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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又是他们悲剧的根源。如果我现在开始为红党工作，日后我就可以找到辩护的理由。以保卢斯为首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当然取代不了希特勒，但这毕竟是某种力量。自然，若是他们现在把我关进监狱，那可就糟了。他们会的。应该为那姑娘做好逃跑的准备。放走她。要让她不是从我这里，而是从盖世太保的人手里逃走。千万别把我关进监狱，上帝保佑！那样我还得求助于盖世太保的同事。我要对上司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应该用党的忠诚干部加强军队。我要把那个姑娘带到电台去，交个一个党卫军分子，等到那人对姑娘习惯了，我就给他找个娼妓，送给他白酒。党的工作人员被希特勒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训诫折磨得苦不堪言，党员不许喝白酒，女人不准涂口红，说‘这是向美国财阀挣扎的走狗出卖祖国的利益’，我相信，盖世太保的人也同样贪杯好色。在希特勒的禁令中，除了盲目崇拜、对正常生活的嫉妒或蒙昧无知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禁果是甜的吗？国家内部生活中禁令越少，敌对的思想、经济、政治就越难于渗透，因为那些东西无机可乘。当人民什么都可以做──当然只限于理智范围之内，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允许野蛮行为──那么象我这样的侦察员在那样的国家里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不明智的政治家才会在艰难时期放弃压制异己思想的强硬手段而对其放任自流。明智的政治家是小心谨慎地放出空气──那样的话，我这个侦察员又无事可做了。我们这些吃了败仗的白痴们，在元首得救之后现在又来施行恐怖手段，举行颂扬希特勒，恫吓密谋者的人民示威游行。这些逮捕和示威游行会使人民更加害怕。而被吓坏了的和不会思索的人民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都在这里了，”贝格递给克吕格尔几张纸，说“真是一帮恶棍！谁能想到这个海上厨师的狼子野心竟包藏着背叛元首的邪念！”
盖世太保长官仔细看了看贝格，然后问：“卡纳里斯请您去他那里作客时都准备了些什么菜？”
“我在军事情报人员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贝格回答说：“他一次也没有特意邀请过我。他特意邀请的重要领导人有：奥斯特、巴姆莱尔、皮肯不罗克。我只到他那里去过两次：一次是他举办五十岁生日宴会。他办得很隆重，这只猪，准备了印度加鱼米饭，‘印度天国风味’。”
“这是在他的采连多尔弗吗？”
“是的。盖世太保中央机构知道这件事：海德里希总是出席他的招待晚会。”
“卡纳里斯的那个随从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
“就是打着小旗子，为他安排围猎狐狸的那一个。这个败类连打猎都仿照英国人的派头──打着小旗子。那个随从总是把一只狐狸带到安排好的地方，你们这位长满虱子的水兵哄赶那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动物……真实残忍至极，人面兽心……算了，这已经是气话了。好，您没事了，上校。我请您不要离开办公室──我随时都有可能找您。”
“好吧……如果您允许，现在有件事要谈。”
“可以。”
“我同您一起对付俄国女侦察员的行动进展很快。我想请您派一名盖世太保的人参加进来。现在已经到了没有盖世太保的直接帮助我就无法工作的阶段。”
盖世太保长官把贝格写满字的那几张纸收进保险柜，然后回到桌前，说：“我考虑考虑。”
第十六章 相会
1、摘自希特勒和约德尔上将在“狼穴”的会议记录
出席人：元首、约德尔上将、瓦尔利蒙将军、分队长费格莱因、上校冯·贝洛、中校冯·阿姆斯贝格、中校魏岑埃格尔、少校比尤克斯。
会议开始时间：二十三时五十三分。
元首：约德尔，当我考虑众多的目前急待解决的事情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稳定东线局势的问题──因为更多的问题在现阶段也无法解决──所以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被挤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夹缝之中也许真的并非是坏事。因为其中不仅仅只有不利之处，也有优势的一面。如果我们能守住我们现在占据的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地盘还是可以保证我们生存下去的，再说我们又有那么广阔的大后方。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将我们前一时期在后方积蓄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野战部队上。只有那样做我们的部队才能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如果我们把后方设置在德国，如果我们把军事后方地区扩大到纵深地区，尽管什么样的后方区都根本不需要，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充在前线附近地区行使执行权的军事行政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它们也同样能行使授予它们支配军队的权力──请会议一下一九三九年：那时我不得不把东线包括汉诺威在内的行使权移交给军事行政机构，要知道，从汉诺威到明登是一片完整的战略发展区域──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非军事的，其他军队完全没有的，只是我们信奉的（但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思想体系，那么地盘的缩小就不会总是不利，也可能变成一种优势；但要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真正地将这个广大地区所积聚的一切服从于整个战役的需要，将目前用于后方的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坚信，稳定住东线的局势是可以办到的……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从根本上能给我们整个战局带来致命影响的危险因素的现状如何呢？不用说，这首先是东线的崩溃，它是我们德国的真正威胁，无论是西里西亚工业区，还是东普鲁士必将受到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我们用现在正在组建的和逐步投入战斗的这些兵力是能够稳定住东线战局的──我是这样看的──我们也一定能战胜这次人类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当然我们不能把它与七月二十日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分开。