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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小张的眼圈红了。
从此我对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我越发依恋，有时会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韩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该多好啊！”
彭澄的父亲也是军人，也离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同时，她既无姐姐也无妹妹，只有一个比她年长九岁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时候，彭澄的哥哥来看她了。按说这里不允许探亲，她哥哥是省委下属部门的干部，正好省里组织春节慰问团，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门随团来了。那天我下部队了，彭澄把电话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哨所，让我“务必马上回来！”就这样，我见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头，平淡的五官，中上等个，长腿，正是“雷锋”！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惊，他要从容得多，甚至给我一种感觉，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说，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说：
“你好韩琳，我是彭湛。”
从哨所采访回来，在汽车驶上通往医疗所的小路时，我就已看到了等在路口的彭澄和同她在一起的这个穿便服的男子了，非常醒目。在云南边防，穿便服比穿军装醒目。但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下车，因为想不到。我机械地握住他的手张口结舌：
“你不是那个、那个——”
“对，我是。”
我脱口而出：“我还欠你钱呢！”
他笑了：“没错！”
彭澄也笑，说：“哥你不是专门来要钱的吧！”
听口气她好像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彭湛问我：
“你的脚怎么样了？”
“没有骨折。”
“那天有人去车站接你吗？”
“有。谢谢！”
彭澄站一边一言不发，晃着她短发蓬松的脑袋，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时我便断定，她肯定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天是云南边防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像我和彭澄去三连那天的天气一样，没有雾，天空明澈高远湛蓝。彭澄请求：“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外面走，沿着傍山的小路，到处是浓绿和大山吐出的清鲜，三人成列，彭澄居中，一手挽我，一手挽她的哥哥。
彭澄说：“今天天气真好！”
我说：“真好！”
彭澄说：“可惜没有太阳。”
没话说时人们便会谈“天”，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有点好笑，正寻思着找些有意思的话来说，彭湛开口了，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他道：“——太阳出国了。”
我和彭澄笑了。他看我们一眼，又道：“去了美国。”
我们大笑，他继续说：“留学。”又一顿，“——自费。”
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彭澄则干脆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事后，彭澄生怕我不明白还特地向我指出：“我哥这人挺幽默是不是？他其实特有才！要不是婚姻问题没处理好，早出来了。”
彭湛结过婚，现在是单身。据彭澄介绍，她哥哥的前妻是服装商场的售货员，又虚荣，又俗气，还懒。“整个儿就是个小市民，没文化！我哥本来一直挺好的，二十三岁就是副连长了。”我的判断没错，果然他是当过兵的。“一结婚，全完了。我爸从前一直指望着他这个儿子子承父业当少将的，结果刚当到中尉就转了业，到地方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长进。都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我看我哥就是在‘她’那个学校里给待坏了。当然我哥也有问题，意志力薄弱。”对于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彭澄概括说：“他们从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我说这样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你哥当初为什么还要同她？彭澄说：“我哥说她漂亮。”我说：“她漂亮吗？”彭澄说：“一般。”
医疗所节日聚餐，彭湛作为彭澄的亲属出席，席间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跟女孩子们谈笑风生，跟男人们大碗喝酒，诙谐幽默豪爽热情，把在场男士们比得没了颜色，令女孩子们满眼满脸放光，其中尤以彭澄为甚，随着她哥哥的每一个不俗表现拍手跺脚大笑大叫，有时都有点儿过了，有点儿“领笑”“领叫”的嫌疑了。我当然不会那样幼稚，已过了轻易被谁蛊惑的年龄。后来大伙让我唱歌，不唱不好，这种场合。唱又不能，我内向。这时他站了起来，说是愿代表我们两个后方来的人，在春节之际，为远离家乡亲人战斗在云南前线的同志们献上一曲。选的歌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苏联歌曲《 灯光 》。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上……”
