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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我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中发现一座桥。在河的对岸有一座小城。
“我得等到天亮，先在树林里睡一觉，夜里再到对岸去，”我一边想一边机械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土豆。衣袋空空的。我自己的干粮吃完了。娜佳给了我几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些香肠皮。我尽情享用了两天，没有象过去那样噎得动弹不得，因为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响。
“也许现在就过去？”我继续想。“也许他们这时候，也就是天亮前睡得最死？”
我朝桥头又走近了几步，看到一座小屋。这是卫兵的房子。我爬到小屋跟前。紧贴墙是一片灌木从。我决定躺在树从下把情况了解清楚。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接着是脚步声。我看到一个背着卡宾枪的老人的身影。他慢吞吞地朝桥头走去，然后消失在越来越浓的灰雾之中。一刻钟后老头儿回来了，走进了小屋。接着就是锁门的声音。
我往一边爬了爬，然后站起来，弯着腰朝桥头走去。我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小跑。前方可以看清十五米以内的东西。雾这么浓，真是求之不得。眼看就要到对岸了，那时我就胜利了。喂，睡吧，德国佬！睡得再死点！这对你们又算得了什么？！
我现在不是跑，而是悄悄地走。假如河对岸也是这么个老兵在把守，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屏住呼吸，继续往前走。
停！在这里，在离桥头两米远的栏杆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兵。他正往河里看。在他身边，靠栏杆放着一支步枪。我屏住气，开始朝后退。
“喂！”卫兵对我喊了一声，声音不太大。
我一声不吭地走着，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跑了？不行，这反而会惊动他，他会发出警报的。可是往后退显然也不是个好主意。我扭身就跑。
“站住！”
我飞奔着。身后响起了枪声，第二声……我朝对岸走了那么长时间，可一转眼又回到了原来的可诅咒的岸上，这里离波兰，离游击队，离我的祖国更远了！
我朝小屋跑去。只见那个老兵挥动着卡宾枪迎着我跑上来。我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只有一步之隔。我使足劲照他的鼻梁打去。老头儿摔倒了，卡宾枪砰的一声掉在柏油路上。
身后枪声四起。我该朝哪儿跑？是朝我来的方向，还是相反？我决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根据判断，那里有一片沼泽地，不怕警犬追捕，可以在那里等待警报的解除。
几分钟后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前面不是什么沼泽地，而是一座座房子。只见各家窗户内的灯亮了，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德国人惊醒了，他们马上就会对我进行搜捕。
我扭头往回跑。我站住了：一个穿短裤和夹克衫的小男孩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手里晃动着一支手枪，嘴里嘟哝着什么，用枪瞄准了我的脸。
“走开，小坏蛋！”我绝望地喊道。“放我走！”
“举起手！”他终于说道。
他已经学会了。这种事他们学得倒很快。我朝一旁跳了一步，小男孩连续射了两枪。射偏了。这是从两边又跑来几个人，把我围上了。小男孩发出一阵狂笑，兴奋地向围住我的人讲着什么，接着又举枪朝我头部射击了两次。
……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周围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我，因为小男孩拿的是一支玩具手枪，可我却由于他对准我脸部开枪而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个老头没有笑。他满头白发，眼窝塌陷，喉结尖凸。他递给我一支香烟。
“这个老恶棍也会想出点花招取笑我的。捉弄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暗暗思忖，朝老头摇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持枪的干瘦老兵走进房间。他用枪托照我肩上杵了一下，说：“喂，随我走……”
他把我带进一座楼，锁在一间黑屋中，过了约莫十个小时，门开了。他手持一张盖着印的公文走进来。
“上火车去，”他极力说得能叫我听懂。“呜－呜－呜，”他 起嘴唇学火车头的鸣笛声。
押送我的卫兵走在我后边，不停地出长气。我能听到他那嘶哑的呼吸。他走累了，便碰碰我的手臂，说：“喂，站住……”