要知道，不能把那次行动看作是孤立的；不能，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我要说，是我们内部血液循环发生了故障的征兆，是我们内部血液中毒的征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方的重要岗位都被真正的破坏者──不是失败主义者，是破坏者和卖国贼占据了，那我们还能指望从前线得到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联络部门和军需系统潜藏着地地道道的叛国分子，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已经秘密地为敌人工作了多长时间，那怎么还能指望会产生那种必要的士气。近一两年来，俄国人的士气其实并无明显提高，他们的人员装备也未见精良，而我们，毫无疑问，情绪开始低落，因为我们眼皮底下聚集了一伙不断施放毒箭的恶人──军需处的将军、通讯部门的要人等等。现在我们只得反躬自问（也可能用不着问，因为一切都很明了）：我们的想法敌人怎么会一清二楚？为什么敌人总是能够采取即使的对策？为什么他们对我们那么多的行动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有远见，而是由于一伙可恶的亡命之徒的连接不断的叛变行为。即使不把问题摆得这样具体，一些人占其位而不尽其职的现象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些人不是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增强对我们力量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不能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无法回避的斗争是不可能用某种政治手腕或战略战术敷衍过去的。他们无所事事，而不是让人们认识到：这场斗争和匈奴人进行的那场战争是相同的，其中只有两条路，或者胜利，或者失败──两者必择其一。如果我们的上层机构中没有这种认识，相反，如果这些白痴想入非非，认为现在的处境比他们先辈时好，因为现在聚到一起来干革命的都是将军，而不象一九一八年那样都是失败，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军队必定会一天天自上而下地瓦解……所以应该直言相告；在这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赤裸裸的叛变行为，这之中也有我们自身的错误和责任：由于考虑到军界要人的声誉，虽然我们早在一年半以前就知道有叛徒，但我们认为不能损坏军界要人的名誉，所以总是很晚才制止叛变行为，或者根本不加制止。但是，当我们让小人物，让士兵去独立判断俄国人以德国将军们的名义经常散布的召唤时，当我们让小人物──前线的下级军官去解释这些召唤的实质，而他们需要逐渐弄明白究竟是俄国人正确还是我们对待他们过于软弱的时候，这些要人的名誉会损坏得更不象样子。这种现象应该结束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些曾穿过士兵军服的可耻败类，这些贱货，这些旧时代的残余分子都应该被消灭掉。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职责。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次精神危机，那么我们会看到，俄国丝毫不比过去强，我们也不比过去差。从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来看，我们的情况反而比过去好，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现在更精良了，而俄国人的装备则越来越坏。所以我认为，我们定能扭转我们在东线的战局。
就在这时，当爱国游行浪潮席卷德国，当用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老人和少年从地方长官和党内官僚身旁列队通过，当劳动战线的队列──他们肩扛铁锹和斧头在街道上行进的时候，当看热闹的人们狂喊‘希特勒万岁’的时候，恰恰就在这时，欧洲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召开了，苏联代表古谢夫宣读了协商公告，规定了德国被占领区的边界和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以及德国将由各占领军司令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管理。
2、相会
在去酒吧实施抢劫行动之前，旋风和科利亚在一起坐了半小时；科利亚向他汇报了对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进行外部观察的情况。
“一旦有机会，我们就把他弄到手。他要是坐汽车──就不容易盯上了。不过，我知道他的房间号码：波兰地下组织侦察小组的人瓦韦尔附近盯过他两次，还有一次是在马利阿茨基教堂附近。当时还有个家伙同他在一起，他们一边走一边看圣像、壁画和管风琴。”
“那里的管风琴不错吧？”
“我认为好极了。做弥撒演奏巴赫的曲子时，让人浑身麻酥酥的，象是冻僵了，魔鬼附在身上似的。”
“你讲的是上帝，怎么还出了魔鬼。”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利亚微笑了一下，“现象就是对立的同意。其实，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指谁？什么样的错误？”旋风问。现在同科利亚这样漫不经心地闲聊使他感到很愉快。行动前也应该松弛十来分钟。
“我们──就是指我们，错误嘛──就是我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什么？”旋风冷笑了一下，“小心点儿，为你这种寻神论我会降你的职。”
“我是说正经的。妈妈曾给我很好的启蒙教育。基督戒条中有许多东西我们都接受了。这是实话。比如：要爱周围的人，不偷窃，尊敬父母。”
“把脸凑过去给人打的说法呢？”
“不能全盘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全部接受嘛。”
“好了，关于基督教──以后再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
“昨天夜里他一个人在小公园里散步，后来又去了旅馆的餐厅。”
“你呢？”
“我也混进去了。”
“后来呢？”
“他贪婪地吃他们德国的那种猪肘子，油直往盘子上滴。猪肘子──美味……还喝了许多。”
“有人到他跟前去过吗？”
“有两个空军的姑娘去过。”
“他怎么样？”
“什么他怎么样？”
“就是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他拍了拍一个姑娘的脸蛋儿。顺便提一句，他的眼睛可真美，象狗的眼睛。”
“你认为狗眼睛美？”
