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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才死不满两年，三年丧期还未满呢。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并且韩琦与欧阳修你们俩个，一个是首相，一个是中书三号大佬，实际的实权派二号大佬，这是谁给你们的，不是皇上，乃是先帝，你们怎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后人看来，这些大臣们坚持十分不正常，何必呢。
但不能以后来的眼光来看现在大臣们的心态，这关系到一个封建立国的根本问题，礼法。即便郑朗说礼就是制度，其中礼法还是礼的重要核心。有了这个礼法名份，皇帝群臣才能明正言顺的各就各位，百姓不会反对，权臣们不敢轻易谋反篡位，封建国家才能安定。以前赵曙破坏了宋朝许多制度，如封还词头，如宰相的必须勘磨制，还没有算是核心所在。
现在赵曙破坏的已是封建立国的核心，于孝道不合，与君位不合。宋朝封死不封活，可这个皇帝能随便封着玩吗？不要皇帝，就是一个郡王，看看狄青封为郡王，郑朗是什么意见，不能封，是害了狄家的后人！
至于赵曙的凉情寡恩就不用说了。
曹太后听到后也气得吐血，这孩子在自己手中也算带了近二十年时间，为什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白眼狼呢。懒得与赵曙罗嗦，直接手书责问韩琦不当议皇考。
韩琦根本就没有将这个天字第一号寡妇当成一回事，回奏说王珪议皇伯为无稽之谈，至于是不是皇考，还是让大家一起商量吧。又回奏了赵曙。反对声音太强烈了，曹太后也不能完全忽视的，因此赵曙下诏，大家莫吵，让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群臣更加悲愤，不说太常寺算那一门子官员，敢不敢拒抗中书的命令，就说范镇这个人，谁人不知道他是坚定的保皇派，为了赵曙正名份，连上十一道书奏，头发都急白了。整个宋朝两人白头，郑朗难过白头，范镇为保赵曙白头。他来决议还有什么好事？
但大家一起想错了。
范镇乃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当初认为立皇储是对的，于是固执的上书，非是保皇派，而是固执地认为自己为了国家的将来。这件事他也固执地认为韩琦破坏了国家礼法。于是率礼官上书。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获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
说得很含蓄，情况一样吗？汉武帝将太子刘据弄死，其家没落，刘据的孙子流落到民间。汉武帝死，汉昭帝继位早死，霍光立武帝孙刘贺为帝，荒淫无道，让霍光废去，这才找到汉宣帝为帝。汉宣帝让其父为皇考是没错，但赵祯是不是刘贺？至于汉光武更不用说了，一个西汉一个东汉，能与赵祯向赵曙这段时间平稳过渡相比吗？中书拿出这两件事根本不能当成故事（法例）。
就没有直接说出来了，欧阳修你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想要通过此案，请举出更准确的例证，这个例证俺不能接受，没说服力。
能找出来，向十六国这些不成王统的分裂小国，或者胡人国度去找去，但那能做故事？
又说，今陛下既认为仁宗是皇考，那么无论立濮安懿王称帝、称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都是错误的做法。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除非皇上，你不要脸了，索性将脸皮子一撕倒底，不承认仁宗是你的养父。
赵曙敢么？就是敢撕脸皮子，一旦不认仁宗为养父，他这个皇帝还能不能得天下人的承认？甚至有可能前面一做，后面就有一些宗室子弟野心生起，将他推翻下去。
当然，后面的话不敢直接说出来的。然后又列举仪礼，以及汉儒论议，与魏明帝诏书五篇，做论据，特别是魏明帝曹叡在诸葛亮第一次伐魏第二年曾下过一诏，说：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着于令典。
不但象赵允让这种情况不能立为皇考，就是汉宣帝立生父为皇考都是错误的。
这才是礼，这才是真正的故事。
最要命的是这份论证确凿的书奏，不是私下递向中书的，而是范镇公开率领诸礼官在朝会上奏。
第八百零一章 反击
赵曙还是象以前那样，一言不发。颇有些象传说中的雍正，沉默寡言，莫测高深。当然肯定不是，抛开民族的成见，雍正乃是清朝一个罕见的英主，没有雍正，就没有乾隆盛世。不能说赵曙是昏君，但离雍正还差了不知十万八千里。
