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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棕色角制镜框几乎遮住了脸部的四分之一。
老板上衣襻儿上别着一枚元首像章，他把旋风领到舞台旁边的一张小桌子跟前。
“这里太闹，”旋风用波兰语说道，“我的鼓膜都要震破了。”
“也许，夫人喜欢很响的爵士音乐？”老板微微一笑，说。
“不是夫人，”旋风很不客气地回答道：“是女士。”
他发现，站在老板旁边的女招待的眼镜眯了起来，就象一只猫跳跃之前似的。但这只是一刹那──短促的、瞬息即逝的一刹那。
“喏，到那边去吧，”旋风用眼镜指了指墙边的一张桌子：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和老板的金库。
“那里临窗有风。”
“没关系。我是久经锻炼的人。”
旋风定了白葡萄酒和干酪。他斟满了两杯葡萄酒，把手放在克雷霞冰冷的手指上，说道：
“你有点慌吧？”
“是的……”克雷霞低声回答道。
“不要慌，”旋风同样轻声说道，“来，为等待我们的那些人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旋风说道：
“现在请把你想要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我吧，我的波兰小山羊。”
“我想告诉你，”克雷霞开始重述自己前一天背熟的话，“第一次犯错误是愚蠢的，而第二次犯错误则行同不可救药地犯罪。我老是害怕再次犯错误。”
“我们去跳舞吧，”旋风说道，“我还没有跟女士跳过一次呢。”
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默默地喝着酒，偶尔交谈几句毫无意义的话。有时谢多伊对他讲些什么，斯捷潘便放声大笑起来──这种举止是旋风为他设计的。一个喝醉酒的人夜里待在酒吧间，无论说话、笑、谈情说爱，都必须放开嗓门──这才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很拘谨，倒可能会引来一场斗殴：酒吧里人们是看不上那些不言不语、规规矩矩的人的。酒鬼不喜欢自己周围尽是些清醒的、不喝酒的人。他希望周围的人都跟他一样幸福。
一位空军中尉走到旋风桌子跟前，向克雷霞鞠了一躬，说道：“我可以邀请女士和一名士兵跳舞吗？”
“女士正在和一名士兵跳舞呢，我的朋友。”旋风答道。
中尉在他们面前站了片刻，脚尖和脚跟一起一落地晃悠着，然后，轻狂地鞠了一躬，转身朝自己人走去。
旋风又开始跟克雷霞跳舞。
“我非常喜欢跳舞，”克雷霞说道，“库尔特也喜欢跳舞。我们两人每次都跳得精疲力尽。不过他最喜欢跳华尔兹，而我喜欢跳流泪的探戈。”
“什么是流泪的探戈？”
“就是费奥克季斯托夫·尼迈尔经常在广播里唱的。”
“他唱些什么呢？”
“他唱道：跳舞永远是对往事的回忆。当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往事和故人，你会变得极度悲伤，仿佛已经老之将至，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后来，军官们要妓女们在舞台上跳舞。那些姑娘笨拙地扭动着双腿，大声喊着淫词秽语──她们的嗓音很响亮，还是些童声。
“她们真可怜，”克雷霞说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她们呢？”
“这跟上帝毫无关系。”
“也许她们家里有正在挨饿的母亲和兄弟。”
“现在没有能吃饱饭的母亲，克雷霞，”旋风低声道，“这不是理由。挨饿的母亲──这是为自己卖淫设置的挡箭牌。”
“男人向来对女人的过错过分苛刻。”
“第一，她们是小姑娘，而不是女人；第二，这甚至不能称为过错。这是叛卖。”
克雷霞突然涨红了脸。旋风把手又放在她那冰冷的手指上，说道：“不必把别人的罪过往自己身上揽。”
……凌晨四点钟，酒吧间空了。只剩下两个醉醺醺的顾客。他们从桌子跟前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老板和一个身强体壮的厨师企图把他们从这间小小的半地下室餐厅里推出去。
“走吧，”旋风低语道，“走吧，克雷霞。”
克雷霞深深地叹了口气，皱起眉头，猛地站起来，疾步穿过餐厅，朝出口走去。旋风目送她离去，然后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大家都安静地待着！”他说道。
老板和厨师转过脸来。他们刚才企图要拖出去的那个人咚的一声把前额撞在桌子上。波格丹诺夫拿着手榴弹站在门口。他旁边是谢多伊。
老板软瘫下来，倒在地板上。
……当他们走出酒吧时，几个巡逻的党卫军分子正站在阿佩尔的汽车跟前，默默地检查司机的证件。克雷霞张开双臂，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紧贴着墙壁。
这时，天已经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升起。
难啃的胡桃
个人专权制度的悲剧在于：希姆莱的组织成了唯一的机构，它集中了饱受战争、轰炸和饥饿折磨的人民的不满情绪，卡纳里斯的反间谍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希特勒不愿意正视客观事实，他要求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希姆莱在内，只看到那些能证实他元首历史正确的东西。希姆莱深知希特勒其人，不能冒险把能够客观反映人民情绪的材料转给希特勒，而是投其所好，把他喜欢看的东西塞给他。
