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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博罗金派来的那个人。”
“全清楚了，”旋风又想道。“他既然把博罗金也供了出来，说明他彻底叛变了。这个恶棍，叛徒，卖身投靠的畜生……也许他过去就投敌了？”
“穿一身蓝色西服，戴一顶鸭舌帽，左手拿着白手帕。”
处长朝旋风丢了个眼色，说：“全部吻合，对吧？蓝色西服，手提包里有一块干净手帕……”
旋风冷笑道：“我跳伞时还有一顶帽子呢。褐色的，镶着红色条纹。顺便问一句，找你接头的人穿什么颜色的鞋？”
“鞋的颜色没通知我。”
“什么？”
“没通知我。”
“你是什么军衔？”旋风问。
他问得很快，苍蝇回答得也很快。
瘦高个子翻译时勉强能跟上。
“我没有军衔。”
“没有军衔？”
“我被派来，是因为我与利沃夫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完成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你在耍滑头吧，”旋风说，“我干间谍不是一天了，但据我所知，指挥部是不会把一个没有军衔的平民派往敌后的。这是一。第二，我不相信你说的什么蓝色西服、手帕和帽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在描述一个间谍的外表时是相当详细的。就拿我说吧，我知道跟我接头的人应该穿黑绒夹克，灰裤，裤腿扎在德国士兵穿的喇叭口形的充革布高筒靴里……”
处长打断他说：“你上次可没说高筒靴这个细节。”
“我认为，我决不会跟一个反间谍机关的预备生打交道……”
瘦高个子和处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过……”处长说，“你的接头人认识你吗？”
“大概认识。”
“你为什么这么看？既然苍蝇不认识自己的上司，难道‘绒布夹克’就该认识你？”
“因为‘绒布夹克’是红军军官，领导完全信任他。”
旋风尽量对这两个盖世太保分子散布对苍蝇的不信任感。他表演得很准确，尽管他并不了解在这场急速的、眼下唯一可行的角逐中给他以帮助的全部潜因：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秘密警察局由来已久的怨仇正在起作用。
苍蝇恰恰落进了这盘磨石：军事情报局的贝格上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苍蝇进行工作，而苍蝇却不了解军事情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由来已久的怨仇，认为德国人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国家机构，因而在与贝格接头之余也向盖世太保尽忠效劳。他与贝格见面时，后者从来不穿军服，而且俄国话说得向俄国人一样地道，这是因为他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盖世太保当然知道贝格对苍蝇所做的工作，因而千方百计败坏这位军事情报局上校的名声是盖世太保的一项远景计划：再过一段时间，选择适当机会，给贝格使个绊儿──就说他跟一个显然是伪造情报的人打交道，此人要么是出于被迫而伪造情报，要么是毫无油水可捞（从军事行动观点看）。
“领导也很信任我！”苍蝇委屈地说。“是博罗金亲自为我送行的。”
“博罗金叫什么？”旋风问。
“还能叫什么？当然叫博罗金。”
处长和瘦高个子又对视了一下。旋风放声大笑。
“亲爱的，”他说，“一个间谍不可能只有一个名字。”
“博罗金上校的真名叫什么？”处长问。
六天前，在一次空袭中，博罗金的副手瓦列耶夫牺牲了。他掌握的全部线索也因他的死而中断了，不过他没有领导过任何间谍组织，而只是负责培训和派遣任务。随便说一个名字是不行的。谁敢担保盖世太保没有掌握几个我方总部工作人员的确切姓名呢？把敌人看成笨蛋，势必导致自身的失败。
“博罗金叫瓦列耶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上校，总参军事学院毕业。”
“你先去接待室等一会儿，”处长他苍蝇说。
苍蝇出去了。处长把香烟和打字机推到旋风跟前。
“这几天应该让苍蝇和我在一起，”旋风想道，“要是他在教堂附近溜达可就糟了。科利亚和阿尼娅会找他接头的……”
“最好让你们的苍蝇和我一道去集市和车站。”
“谁告诉你要去那两个地方？”处长问。
“你们对穿绒布夹克的接头人很感兴趣呀……”
“有理。不过你为什么以为我们离了你就不能抓住他呢？”
“你去过集市吗？”旋风问。
“去过。”
“那就请你再去一次，数数那里有多少人穿黑绒夹克、灰色裤子和喇叭口形的德国士兵高筒靴？我希望，你把你的人派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不至于把他们打扮得象鹦鹉，而是让他们的传戴跟周围的人差不多。不对吗？”
“你为什么跟我们如此开诚布公？”
“因为我输了。”
“你们的人输了以后总是喊叫，咒骂，啐唾沫。”
“你是想用这个问题贬低我，还是想把我推走了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处长说，然后要求瘦高个子：“他想说什么？让他讲详细点。”