可是韩琦与欧阳修一张脸气得青一块紫一块。
太打脸了。
赵曙道：“散吧。”
不置与否，其实还没有人注意，这一散散得正是时候。否则台谏大臣一起醒悟过来，马上朝堂会闹翻了天。
一个个眼睛茫然地盯着范镇，根本就没有想到，直到出殿时，贾黯等人才捶胸顿足，知道自己失去最好的良机。
也不是如此，范镇这次进谏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唤醒许多人的良知。之前，为了拍赵曙与韩琦的马屁，附和大臣还有不少的。但自从范镇进谏后，附和的人只有五六人而己，这五六人还包括韩琦、欧阳修与赵曙本人。如果在赵祯朝，仅五六个人，余下的要么沉默要么反对，不要说濮仪，就是黄河的河工，也休想通过。
赵曙朝也休想通过，但人家有办法……
当时韩琦没有任何办法，怒极，将范镇喊到中书，大发雷霆，喝道：“你撰列好诏书，为何不送入中书详检，就直接上奏？”
这次打脸打得太狠。
然而对范镇不起作用，能为一件事白头，要么为感情痴到极点，例郑朗，要么形势危急，如伍子胥与李自成，要么为一件事执着忧虑，例范镇，范镇不是一夜白头，也是在很短时间白头的，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从科学角度分析，成立可能性不大，但有，极少极少。
都是特殊情况，大痴之人身上才能发生的事。
范镇就属于这种既执着又倔强认死理的人，韩琦喝问，经过十一奏皇嗣后，范镇根本无所谓了，抬起头，看着韩琦，反问道：“司臣接到诏书不敢稽留，迅速办好以闻，乃是其职也，难道做错了吗？”
你是韩琦是首相，也得讲一个理儿。
韩琦还想发怒，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不能辨，越辨越说不清。
经过范镇论证，一些大臣们不敢附和了。
中间有一个区别之处，说大臣的气节，无论北宋或者南宋，气节算是最好的。两宋灭亡之即，是有人投降，可更多的人顽强不屈，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这也固然与宋朝养士有关。反观明朝，清朝入关，哗，一二三全部投降了，连一个皇帝都不如。并且两宋灭亡，皆是绝对的昏君当道，至少远不及崇祯。
但这种节气，现在让韩琦与欧阳修头痛万分。
接着司马光、吕诲与贾黯等台谏大臣纷纷上书。
中间只有一个人看得很清楚，富弼。
没用，再上书，人家也不会听，于是加快了辞职步伐，乘早退，一旦皇考落实下来，自己都会遗臭万年。居然准了，对于韩琦来说，退最好，郑朗在郑州修书，慢慢修吧，儒学好修的吗？曾公亮和稀泥的。只有富弼一个大佬，富弼一走，群龙无首，想闹也闹不起来，闹可以，也可以从容收拾。富弼与张昇前后离去，枢密使不能空出来，韩琦与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说道：“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
两人服其言，停止此议。
甚至让曾公亮迷惑了好几年，最后还是郑朗无意中与曾公亮谈及此事，将秘密揭开。当时濮仪之争，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先前还有人附和，最后附和的人越来越少，仅变成五六人而已。宋朝几万名官员，京官就有几千人，仅五六人赞成此事，可想闹到何种地步。这时候欧阳修敢不敢担任枢密使？
赵曙并不傻，他心中也害怕，害怕郑朗从郑州返回京城，此时郑朗四娘去世一年有余，他回京不担任官职，只是去待漏院走动一回，谁能阻止？那么什么事都能发生。
因此将文彦博从永兴军召回叙职。
大家皆认为赵曙是二百五，实际他不但不是二百五，而是很聪明，看看韩琦替他背了多少小黑包？
没有立即授任，而是先交谈，说道：“朕在此位，卿之力也。”
然看着文彦博的反应。
文彦博对道：“陛下登储纂极，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功，臣何敢当。”
赵曙道：“备闻始议，卿于朕有功也。”
文彦博只是逊避不敢当。赵曙盯着他的脸色，也看不出文彦博内心活动，犹豫不决，让文彦博回去。实际文彦博很聪明，濮仪之争这滩水太浑了，他一直没有怎么趟入。文彦博离开，赵曙将韩琦喊来询问，韩琦认为好，至少在对付郑朗上，两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郑朗丁忧期渐渐满，早迟要召回朝堂的，难道一直让他呆在郑州著书立说？不要说自己，皇上也不敢哪。或者指望郑朗再死一个娘娘，可余下来的娘娘算怎么一回事？五娘苦人家出身，六娘七娘乃是一个妓子，不要说守丧一年，有一个百日之期，郑朗就做得很不错了。