我停下来，卫兵也停下来。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院街上，喘着粗气，互相对视着。有几个小孩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里嘻笑，从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正在互相追逐，也许在捉迷藏。当“领头人”找到了其他人躲藏的秘密地点后，大家齐声尖叫起来。捉迷藏是一项有益的游戏。我在逃跑过程中很有体会。它能培养对意外情境的适应能力。
德国卫兵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尽管他手里拿着枪，周围院子里也住着跟他一样的德国人，可他照样惊恐地看着我。我们两人在变成蓝灰色的街道上站了很久。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他神色惊恐，我却无所谓，因为此时我没有考虑逃跑，在市内也不可能逃脱。人们要逃跑的时候，总是用仇恨的目光望着押送他们的卫兵。在别的时间，尤其是在卫兵不打人，不朝落在后面的人开枪的时候，是没有人仇视他们的。
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是惊恐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喂……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他用刺刀碰了碰我的肩，动作很小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听见这个德国人在后面移动着脚步，想尽量跟上我的步点。他一跳一跳地走着，但还是跟不上，因为他的左脚只能勉强地拖动着。我走得很快，他在我后面跳动着，怎么也无法跟我保持一个步点。我又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不停地大声咳嗽。他咳得越来越厉害，简直叫人害怕。我停了下来。他抱住肚子站在那里，两眼通红，泪汪汪的。他咳了好半天，后来喘了口气，说：“谢谢……”
他又用刺刀碰碰我，叫我继续走。
在一个火车站，他把我带到战地宪兵队，他自己出去办理到柏林的通行证。他半个小时后回来了，带来一杯啤酒，两片夹肉面包，往我身边一坐就吃了起来。每一片面包他都嚼很长时间才咽下去。他喝啤酒时，每一口都象流进了一个空洞。我把头扭到一边，不想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可还是能听到他嚼东西的声音，我的脑袋也随之一阵阵发晕。
我扭着头坐了很久，最后终于忍不住，转身对他说：“社会民主党人！轻点吃！”
这位德国人呛了一下，迅速地朝四周望了望。一个年老的宪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高声打电话。我看出，押送我的卫兵被“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吓坏了。我想起来，在我呆的那个集中营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关进去的。
“喂！”我大声说。“你这个社会……”
卫兵从凳子上跳起来。一块夹肉面包掉在地上。我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嚼。德国人等我吃完后，带我去上火车。
分给我们一间小包厢。德国人插上门，命令我坐到窗前，他自己在门边占了个位子。他把枪放到膝盖上。火车启动了，我看见他扳起了扳机。
我知道，我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我也知道怎么去做。等天一黑下来，我就扑到这个德国人身上，把他掐死，然后换上他的制服，在一个小站跳出车厢。
我计划好了时间。等天上的星星一出来就动手。
“要是今天没有星星呢？”我想道。“这也无关大局。当然最好在星夜逃跑，尽管别人容易发现我，可我也同样容易发现别人。假如今天看不到星星，那就等过了路旁的树木后动手。”
第六章 相会
1、
我想起了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那是黑海的一个车站。那里几乎没有去度假的人，只有农夫和渔民。我是和父亲一块去的。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外地来的疗养者。我一想起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就会立即听到惊恐而欢快的蝉鸣。老天爷，那儿的蝉可真多！至今我也想象不出蝉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蟋蟀。我一直想在狄更斯的中扮演一个角色。可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蟋蟀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知道它们象潮虫和螳螂，那就太扫兴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可以不相信。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你讨厌的东西。
天上出现了星星。包厢里的绿灯顿时亮了。灯光昏暗，亮度不足。
