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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０，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来自何处？这是很难完全说清楚的。这种令人叹赏的美质是两种对立品质的融合，这两种对立品质中的每一种都可同时被视为优点和缺点，而合在一起则成为一种伟大的禀赋。完全可能，科利亚的这种天赋来自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而关于他的父亲，科利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加夫里琳娜只知道他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而盖世太保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只知道他是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施蒂利茨。
科利亚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找那个德国人和克雷霞。
2、在总部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密码译员才结束了工作，把同旋风的第三次无线电联络的译文转交给博罗金上校。
“我们还有茶吗？”上校问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我冻坏了，想暖和暖和。”
“我这就把电炉打开，”博罗金说道，“也许，我这里还有点美陀克葡萄酒呢。”
“那太好了，”博罗金说道，开始抽起烟叶来。他曾跟布琼尼一起工作过几年，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卷烟纸卷烟叶抽。
维科索夫斯基到厨房去了。侦察处占用了离利沃夫不远处的一所独家小住宅。这所住宅舒适方便，有许多暗室和小贮藏室，并以战前的某种特别方式散发出反沙的果酱、晒干的蘑菇和橙子皮的气味：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食品百货的业主。
博罗金听见大尉在厨房里把锅弄得叮当作响。
“家里有许多餐具，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博罗金微微一笑，暗自想道。“这说明人丁兴旺，生活富足。有些人觉得，富足这个词是资产阶级的，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体面的。其实，富足──这也是一种休养，如果明智地分析一下的话。一个人将会怀着极大的温情回忆起自己的家、窗外的椴树、手边常用的台灯和身边的书架。战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应该用富足加以充实。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自己地维护河流、剧院、城市、朋友的家园、他人的儿女、自己的厨房这样一些概念的整体。也必然会保护自己有许多餐具的厨房。”
博罗金捻灭了象雪茄似的自卷纸烟，打开旋风发来的无线电情报的第一页译文。
总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地区是德军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屯兵基地。
科利亚通过‘罗季翁’，即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苏联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莫斯科，乌萨切夫卡街７号楼，３７号住宅），对德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司机库尔特·阿佩尔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吸收他为我方服务。阿佩尔请求帮助他与妻子克雷霞·日武尔斯卡娅一起留在波兰。科利亚答应了，但要求他查明有关工兵设备的全部情况。科利亚以他必须搞到一批铁锹和十字镐出
售给需要编造资产清册的地主为由，提出了这请求。
阿佩尔报告说，他是一名非专用司机，不运送固定的军官。他经常开车到城外各工兵分队驻地去：部署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处半径上的第十二工兵独立团、配属给党卫军第十七坦克军第四师的第五营和第五独立工兵营。
请告知有关德国随军记者特劳布的现有资料，该人一九ＯＯ年出生，柏林人。
科利亚从逃出集中营，现躲在扎帕科涅地区森林里的战俘中组建了一支战斗队。有关他们的姓名和全部情况，我将在下次发报中告知。
科利亚在军需处理发馆工作。军需官很赏识他，因为他为他所有的朋友按摩。军需官叫科济茨基·约翰，中尉，现年四十三岁，科隆人，妻子叫马蒂尔达，娘家姓冯·萨谢尔。他帮助提供证件，持这种证件可以在克拉科夫畅通无阻。
旋风
博罗金皱了皱眉头，用红铅笔改正的电文中的语法错误，并在页边上写道：“该学会正确无误地译解电文了──这样下去是可耻的。”
接着，博罗金用蓝铅笔在旋风拍发的几个姓名下面画上着重线，把它们分别抄录在单张硬纸卡片上，放置在一边。
维科索夫斯基回来了，把一大碗茶和一盘椴树蜜摆在上校面前。
“谢谢，”博罗金漫不经心地答道，继续摘录。
“茶要凉了。”
“什么？”博罗金问道。
“茶凉了可不好。”
博罗金从保险柜里取出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电报，做了摘录，把密码电报放回保险柜，开始给旋风写复电。
……从二十六日起，你或者科利亚必须连续三天在集市广场的天主教教堂里做晚祷，在第五排，左边第一个位子，然后到法兰西饭店的餐厅去。你或者你的副手应穿双排扣的蓝色西服，打黑领带。你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要戴上戒指：一个是订婚戒指，一个是宝石戒指。经过相等的时间间隔，要用手掌捂住左眼──好象受了震伤。将有一个人走到你跟前，问：“请问，这个位子空着吗？”你要回答他，“对不起，我在等一位太太。”在那人需要的时间内，你要受他指挥。
此致敬礼
博罗金
可是，阿尼娅只来得及收到博罗金这份密码电报的一部分。当时她和旋风正坐在林中一个被遗弃的小棚子里，四周空无一人。棚子里散发出干草和枯花的气味，整个顶间都装满了新割的青草。当阿尼娅刚要收完博罗金的第一个句子时，有人咚咚地敲门了。
旋风一把抓起电文纸，攀着梯子向顶间的干草冲去。阿尼娅用斧子砸了一下发报机，开始迅速地嚼起剩下的纸。接着，她把通往顶间的梯子拉开，用干草盖上。这当儿，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3、必要的题外话