“是妈妈这么说的。她非常喜欢眼睛长得象狗的人。”
“听着，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总觉得张不开嘴：你是不是没有父亲？”
科利亚微微一笑，说：“这种事情似乎不会有吧。”他点着一支烟，不自然地继续说，“我小的时候，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事。可是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非常出色的人。革命时期，我们失散了，我们被拆散了。你要爱他，象爱我一样。以后你也不要再问起他。’就这些。”
“她就这样一直一个人生活？”
“是的。她才四十三岁。上大学而时候，同学们对我说：‘你的女朋友还可以。’一到星期天，她就去网球场，打得满身大汗。然后骑上自行车，赶着我跑─所以我才这样……”
旋风笑了笑，问：“怎么样？”
“有力气。”科利亚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而有力气的人才经得住摔打。”
旋风看了看表，揉了揉太阳穴，抑制着神经质的纠缠不去的哈欠，说：“你说得对。可是这个党卫军分子，我认为得干掉。”
“不过你说过：要把他抓来。”
“我们很难办。你自己想想：把他藏到哪儿？藏到游击队那里？划不来。况且，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等于是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置于危险之中嘛。如果抓他来，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你自己也说过，他夜里不带士兵走动。只要做成一次抢劫的样子，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
“明白了。”
“好了，就到这儿，”旋风说，“我们行动吧。应该给我们的司机喝点 草酊──他的手总抖个不停，就象患有硬化症似的。”
旋风带着他的人走了，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之后，科利亚伸了个懒腰，身上的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换衣服。
在莫斯科时他换衣服也总是这样：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前前后后地一通乱忙，椅背上、桌子上、床上扔着他的衬衫、背心、袜子、裤子。
有一次他到一位同学家里做客──这个同学是个军官的儿子，在家里受的是军人式的教育：自己整理床，自己织袜子，自己熨裤子，自己做饭。
当科利亚把这些告诉妈妈后，萨申卡问：“你喜欢这样吗？”
“很喜欢。”
从儿子学会走路、讲话时起，萨申卡对待他就不再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你长大了，就懂了。），而是象对待一个与自己同龄的有头脑的成年人。
“大概，这很好，也很对，要是你觉得应该按照斯巴达或指挥官的方式成长──那你就用那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吧。”妈妈对儿子说，“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机会象别人在家里照管男人那样照管过爸爸，在家里照管男人是件愉快的事，看着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脱换衣服。也可能，男人会烫裤子是件好事，但为爸爸和你做事我总觉得更愉快。你能明白吗？”
“我不会变成一个娇孩子吧？”
“不过，你要知道，”萨申卡回答说，“会洗洗自己的袜子也同样会长成娇孩子。娇孩子──是指他的精神状态，是说他意志薄弱。”
“那我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知道，家里要是散发着小树的清新气味是很令人愉快的，就象是在猎人的小庄子里。要是再安上个小工作台那就太好了……你给咱们家做副肋木吧。做广播操──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只是我们在肋木上会闹出洋相的。”
“还有什么？”
“还有普希金。你应该了解普希金，不懂得普希金不能算一个俄国知识分子。”
“他的全部作品？”
“全部。你父亲就熟知他的全部作品。”
“那他是做什么的？”孩子小声问。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萨申卡又重复了一遍她曾说过的这句话，“最好的人，你要相信我。”
“可是在学校里，同学们都问：‘你父亲把你们抛弃了吧？’他没有把我们抛弃吧？”
“‘抛弃’──这是一个恶毒的字眼儿……什么叫抛弃？他可以不再爱。爱情不是空气，也不是那种压在肩上的担子。如果爱情成了压在肩上的重物，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而且也无所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抛弃：只不过是一个人不再爱另一个人，他们不再一起生活罢了。这就是我给你的一个大致的回答，明白吗？爸爸并没有不再爱我。他永远也不会不爱我。”
一九四○年春天，他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当时他们星期日出外打猎回来──萨申卡常和儿子去打猎，她引导儿子爱上了打猎，亲自教会他打枪，亲自选定狩猎路线──那天他们睡得很早，到了早晨，她还没有备完法国文学课（她在外国语学院任教），来了一个电话找她，要她下楼去──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
两个小时后妈妈泪流满面地回来了，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芭。
“萨恩卡，”她象个小孩子似地啜泣着说，“萨恩卡，这既是不幸，又是幸福，也是痛苦。你父亲还活着。”
“在哪儿……他在哪儿？”
“把我的小挎包拿来。”
他把她那个极平常的小挎包递给妈妈。萨申卡打开上面的扣锁。
“在这儿，”她说，“这是他的。”
沙发上摆上了三个漂亮的小盒子。这三个精致的红羊皮包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国徽图案下面的白色珐琅板上刻着号码：９７４。
所以，当旋风问起他父亲时，科利亚一时没有回答。以前从未有人跟科利亚谈起过他的父亲──无论是人事部门还是指挥部。显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因此，旋风问他时，科利亚心里一震──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对朋友隐瞒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凡是知道他家庭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都一律用回答旋风的那些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