“事情很简单，”旋风说，“如果我闭口不语，我就会被拷打至死。如果我说话，就可能不经拷打而死去。如果我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接头方法和地点的人，我对你们和你们的反间谍活动就是有用的。这就是原因所在。我需要苍蝇仅仅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说不定他已经跟那个穿绒布夹克的人接过头了。谁知道呢？”
“苍蝇有他自己的任务，”处长说，“他正在等他自己的客人。”
“这么说，他正在教堂附近溜达，等我们的人，”旋风明白了。“一切全看运气了。有人说不存在什么运气。这未免太蠢了。我眼下的唯一指望就是运气。当然，我指望运气也包含着我对他们心理的了解，但是要使我这种了解为我所用，只有靠运气了。显然，他们会放我到集市去。我们的人被他们策反是很少见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件。他无意中对我讲出了苍蝇有自己的任务，这是他内心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明证。他会马上跟我玩一场游戏的。而我已经赢了一着，现在只须做得明智些就行了。”
“现在咱们谈点别的吧，”处长说，“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从一九四一年起与你有关的一切情况，我都想知道。”
旋风掩埋过自己许多朋友和战友的尸体。他了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里沃伊罗格的地下活动，记得死于盖世太保之手的一些人的名字。因而，只要这个盖世太保的头目查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验证他的话。旋风有许多从事前线侦察工作的战友牺牲了，但他们的代号和假履历却保存下来了。旋风决定求助于这些死去的朋友。朋友，即使已经死了，也应该挽救活着的人。
“悉听尊遍，”旋风答道。“我可以讲，不过写下来不是更好吗？”
“那就写吧，”处长说，“这将是一份对红军进行反宣传广播的好材料。”
“你这么做可就毁了我，而我可能充当你们的间谍。你这么做也会毁了我的亲人。”
“关于你的亲人──他们的地址、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我们稍后再谈。这是纸和笔。我的同行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你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可惜我们的速记员不懂俄语，无法减轻你的劳动。晚上见。”
第五章 历险续篇
1、
保安局局长 国家绝密文件
收件人印章 共十三份
克拉科夫区保安局局长 第四份
外事局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东方战区党卫军和保安局最高领导人发布了下述命令。
总督管辖区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必须使用最坚决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对非德意志民族的谋杀者和怠工者加以惩处，征得总督同意，我命令：凡对德国人进行或企图进行谋杀者，凡破坏重要建筑物的凶犯，不仅被抓获者本人要被枪决，而且其全部男性亲属也要被绞死，而女性亲属──妇女和十六周岁以上女子──则被送往集中营。男性亲属包括：父亲，儿子，（满十六周岁者），兄弟，夫兄弟，内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和舅父。女性亲属照此统计。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体男人和妇女，即肇事者所有亲属的集体责任感。这样，政治犯在其中活动的那部分人将受到特别明显的触动。一九三九年期间，这项措施在新设置的东部各省，尤其在瓦尔塔省，产生了巨大效果。经验表明，一旦此项新的惩罚措施为异族居民所了解（可以通过口头宣传），抵抗运动参加者或匪徒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部分亲属中的妇女，就会起到防范作用。
我将上述内容通知你们，并建议在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及原有规定），尽快确定住址，立即逮捕相应的家庭成员。
克吕格尔
2、历险续篇
“十天后我来到距柏林三十公里的地方，”斯捷潘手过例行的审讯回来后，对科利亚讲道。“我现在只有晚上到天亮这段时间走路，其余时间就躲在湖边的灌木从睡觉。我睡在湖边是为了防狗。尽管集中营的难友们说水并不能防狗，因为法西斯分子通常从两边岸上同时放出警犬，能够迅速测定你从水中走出的方位，但我还是在湖边树从中睡觉──这样似乎更踏实些。”
他沉默片刻，仿佛要审视一下自己。
“后来呢？”科利亚催他往下讲。