有一次卡纳里斯在大本营作报告时，贸然对东线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希特勒的脸色当即变得煞白，一步冲上去，揪住这位海军上将的灰制服衣领，用一种异忽寻常的力量往自己怀里一拽，大声吼道：“您是不是想说，是我打了败仗，您这个恶棍！？”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卡纳里斯就被解职了。目前国内的真实情况──整个社会民怨沸腾，人民疲惫不堪，悲观绝望，三年前还是坚不可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思想全面崩溃──这一切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身材矮小的语文教员，戴着夹鼻眼镜，总爱不时地搓动自己那双漂亮的小手，象是冻僵了似的。此人就是党卫军首脑亨利希·希姆莱。就是这个人，他十分清楚帝国大势已去，正在滑向深渊。所以希姆莱不仅密切注视着反希特勒将军们的密谋，等待时机，而且还采取着自己的步骤，企图通过帝国保安部门的第六处同西方某些集团建立联系。这个保安处是负责政治侦察工作的。希姆莱对格德莱尔与杜勒斯在伯尔尼进行的交易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非洲战役的独臂英雄、把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作为谈判条件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没有加入密谋集团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等待。但并不只是等待，他还采取自己的措施，但又绝不步将军们的后尘。他认可了（当然是间接的）将军们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活动，因为他得知：将军们与杜勒斯的人对话中谈到希姆莱，是把他作为唯一可以成为实际助手和政变靠山的重要任务来谈论的。这是因为与反对派将军们有联系的希姆莱的暗探郎贝恩随时都向他提供消息。而对郎贝恩，希姆莱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他是个经过多年考验的心腹人物。对反对派将军们的力量的间接认可和许诺是希姆莱在斯德哥尔摩的个人代表克尔斯滕博士作出的（自然，这是在希姆莱确实搞清楚将军们是把他，而不是把别人推举为事变后能控制住德国和继续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重要人物之后）。一九四三年秋天，克尔斯滕博士来到斯德哥尔摩同自称阿布拉哈姆·休伊特的美国外交官进行了联系。经过几天试探性的接触，休伊特告诉克尔斯滕，他同意帮助希姆莱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条件是：解散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德国实行自由选举，解放所有占领区，惩办战犯，对帝国军事工业进行监督。
克尔斯滕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党卫军首脑。党卫军首脑问：对他希姆莱将做出何种保证？是否会保留他的权利──不是作为党卫军首脑和党内元老，而只是作为普通人希姆莱的权利。
休伊特在等待，希姆莱一再催促。党卫军政治侦察处的头目舍伦贝格亲自飞往斯德哥尔摩，担当了同休伊特谈判的角色。希姆莱每天都收到舍伦贝格发来的电报。他在各战区四处奔忙，为了能入睡，每天夜里都要服药；他步行走许多路──卡纳里斯那种每天早晨骑马散步的贵族派头很使他恼怒；每天他都要阅读歌德的作品，然后又突然把书合上，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发呆，脑子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只言片语在紊回──而且大多是一些词的后缀和动词的词尾。
最后，除了不同意审判战犯的条款外，他接受了美国人的全部提议。
“只存在一种犯罪形式，”他说，“那就是刑事罪。战争，正象我们的思想敌人断言的那样，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政治家是不受审判的，正如不能用监禁的办法惩办败北的棋手一样。”
希姆莱接受这些条件，使美国谍报人员证实了希特勒党内领导的分歧和瓦解──第一，证实了反对派将军们的实力；第二，存在着希姆莱这种能帮助实现政变的重要人物；第三，他竟能接受连‘保守的革命者’卡纳里斯在伊斯坦布尔与美国谍报人员谈判时都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
所有这些与西方的谈判都是希姆莱的人在“摸敌人底细”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元首知道了，希姆莱也会使他相信，这不过是在政治侦察中同敌人耍的普通把戏罢了。
但与此同时，希姆莱趁在希特勒那里的几次会晤的机会，特别留意观察那些参与反希特勒密谈的将军们的神色──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过他们密谋的录音。
他注视的那位长一双微凸的蓝眼睛的将军显得局促不安，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而后尴尬地笑了一下。希姆莱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也笑了笑。
这之后希姆莱得到了情报，说西方联络人、银行家瓦伦贝格对叛乱理论家格德莱尔说：“千万不要动希姆莱！只要整个矛头对准希特勒，他是不会妨碍你们的。”