韩琦立即再三说文彦博的好处，赵曙同意。
文彦博还未到陕西地界，中使重新将他追回，再次督促他迅速返回京城担任枢密使。原来的首相，变成了西府首相，但也比呆在地方上强啊。文彦博未拒绝，回到京城，接替富弼为枢密使。
又用吕公弼为枢密副使，韩绛为三司使。
韩绛下去，出任益州，开始张咏为了帮助贫困百姓，给券于贫民，令其春籴米、秋籴盐。这是善政。但时间推移，善政就不再是善政了。宋孝宗的义仓最为显著，未发生。张咏这一法政却是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时久，这种券得到大家公认，某些方面与债券或者货币相当，皆转入富室之手。韩绛做了改革，削除旧籍，召贫民别给券，令其三年为限，视贫富辄易之，豪强虽反对，然而不得逞。蜀与蕃夷交界，边人伐木于境上，这是无奈之举，就算不制墨，也要做房屋，中原地区还能指望高丽与倭国来的大红松，但能不能运到四川去？因此多有纷争，韩绛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关，绝蕃部往来，只在威茂二州交易。不能说全部是好，有倒退的一面。纷争却渐渐少了起来。
又禁止内侍使蜀给酒场吏主贸卖，使倍取以资费，到三司后，又请以川峡四路田谷输常平仓，以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
赵曙叹道：“众方姑息，独卿能不徇时也。”
其实赵曙很清楚，不是不想做，他心中头一件事乃是父母的名份。因此各方牵就，一旦父母名份定落下来，他还是想做一些实事的。地方上发生的事，他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他的想法，真正的真相他还不知道。因为姑息养奸，最后河北的两税仅能收上来三四成。
韩琦这段时间执政的历史，边防上颇有作为，财政上却是一个黑洞炼成史，多方位炼成那个大黑洞。
韩绛也不知道，初次来到三司，看了看，隐约觉得不妙，又茫然地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事实蔡襄没有做好，吕公弼也没有做好，韩绛想了大半天，想到一条，以前两位三司使在三司时，宫中所用财费，悉其用一纸文书取之。韩绛上书，杜止此事发生，若取，请有例者悉付有司决议。但老天在塌了，一块鹅卵石能堵上吗？
郑朗暗暗出手。
对于濮仪之争，他看得稍微有点儿淡。终是死了的赵允让，若是活着的赵允让，赵曙让他做太上皇，郑朗估计早就从郑州赶到京城参与。但话换回来说，真到了这种糟糕地步，赵曙休想做上皇上，拼着仕途不要，郑朗在前几年也将他拉下来。
他最关心的乃是赵祯所有女儿与嫔妃一个个被撵出皇宫悲惨的下场。
有了作坊，不愁供养，郑朗兴趣终是淡了。
可以说最能理解赵曙心情的只有郑朗一个人。
但事情一步步在发生，以他对赵祯的感情，心中还有很大的怒火。
未直接出手，但比直接出手还厉害。那就是修书。
放在后世，有人认为修儒学不重要，错矣，明朝就是用理学治国的，之所以有理学，说起来很悲催，朱元璋是雄才大略，对儒学肯定不是那么精通，然后攀亲戚，将朱熹的理学当成国学。影响有多重，后来批儒批孔，其实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批的是真正孔子儒学？
想要自己这个比较进步的儒学能普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要普及，第二个改革成功，忌恨的人不多，那么水涨船高，新儒学便会得到大家认可。后面很重要的，若不成功，下场会象王安石新学一样，居然排在宋元学案倒数第三位。两面派苏东坡更惨，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位乃是李纯甫，不管名气如何，只要说出他的国家就知道了，金国人！
在明朝时，就是这么看的，苏王二人仅比金国的李纯甫略高那么一点，其他的皆不及。
而前面的有许多人，都很少在史书上能查到，更不要说度娘了。但必须先普及，后再用政治成果巩固。普及乃是前提。
因此安心修书。
孟荀说将仁义礼学好，就通达儒学了。略有些夸张。
除了仁义礼之外，儒学还牵涉到了其他，例如礼记将中庸放在礼记里面，若按照郑朗的中庸去解释，放得就有些粗暴。中也不是指中庸，更接近于郑朗所说的三分与中庸的结合体。
但仁义礼肯定是儒家的核心。
有一个比喻，仁义是乾坤，世间不会真正存在绝对的乾或坤，有阴有阳，相互存在的，于是产生其余六十二卦，如何使这六十卦与三百多爻变得对自己有利对家庭有利对国家有利，这便是礼，中。仁义是根本所在，礼与中庸、三分才是真实的存在。