在十天内我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这是个好成绩，因为我不象运动员那样可以吃巧克力，而是靠啃土豆和大头菜充饥。我知道离波兰已经不太远了。那里有游击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人。
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暖和。散发出阳光和夏天的气味。我睡得很香，有好几个月没这么睡过。我醒过几次，听到雨水枯燥而平静地敲打着瓦顶的声音，又重新入睡了。
在家的时候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能在电车上睡觉。他带我去农展馆附近姑妈家作客时，总是坐在电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大衣领翻起来，把拐杖杵在地上，然后用隔壁肘往拐杖上一支，便离开睡着了。起初我对他这么做很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我那时是个孩子，觉得他在电车上睡觉会遭人耻笑，心里很生气。我的态度一准使他很难受吧。后来我参军了，才懂得了这一点，更确切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进入集中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只是到了集中营我才懂得，父亲为什么星期天也会在电车上睡觉。由于多年的劳累，一个人要么总想睡觉，要么忍受失眠之苦。
“舞台上的雨倒比这种真正的雨显得更真实。”我一变望着天花板一边想。“今天这场绵绵秋雨显得太柔和了。连风也那么平静和温顺，真会叫人忘掉世上的一切。再加上肚不疼，衣袋里装着土豆。”
生土豆只是刚下口时才难以下咽。习惯以后，那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掏出一块土豆，用大衣袖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啃起来。我一边啃土豆一边拼命回忆，是哪一位科学家断言，说土豆皮是卡路里的代用品。这个论断完全对，只是乍一听有点可笑。
我发现，吃剥了皮的土豆容易饿，要是连皮吃下去，那么一个土豆就能顶一顿早点。起码从热量上是这样。
脑子里即便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瞌睡了。我暗暗骂自己对土豆和土豆皮的热量这么关心。应该在啃掉一个土豆之后继续睡觉。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是巴甫落夫吧，他说午夜前睡一个小时等于午夜后睡两个小时。苏沃洛夫每天八点睡觉，半夜三点起床，然后坐下来工作。我要是能同他作伴就好了。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头母牛的沉重的走动声，水桶的碰撞声，女人的脚步声，轻柔的说话声。只听那女人拍了拍奶牛的臀部，然后一边柔声细语地说话，一边挤奶。可以听到一股股热奶射在桶里的丁丁声。
看来，我说的什么土豆皮的热量，什么白天、早晨和晚上睡眠的效益，全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一听到热呼呼的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全身一下子就瘫了──由于饿，由于胃痛，也由于虚弱引起的躁怒，我大概呻吟了两声，因为这时牛奶的丁丁声中断了，女人惊恐地问道：“弗里茨？！”
“肥头大耳的弗里茨马上就会冲进来，”我想，“我得跟波兰永别了！”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在逃跑这段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屏住气，一动不动！曾多少次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很小很小，叫谁也看不见！这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唉，妈妈！”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很远，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如果这孩子就是弗里茨，那么事情还不象我刚才想象的那么糟。我听到有人朝板棚跑来。然后是孩子的喘气声、笑声和我听不懂的问话声。女人回答了些什么，孩子便跑了。我又听到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女人温存的低语声。在集中营时有个兽医和我一起干活儿。他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仪器，用电动挤奶器挤奶，电唱机会自动播放音乐或女人温柔的低语。这么一来，奶牛就不紧张了，让电动仪为自己挤奶。德国人真是个聪明民族，连奶牛的感情都考虑到了。