“喂！”卫兵把一张照片递给我，说，“瞧，这是我的孩子。”
我接过照片，上面有五个女孩，一个男孩。大女儿不足十六岁，小男孩约莫一岁。
“喂！”卫兵又说，同时递过来另一张照片。“我妻子。”
我看到一个女人躺在棺木中。一旁站着几个孩子和这个身穿破西服的卫兵。
我把照片还给了他，他放回皮夹里，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指头摸摸胸脯，说：“痨病……”
现在他已经不是用惊恐的眼神，而是用忧伤和平静的眼神看着我了。他显然以为我对他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因为火车的驶速很快，包厢的门插上了，步枪的扳机也扳了起来。
你这个德国佬，真是个傻瓜！火车开得快没什么了不起。任何门都能打开。我可以扑到你身上，用头照你脸部猛撞过去。这就是全部学问。
“大女儿很像他，”我暗自想道，“也是这么瘦。小男孩是个胖子。所有的婴儿都很胖，只是断奶后才变瘦。”
“喂，”德国人把一支烟递给我，把手指贴到唇上说：“社会民主党人──嘘！”
“你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我心平气和地想。“你是一堆臭狗屎，算不上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你是个胆小鬼和痞子，不过你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没有母亲。”
我可想逃，就得干掉他。要想逃跑成功，就得干掉他。我只想打昏他，以免他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成为父母双亡的孤儿。我知道没有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我无法想象他们再失去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失去这个有一双瘦削的大手和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痨病父亲……
“该动手了，”我对自己说，“马上动手。”
我鼓足勇气，收拢双腿准备起跳，我已经可以动手了……
“有人说胖孩子是被很多线系着的，”我回忆着，“所以他们的小脚和小手上才有那么多皱褶。瘦孩子身上的线很快就会消失，幼儿也就变得象老头。小孩子不会说话。即便他是德国女人生的，也能教他学会说俄语，或者法语。这都无所谓。可千万别学说德语。要是一个人讲德语，那就太糟了。”
我感到自己对这个患有肺痨的德国人还没有恨到非杀死不可的程度，因为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六个孩子。我对自己毫无办法。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干掉他。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我困了，”我边说边闭上眼睛。
“唉，”德国人说，“那就睡吧。”
火车在奔驰。我正向死亡奔驰。他却躲开了死亡。
“德国人，”我暗自想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法西斯。我恨，恨你们所有的人。”
“接下去呢？”科利亚问。“后来呢？”
“后来更坏。盖世太保把我关了三天。负责审查我的家伙叫舒尔茨，一个肥头大耳、红脸膛的家伙。他们在我偷来的那件西服上卡住了。那件衣服是德国工厂做的，但衣料是‘女布尔什维克纺织厂’生产的。战前我们根据贸易协定向他们出口这种衣料。他们开始审讯我，硬说我是契卡分子，是被派来接头的。舒尔茨没完没了地折磨我，非要我在一件诉讼案中作为苏联军官和情报员出庭作证……后来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后他们把我押到东普鲁士，交到弗拉索夫匪徒手里……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普通战俘，是从集中营跑出来的。我也不能把我的真实姓名说出来，因为我在马利亚煤矿干活的时候，背上被刻上了惩戒标记……就这样，我被押到了弗拉索夫的反间谍组织－”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科利亚沉默半晌后问道。
“我会讲的……别急……可你来到这里干什么？你有证件……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一个人要是能编出这样的谎话，那也真该吃枪子儿了。”科利亚暗暗想道。“一个人不可能卑鄙到这种地步。根据莫斯科的那段交往，我是了解他的。我认识他起码十年了……”
“我是糊里糊涂来到这里的，”科利亚谎称道。
他不能对斯捷潘讲真话。他有一种不受他本人支配的责任感。不过他又想：“这也许不是什么责任感，我也许是作贱和出卖自己，因为假如你谁也不相信，连朋友也不相信，那就没有必要干自己这一行了。”
“要是你不帮我的忙，我担心他们会逼我……”
“这话怎么讲？”
“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你认识罗季翁·马特维耶维奇·托罗波夫……”
“在证件上你叫罗季翁·托罗波夫？”
“对。”