在专门对方共产党人的盖世太保某处破获反对派中的急进组织与德国共产党代表建立的秘密联系之前，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逮捕是在希姆莱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抓捕共产党人用不着高级领导人批准。但糟糕的是，盖世太保的人出乎意料地破获了那些与反对派中左派将领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点。希姆莱知道的秘密逐渐为盖世太保知道了。整个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弄不好，该组织的这位创建者有被撤换的危险。此人在历届党代会上都站在元首身边，为元首的讲话鼓掌，并在自己的演说中赞美元首，但同时又在进行着交易，企图用元首的性命来换得他希姆莱自己的安乐。
个人专权的悲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就在于它否定演化和发展的逻辑，在于不愿意重新认识僵死的教条，承认失败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法的形式去寻找通向胜利的新途径。对此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暴乱。希姆莱相信暴乱，认为这是保全他性命，保证他平安和自由的手段。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盖世太保掌握了密谋分子中的青年派与共产党人建立的联系为止。希姆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软弱的人，即使他在银幕、照片上是强者的化身，只有在他诚心诚意地同他所信赖的人协商之后，他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希特勒的这架机器中真可谓是一应俱全：党、政、军各种机关的密切配合，花言巧语的鼓动，蛊惑人心的宣传，青年和妇女的联盟，体育协会和杂技体育的庆典，盛大的检阅和民族意愿的演习──真是应有尽有，可惜只缺少一样东西：相互信任。父亲怕儿子，丈夫怕妻子，母亲怕女儿。
希姆莱在疑虑重重、心神不定的时候是孤独的。因此他表面上显得比任何时都更镇定，只是夹鼻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动双手的次数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见分晓。
希姆莱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上校两次推延刺杀希特勒只是由于当时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大本营。施陶芬贝格上校属于反对派中的左翼，他不认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灭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从柏林军用机场起飞，去希特勒官邸商议组建新后备师一事。会议十二点三十分开始。豪辛格尔将军在一张铺在长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图前，一边从容地展示东线作战简略示意图，一边详细而又枯燥地分析大会中一些最复杂地段的形势。
施陶芬贝格在进军非洲期间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视肉体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时他在桌子下面拽掉英制迟发导火管上的栓头，把装着即将引爆的炸弹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边，然后站起身，微微点了下头，对凯特尔小声说：“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同柏林取得联系。”
希特勒只是扫了上校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近似微笑的表情。凯特尔则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讨厌司令部要人作报告时秩序被打乱。
“俄国人，”豪辛格尔接着说，“继续以重大兵力在德维纳河以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迪纳堡西南。如果我们不把集团军调离楚德河，我们将遭到惨败。”
伟大与荒唐结合，悲壮与滑稽为伍──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
豪辛格尔再也没有讲一句话：一团铅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来，平房的窗子被冲开了，上面的厚玻璃稀哩哗啦乱响，四处飞射──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发生了简单的和应有的化学反应。
希特勒从地板上跳了起来──蓝色的浓烟包围着他，浑身上下都是又苦又咸的烟黑。
“我的新裤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这是我昨天才换上的！”
接下来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风格极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来的一场闹剧：行刺后的五个小时内希特勒本来能够，也应该完蛋，但他并没有死。