还有，圣智，忠恕，孝慈，等等，至于恩威等又可以将它放在忠恕里说，郑朗将礼直接订为制度，并且不仅是国家的制度，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制度，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的制度。因此，圣智孝慈，必须全部放进礼里来说。
先行写的文章乃是礼的大纲。
接下来就要写圣智孝慈等等，按照原先的想法，准备先行阐述圣智，肯定也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圣与智，忠与恕。这是从高处往下疏理。然而让郑朗改了一改，先说孝慈。
假假地掩饰，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个人做起，个人都做不好了，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再到家庭，饿得都快要死了，还有没有心思想着帮助国家？小我是内因，大我是外恩。自私自利是内因，利他是外因。内因壮大，才能谈外因，但内因过于壮大，反又伤害到外因。郑朗说的法度的度，又说三分，夫子再三说的中，就是指这个度。因此齐家是不错的，但要正当手段去齐家，不能伤害到他人与国家。这才是夫子希望的齐家之道。
一转，就转到家上。
家的构成就是孝慈友悌。
说圣智，仁义等等，也许老百姓皆知道一点，仅一点，并且多是错误的。但孝慈在中国一直贯彻得很好，比较接近夫子所说的真正孝慈。
但郑朗做了进一步的诠注。
孝慈对立互生的关系，不用解释，大家皆很清楚。可世间没有任何绝对的阳阴，也没有绝对的孝慈。孝和慈本身也存在着一个中。
比如慈，不能过份溺爱，也不能过于粗暴武断，棒子未必能打出真正的孝子，往往打出的是仇恨，不能说不打，仅是一个用来教育的震慑方式，如同刑法一样，最好不用为妙。
再到孝，亦是如此，孝不是代表着愚孝。对父母要孝要包容，包容父母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看法，是谓孝，但不是一味的顺从。例如父亲不讲道理怎么办？轻微的不讲道理，去顺从他们，毕竟他们是父母，自己是子女，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出生长大。可严重不讲道理怎么办？只好劝说。这个没争议，可父母亲若为非作歹怎么办？
先劝说，真不行，将他们抱住，或者采取一些聪明的做法及时阻止，比如父亲要杀人，肯定不能让他们杀人的，或者去跳楼，难道顺从他们让他们跳楼？不但抱住，真不行，喊一些长辈亲戚过来阻止。或者用其他方法，将父母亲阻止。
有一个前提，不到十恶不赦的时候，千万不能将父母亲关小黑屋子。这便是孝的中。
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兄弟妯娌之间亦是如此。就是君臣同样也如此，君是父，臣是子，君对臣也要慈爱，不能将他们当成仆人使唤，臣子才能忠心皇上。但皇上在犯错怎么办？不能忤逆的将君王推翻，无论是什么理由，那怕逼到霍光那份上，都做得有些过了。
郑朗在这里说得有些违心，霍光后期做得不好，但前期哪里做错了？
怎么办呢，想让大多数人认可，必须牵就大多数人的想法。
这时做臣子的要进劝。
劝不听，就要想办法用巧妙的方法进一步进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将国家败坏，使百姓民不聊生。
这就是君臣之道的中。
其实儒学修到这份上，郑朗已经接近范仲淹所期待的，化繁为简，儒学很庞大，郑朗就打算用几个十万字修礼，但可以使它变得更简单，更浅显易懂。
整个儒学让他化成九个字，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
就是一篇篇更细致的阐述，郑朗也使它变得十分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至少儒学修到这一步，郑朗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不但浅显易懂，并且将它条理化。这时已有人对儒学大规模动手了，不是求索书院五先生，而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但这三人虽修注儒学，并没有将它有条理的规类，学习的人往往看不到儒家的整体脉络，依然是瞎子摸象式的学习。邵雍等五先生渐渐将它条理化，仍然不清不楚，甚至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邵雍的儒学太极化，也讲阴阳与调和，但说得比金刚经还玄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