“如果证件是假的呢？”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那样一来我会连累你。我不生你的气，”斯捷潘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我喊你时你没回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说得对，”科利亚说，接着深深地吐了口气，这口气一直憋在他的心头。“你说得完全对，罗季卡……在他的证件上还写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写。是基辅发的护照──就这些。”
“这样吧……你就说你是从基辅到明斯克的……他们还一次也没审问过你吗？”
“一次也没有……那个德国人拘禁你的时候，我正在洗澡堂的脱衣间。后来德国人去睡觉了，你被送到兵营来，我也是被送到这儿来的。”
“好吧，试试看。”
科利亚明白自己正在犯罪。但他不能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么做，因为他无权用自己的手去判决一个朋友死刑，他们曾在同一个院子长大，在同一个广场居住，在同一个班级学习。
“你住在明斯克希特勒大街４号，后来搬到乌戈尔大街４号楼。那座楼有一家叶列明斯基理发店。不过你不要把这些情况一下子全说出来。他们自己会问你的，因为他们的材料中有我的地址，懂吗？他们大概会让你跟我对质的。我不认识你──让我理发的主顾多得很！你就说我是理发师，紧靠一扇大窗户干活儿，窗户上面挂着‘叶列明斯基理发店’的招牌，招牌上画着一个嘴叼香烟的男人和头发梳得象绵羊的女人。我将对你的这些供词加以证实。明白了吗？”
“我大概是个恶棍，”斯捷潘说，“我也许没有权利请你帮忙。”
“应该说我没有权利答应帮助你，”科利亚说。
“等一等，你现在的名字叫什么？”
“这不重要……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起码对他们来说是这样。过分详细倒容易引起怀疑，就象在黑暗中乱撞一样。”
“要是我演不好这场戏呢？”斯捷潘问。“要是演不好呢？……”
2、相会
天气晴朗。长长的白云更衬托出天空的蔚蓝。黑燕划破白云，在空中飞舞。缓慢的、断断续续的钟声飘向无际的太空。
“完全是另一种声音，”阿尼娅倾听着钟声，暗自想道。“象玩具发出的声音，不象真正的钟声，跟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很象八音盒的声音。人和我们那里一样，长得差不多，只是戴着帽子，女人们穿着编织的袜子和宽大的褶裙，可是这里的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时，钉着锈金属簧舌的教堂大门微微打开了，把人们放了进去，同时传来响亮而庄严的管风琴的乐曲声。
“多好听的音乐，”当管风琴的乐曲声传到阿尼娅耳中时，她想道。“等打完了仗，我一定去音乐厅听管风琴演奏。据说莫斯科有一架最大的管风琴。可我过去竟嘲笑说：‘这种长的声音有什么好听的？！’真蠢！只有在你经历过某种巨大的、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尤其是痛苦或幸福之后，你才能听懂音乐。只有那时你才能理解严肃的音乐，而不是什么‘疲倦的太阳和大海温柔地告别……’在你心情愉快的时候，需要听爵士乐，比如乌乔索夫乐队的演奏，如果你感到恐惧，缺乏力量，那就要听管风琴。你会变得很小很小，你的恐惧也会变得很小很小，就象你本人一样。”
阿尼娅站在一家店铺的遮阳下边。在这种状如帽舌的长长的遮阳下，她既可以躲避阳光，也可以观察广场上的动静。从这里她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一切，而别人却几乎看不到她。
她是在九点钟，也就是在约定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的。阿尼娅知道应该提前来到接头地点：在这一小时内，可以熟悉环境，发现可疑的动静，从容地做好准备。等约定时刻一到，她将走到一个身穿不戴肩膀章的旧德军制服的年轻人跟前，问他：“请问，你在这儿见过一个拎着两只口袋的老大娘吗？”
阿尼娅决定，如果她发现有两三个人在广场外围溜达或是坐在教堂前面的大车上，她就不去见那个穿军服的人。她知道得很清楚，盖世太保分子可能躲在教堂或广场四周的房子里，也可能躲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只要她和苍蝇一接头，便会根据暗号把他俩一起抓住，阿尼娅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她觉得，自己应尽一切可能，凭借现有的一点经验来保护自己。她压根儿没想到，苍蝇会叛变投敌，会一个人来跟她接头，会把她带到一套很好的住宅，并帮她取回电台──而这一切并不是苍蝇的主意，而是军事情报处贝格上校的安排。
差一刻十点时，阿尼娅看到一个身穿敞口皮夹克的小伙子在广场上溜达。小伙子歪戴一顶鸭舌帽，手持一束野花，脚登漂亮的高筒靴，露出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阿尼娅想起，当初国防航空化学促进会流动俱乐部的教练连卡·杜比宁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曾穿过这种高筒靴，那是他去列宁格勒参加促进会代表会议时在一家委托行买到的。
小伙子走得很慢，懒洋洋地朝四下张望着。他没走到广场中间便折进了一条小街道，也就是阿尼娅来雷布内镇时经过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