冯·施蒂利茨用安全带把自己扣在座椅背上。
“请您当心点，”奥托·楚·乌赫把脸转向他说，“您发现我是坐在十三号位子上吗？”
“对我来说，十三、星期一和星期五，以及闰年，都是吉祥的征兆。您愿意跟我换一下位子吗？”
“愿意。”
“您──疯了？”施蒂利茨认真地问道。
“大概是吧。”
“那就请坐吧。”
“您这样做是出于真心呢，还是闹着玩？”
“闹着玩，”施蒂利茨发牢骚道，“我很想玩一玩。”
奥托·楚·乌赫换到党卫军军官的位子上坐下来，把一块冰糖含在口里嗍起来。
“我不喜欢坐飞机，”他说道，“我讨厌飞行。我心里很清楚：公路比空中死的人更多，但我就是不喜欢坐飞机，毫无办法。”
“您是聪明人，”施蒂利茨说道，“您一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才害怕坐飞机。”
奥托·楚·乌赫是一位艺术博士。他是来查看一批可兑换外汇的珍贵文物的。希姆莱听取了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外交官终究是要比卡尔登勃鲁纳的眼光要远些。施蒂利茨的任务是，与艺术博士一起挑选中世纪绘画大师最有价值的油画，仔细查阅大学图书馆，把所有中世纪的书籍选出来并运往瓦维尔的地下室。那是弗兰克总督的住地。
飞机好象一名短跑运动员似的，鼓足了劲，在捷姆佩利霍夫的混凝土跑道上飞驰。铝制机身发出令人厌恶的抖动声。飞机摇晃了几下，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飞机开始在空中悬停飞行。它仿佛静止不动了，接着，机头向上扬起，飞机开始迅速爬高。
奥托·楚·乌赫紧贴窗户坐着。施蒂利茨发现他那抓住座椅扶手的纤细手指在颤抖。
“他确实害怕了，”施蒂利茨心想，“这样一个聪明人，突然之间成了胆小鬼。不过，他是搞艺术的，神经脆弱，耽于幻想，倒也可以理解。人们都羡慕这种人──他们有金钱、别墅、荣誉。那些不幸的、贫穷和历尽磨难的人们。在艺术中正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不存在盲目的狂热者的。搞艺术的人眼光更开阔些，他们没有局限性，他们有可能弄清事物的实质。连坏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也幻想描绘一下纯洁的爱情或象铁锈一样腐蚀他的腑脏的东西。而一个聪明和诚实的艺术家则会生活得更加艰难。福伊希特万格侨居国外了，但又有多少象福伊希特万格一样思考的人留在了帝国呢？他们或者不得已做着违心的事，或者干脆出卖自己，而在这种变节行为中，育着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包括对自己。
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坐运送白卫军残部的船只离开祖国已经二十年了。在国外度过的者二十年当中，他的思想变得象剃刀一样锋利：用不着冥思苦想就能纵观各种事件，推断出它们的发展前景。施蒂利茨在巴别尔斯堡的独家住宅里，收集了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宗教裁判所历史方面的丰富藏书。他有时对德国重演罗马国王们在追求功名利的斗争中玩弄的那些权术惊讶不已。当个人权力代替了广泛的民主，当登上参议院讲台的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代表们发表演说，确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了解、感受和遇见民族的意向、希望和宿愿时，施蒂利茨完全平静地拿来同现代生活相比较，并且在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展望解决中从未失误过。
施蒂利茨准确地规定了自己的行为举止：暴君是害怕朋友的，但是，尽管暴君不大喜欢那些发牢骚、讲真话的人，却更相信这类人。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党龄，有时发表一些虽不完全与官方意见相，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立的意见。这使他未能得到升迁，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从卡尔登勃鲁纳和舍论贝格，直到保安处的党内要员。他所选择的这种行为举止有可能表现得如此真诚，以至偶然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破绽，从他以前的全部立场来看，都是有理由和可以谅解的。
一九四一年，他曾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在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里哈德·左尔格，把德国大本营制定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了他。里哈德·左尔格安排他同苏联大使馆秘书见了面。秘书知道施蒂利茨已抵达东京。他给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年仅二十二岁，从照片上望着伊萨耶夫。这是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他的儿子。施蒂利茨仿佛被震撼了，被击溃了。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觉得在这个对于他是异邦的世界里十分孤独。后来，他把一切都排除掉，眼前出现了萨申卡·加夫里琳娜的面庞。
这面庞是那样贴近、清晰和亲切，伊萨耶夫不由得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站了片刻。然后他问道：“这孩子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
“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她们的。”
“一九三九年，当时小伙子来办理身分证。”
“萨申卡现在做什么？”
“您看，”秘书说道，“这里是关于她们的情况。”
秘书把密密麻麻打满字的几页纸递给伊萨耶夫看。
“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吗？”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她……”
“这些年她一直单身一人。”
我亲爱的！谢谢你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谢谢你，世界上有了第二个‘我’──我们的儿子。谢谢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生活在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