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分析密谋者们在夺权企图中的失败，那么显然，还应该作三点说明：第一，这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对他们来说，命令即是宗教。已拟定好的“瓦尔基利亚”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尚未下达。第二，反对独裁者的密谋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将军密谋的参加者们远不是每个人都象他们起来反对的那个人那样狂热。最后，第三，若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的国家里实现密谋，只有那些熟悉这一机构全部隐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他们的失算。军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准备多年的厮杀是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遵照戈培尔的命令，在宾德莱尔大街的一个庭院里枪毙了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要求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自杀。贝克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格则拒绝了。
“有过失的人才用自杀结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面前没有丝毫的过错。”
他是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被枪毙的。
希姆莱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于拉斯滕堡统帅部等候消息时，他只剩下有限的时间来消除那些最有影响的密谋者，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党卫军首脑，是暴乱分子计划的知情人。他必须赶在党卫军的侦察人员逮捕所有密谋者之前，干掉能说出此事的人。
想消灭自己罪迹的刽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对卡纳里斯，党卫军首脑既害怕，同时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狡诈的滑头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考虑是否值得舍弃他，尽管这位海军上将与那些被枪毙的将军以及盖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经关系密切；第一个被投如地牢的是那个曾在各种报纸上被称之为“帝国军事天才”的维茨勒本元帅。
希姆莱认为卡纳里斯只是与西方作赌的一枚辅币。
不过，幸好希姆莱没有来得及和元首谈起海军上将的命运这个谨慎的话题；元首倒是亲自发问了：“那个恶棍在囚室里表现如何？”
“您指的是谁？”希姆莱没有听明白，“这些坏蛋人数不少表现各不相同。”
“我指的是卡纳里斯。”
“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希姆莱回答说，“明天我向您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就在戈培尔发表演讲，当众嘲笑说“这是一场电话暴乱”的同时，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瓦尔特·舍伦贝格逮捕了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被撤职后，仍是卡尔登勃鲁纳的眼中钉。）
海军上将在同自己的爱犬告别后，擦去眼泪说：“舍伦贝格，爱狗吧，它们不会背叛。”
关于自己的老上司被捕的消息，贝格上校是半夜里得知的。当时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把他叫了去。盖世太保长官没有抬眼看他，只是推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
“请把您和卡纳里斯，还有可耻的民族敌人施陶芬贝格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写出来。”
贝格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卡纳里斯过去失宠，现在则到了穷途末路。他在柏林见过几次施陶芬贝格，过去他是民族英雄，现在成了民族敌人。
贝格机械地写起来，一行行的字象平时一样既均匀又工整。他列出了同卡纳里斯和施陶芬贝格见面的时间，不过他现在十分镇定，头脑象数学一样精确──这是他天生的习性。
“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俄国姑娘耍的那套把戏现在可能成为我的救命符了。我现在不能再耍把戏了，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工作。显然，要想从我陷入的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盖世太保别把我调离侦察工作。他们能把每个军事侦察人员都看成是潜伏下来的卡纳里斯的追随者。他们不想把卡纳里斯看作是企图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