女人走了。奶牛在下边嚓嚓地吃干草，并象人似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又开始困了──巴甫洛夫万岁！苏沃洛夫也不例外……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她长得很美，尽管已经不年轻了。我在集中营很少梦见女人。别的囚犯也是如此：饿肚子的人是很少梦见女人的。做梦做得最多的是吃饭，不过我们在梦中也得尽量克制自己。我们强迫自己只做爱国主义的梦。否则就会支持不住，非垮掉不可。
我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想用手挥去眼前的幻想。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人的肩膀：一个女人正跪在我的面前──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怎么回事？！”我问。
女人哭了。
“亲爱的，你是咱们的人吧？”她低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女人说话了。男人们在集中营是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在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里也不会有我刚才听到的这种善良、惊恐和欣喜。
“小声点！”我请求道。
“他们都睡了。”
“他们是谁？”
“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叫我来的。”
“来干什么？”
“来顶棚拿干草。”
“没说谎吧？”
她没有回答。她俯在我的身旁，闭上眼，向我贴近。她身上披的军上衣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的肉体。我开始浑身打颤，仿佛冻僵了。她很快地说着什么，紧紧抱住我，越来越用力地把我往她身上拉。我看不见她那眯得很紧的眼睛，我只感到她的整个肉体贴在我的身上。
女人！也许，在集中营里男人想女人就象渴求自由一样强烈。只有那些家里有孩子的男人才更多地想孩子。我们集中营有个大尉，夜里总是泣不成声哭诉道：“我的小儿子萨申卡……你离了我怎么过呀？我的小儿子萨申卡……”
一年前娜佳从布良斯克被赶到了德国。她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丈夫科利亚留在了俄国。丈夫在部队当兵。
她的呼吸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微笑着听她说话。后来我怕她生气，便把头稍微移开了点。可是她跟我贴得更近了，她的呼吸又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禁不住又笑了起来。
“我们家很干净，房子用主墙隔成了两间，”娜佳低语道。“窗外种着天竺葵，还有两棵榕树。我们还种了一棵柠檬树，可是叫弟弟碰断了。他夜里去穿堂喝水，不小心把它碰断了。我们又换了一只桶栽下去，可还是枯死了。”
“大概伤着树根了。”我说。
“当然是伤着树根了，”娜佳高兴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想再买棵新树苗，可是战争爆发了。”
“打完仗再买吧。”
娜佳立刻哭了起来。
“别哭，”我央求道，“不应该哭。你在这儿受气吗？”
她摇摇头。
“不受气，”她说，“这个德国女人心还挺好。也不打人。只是她那个男孩有时往我身上扔石块。不过也没什么。别人家更糟。咱们别说他们了，”她不哭了，求我道：“你讲讲咱们人的情况吧。”
“好吧。”
“讲讲家里的事。”
“好吧。”
“你家也有花吧？”
“有。龙舌兰。”
娜佳笑了：“那是什么样的花？”
“带刺的。能医百病呢。”
“真的？”
“真的。”
“我信。你成家了吗？”
“没有。”
“把未婚妻丢下了？”
“没有。”
“我的科利亚很漂亮。一头淡褐色的鬈发，柔软极了。他心地好，所以头发才这么柔软。”
……天亮前我又上路了。为了让我能够判定方向，她指给我一条通向岔道口的近路。她吻了吻我，含着泪笑了笑。
“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我问。
“怎么会不知道！叫娜佳，我对你说过。”
“不对，”我抚摸着她的头、肩和粗糙、劳累的手。“不对，你不叫娜佳，你叫娜杰日达。懂吗，娜杰日达。”
从这里到波兰边境还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至多一百公里。我顺着河边走。这是一条大河。我已经在河边走了一整天。我想找个渡口。
认真的德国人不象我们俄国人，没有在岸边留下渡船。他们绰起撑杆，把船一撑就走了。船是跑不了的──第二天就会有人把船又划回来了。船的主人嘟哝着，奇怪自己的船不见了，可是过后又喜出望外：真是一件奇遇。我们也喜欢奇遇，但是一定得有个好的结局。
天快亮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