个能工巧匠，农民要做一个勤奋朴质的农民。
这个过程不但靠教育，国家机器也必须去引导，将人性的光辉一面发扬光大。
不是违背天道，上天给了人类万物生灵之首，同时也给了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所做努力的权利。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行为。
由此开始论证。
比如天下非是所有人的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这是最早的说法，但现在郑朗不是这种说法，天下就是天下人的天下。一部分人成为精英，做了许多事，比如兼并，或者放高利贷，鱼肉乡里，贪污受贿。这是人性黑暗的一面。
可就是这些人，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就看朝廷如何去做，一是舆论去宣传，二是通过一些柔和的措施去鼓励嘉奖，进行诱导，道德与行政的结合，阻止这些丑陋现象蔓延。
不管有没有曲解夫子的理论，但这条思想抛出来，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写到这里，郑朗想到一个人，雷锋。雷锋是造神造出来的产物，但一个雷锋精神鼓舞了多少人，又给社会带来多少净化作用。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雷锋，这个精神丢失了，整个社会也迷茫了。
再比如东西方仇富的心态，有价值观的问题，但相对而言西方富人横行霸道的事做得要少，慈善心也更高一点，与美化无关，至少在这一点上，人家做得更好，因此仇富心态也会随之减弱。
不是郑朗这样说，孔夫子也多说仁，可仁在哪里？当真中国富人不好吗？但是朝廷有没有去真正引导他们？
以前的天下乃是悲观的天下，此时的天下却是一个反思的天下！
陆续地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无数士子附和。
郑朗在报纸上折腾，韩琦不管的，也管不了。只要你在郑州呆着，怎么着都行。
言行合一。
接着推出帝王心慈善会。
随着肥皂的大卖，赚了许多钱帛，不能满足于肥皂一样事物，抽出一部分钱帛放在书院用于开发，一部分是用来改善书院学子的生活条件，一部分是用来研发的物资消耗。
当时三司使乃是蔡襄，军械监乃是三司使管辖，韩琦准许，蔡襄配合，调来一部分分配到军械监，学过格物学的官吏，进入书院再深造。朝廷也抽出一部分人选进入，使学格物学的人达到八十余人。
其中有三十多人随时恒学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加上郑朗为首，以研发为教习，因此研发出许多事物，例如乙醇的进一步工业化。随着真正的工业酒精面世，另一样事物也随之出现，香水。宋朝对衣服薰香，但有没有香水管用？喷一喷，成本又低，香味更浓厚，还能随时更换着喷。还有沐浴露，洗发精，一起出现。
随着这些事物出来，并且半工业化出现，作坊利润随着上升，里面的工人渐渐达到近七百人，成为一个超级的大作坊。又用炉渣灰、石灰与石膏合成土制水泥，成本略有些大，但也是真正意义上水泥的面世。
有了钱帛支持，郑朗于是带着一群学子，攻克一些重要的技术难关。先是冶铁技术，太先进的实现不了，但是采纳了一些明清技术。例如改良风箱，研发活塞鼓风机，焦化煤炭，试用高炉，进化坩埚炼铁法。
这是铁，非是钢，宋朝已出现制钢法，还比较落后，明清时得以改进，灌钢时用泥封铁，炒钢时用涂泥的草鞋覆盖在铁上，第二用生铁与熟铁煅烧，工人不断炒动，是谓炒钢法。这是后世炼钢法的主要原理，不过改进得更科学与先进罢了。还有生产时，将生铁炉的铁水直接注入炒钢炉，将铁炒成钢，节约炼钢成本。
又有苏钢法，非是苏联的钢法，而是来自明朝南京与芜湖一带的新炼钢方法，工匠将炉中的生铁融化后，滴入熟铁之上，使之融合，成为钢。不过技术要求更高。又有焖钢法，将熟铁与少量木炭粉与骨粉以及少数催化作用的物质，一起放入密封的罐内，加热后保温十个小时，提高一些工肯的含钢量与强度。
又对铸造技术、煅造技术进行了改良，又研发梓的冶炼，以前梓矿石熔解温度超出锌的气化温度，冶炼十分困难。宋朝在改进，已经出现一些黄铜制品，不过仍然很落后，郑朗采用明朝的闷罐技术进行冶炼。
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才刚刚开始。
若没有这次郑州丁忧，郑朗也不会有时间考虑这些。若没有那个作坊的收益，也没有资本研发这些。军械监在研发，主要还是以武器为主，不是为了民生。
但随着郑朗思考得越多，越对道德重视，不但说，还要带头去做，于是有了这个帝王心慈善会，不伦不类的名字，不过细细想起来，自会明白郑朗的良苦用心，其实就是红十字会。
第七百九十九章 礼
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性，向感性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哪里找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著，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大多数人讲礼是讲不清楚的，以为礼乃是请客送礼的礼，行礼的礼，这个礼实际不是儒家的礼，仅是一种举止礼节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仪，而非是礼。
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
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说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说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职，这也是治中。”
“礼为仁义与整个社会治中，自己也必须要中的，不能走向极端，这叫礼之中流。也能说它是中庸，但礼是制度，偏于一种结果，中庸是一种方式，偏于一种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郑公是说礼与中庸相对相生？”小程问。
“也不能算是，阴阳黑白肯定是相对相生的，但这个世界不仅是黑白二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若再细分，仅是颜色就能分出几千几万之数，能绝对地说红与绿就是相对相生？实际许多物事都有相对相生的一面。中庸偏于态度，一切的标准，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浑沌的一面。很难说它与谁相对相生。若说礼与什么相对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乐，而是仪！”郑朗道。后来许多人编写儒家经义时常将礼乐拿出来放在一起。这肯定不能更好的论正儒家那种科学的辨证观。
“礼与仪，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能说它们是一对相生的一面，可我看到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对的一面。”小程继续说道。
“有，乐经说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治不是制度，只有政治，制度才能实行，如礼的治中，治中是执行的准则与方式，不是执行的过程。制度的执行过程就是政治。刑罚用来约束百姓遵守政治的辅助工具，但政治本身就是为了制度的执行，因以奉以之礼，以仁为本。政与刑是相对相生的事物。再看前面，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因为出自乐经的，实际这种乐就是仪。礼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天下大同，可天下能不能达到夫子所说的那种大同？”
几人皆茫然。
之所以修儒学，就是希望开万世太平。不过扪心自问，太难实现了。
“还有中庸，说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个点，将时间切割开来，从立体的划成直线，中庸便是在这条直线上寻找着这个最佳的中介点。但谁能做到能找到这个点，只能说理论上努力做好，能使自己这个点很接近于这个中介点。实际是不可能找到的。再比如先帝大治，千古未有，不能不说善也，可能不能说我朝在先帝手中达到了大同？”
“因此礼重结果，可有虚的一面。仪重表现，可有实的一面。礼是漫长的过程，可仪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条条线。仪不仅是乐，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