头一句既出，偌大的房间一下子静了下来，此时此境此曲，再加上感情充沛有着相当水准的演唱，令人动容。好几个女孩儿泪光闪闪想必是已进入了角色。隔着诸多餐桌人头以及饭菜香烟的氤氲我遥望着他，心想，他与他的妹妹倒真的有些相像。
那天晚饭后彭澄值班，请我陪她哥哥“出去走走”。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因为他一直表现得热情洒脱妙语连珠所以我轻松上路，却不料那天走出好远他都没有说话，我因没思想准备也没有话说，静默中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令人紧张不安还有些尴尬。我想，得说话，否则，一对孤男寡女这样默默地走下去没事也有事了。环顾四周，天上正下大雾，不失为一个话题，于是咳了一声准备开口，他却早我半拍先开口了，说的是：
“你的脚怎么样了？”接着就笑了，自我解嘲地道，“‘没有骨折’。”
我也笑了。同时心里不无感动，暗忖：难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紧张会不安吗？这时听他又说：
“没骨折你当时那个情况也不适合去敦煌，怎么就想不到？”
他肯定只是随口这么一说是为了找点儿话说，我却不假思索就说了——说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去敦煌——越说越快像蓄积过多过久的水终于找到了流通的渠道，哗啦哗啦流利顺畅从头到尾，隐瞒的只是男主人公的身份和名字。没有动机，也许动机在潜意识里。彭湛两眼平视前方，默默地听；我说完了好久，他仍默默。大雾如纱，四周静悄悄仿佛整个世界都隐去了。我们在静默中走，走得我觉着无趣了，有些讪讪的了，有些沮丧后悔了，这时，听到他说：
“韩琳，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猛然扭过脸去，看他——这分明是一句掐头去尾没说完整的话——但他从此再就没说。那天剩下的路，我们只谈“天”了。
是后来的后来了，在电话里，彭澄向我承认事先她的确什么都知道，我们熟悉了不久，当得知我仍是一个人时，她就开始琢磨一件事，琢磨我和她哥哥之间的某种可能性。我说那你应该跟我说呀；她说她怕，怕破坏了我和她之间亲切随便的气氛，更怕万一不成，和我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她觉着她哥哥条件不是太好，结过婚，有孩子，工作也不理想，普通机关干部，没权没钱。但是那其间她一直在跟她哥哥热线联系，说我；她哥哥至今住在父母干休所的那幢房子里，有军线电话。她说她第一次跟她哥哥提到我时她哥哥就说见过我，并一丝不差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单位和年龄。我颇为惊讶，说想不到你哥哥居然能够在那样匆忙的一瞥之间记住了我工作证上的全部要点。彭澄说这是因为当时你给他的印象很深的缘故。我就问：什么印象？同时努力回想自己当时的形象：拖着个大箱子，瘸着一条腿，满头大汗。彭澄说：聪明，本色。
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彭澄特别的忙，忙到了晚饭后都无暇陪她哥哥的程度，于是，顺理成章地，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们沿着傍山的小路走，他跟我说了他的婚姻生活说了他的妻子。
“……她很漂亮，有点儿像那个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走在兰州大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当时追她的人很多，她选择了我，这对我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满足，有一种成就感，男人嘛。”说到这他自嘲地笑笑，又道，“彭澄说我庸俗，我想你是应该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我笑笑。
“……她身体不好，没病，就是弱，很多事情做不了。比方做饭就做不了，闻到油烟味就反胃，就吃不下饭，只好我做。孩子生下来以后她身体更弱了，夜里得我起来给孩子喂奶，把尿。有一次孩子半夜发烧，我一个人抱着他走了好几站地去医院，夜里没车，孩子太小，自行车坐不了。”
说这些话时他并无抱怨，只是平静地叙述，却比抱怨更让人同情。
“……应当说她人不坏，性格耿直，刚烈，甚至是暴烈，所以在单位得罪人不少，优化组合时差点被组合下来。如果她比较稳定，我早就辞职干公司了，很多朋友叫我去。可是她这个样子，我哪敢轻易辞职？饭碗不大，毕竟姓铁。别我这边辞了职，她那边再没了工作，两边落空，大人好说，孩子怎么办？
“我儿子叫冉，长得像他妈，很漂亮。离婚时她说她不要孩子，我说我要；替她想想，一个女人，还得再嫁人，带着个孩子，是不好办。离婚后，我带着孩子过了半年多，她又要复婚，也是想孩子，说不要孩子不过是一种要挟，她并不是真的想离婚。那次离婚是她先提出来的，俩人吵架，吵着吵着她又说，离婚！我说，好。她说，走！去街道办事处！我说，好。到了街道办事处，她说她不要孩子。我说，好。就这么着，离了。我早就想离了，她不知道。所以那次离婚，等于是我使了个计谋，她这人头脑比较简单，加上要强，很容易地就上了当。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卑鄙？”我又笑笑。“就这么着，她又回来了。一度，我的确想复婚来着。离婚后，朋友们给介绍了不少，也见了几个，感觉上大同小异，都是各有长短。结过婚的人再看女人和没结过婚的人是不一样的，实际了许多也透彻了许多。既然都是各有长短，都是对付，还不如跟原来的对付，毕竟中间还有着一个孩子。就这样一起又过了一段后，双方决定复婚，去办复婚手续的日子都定下来了，单位突然派我去北京出差，把这事耽搁了。”
“后来呢？”
“后来我从北京出差回去，再后来上班，再后来春节，再后来就到了这儿。”口气是玩笑的。
我没有笑，静静地看他：“我是说，复婚了吗？”
“没有。”
“怎么呢？”
“从北京出差回去后，又有点动摇了，想等一等，再说。”
我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了。如果答案如我猜想，他说了，而我这边还没有充分明确的思想准备，会使双方尬尴；如果答案不是，我则会感到很失望很没趣。不如就这样朦朦胧胧好了，如同云南的大雾，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后来，在我们的事定下来后彭湛说：“事实上你那天的不再问下去，就表明了你的态度。”我问什么态度，他说，“你很在意。”
那次在云南，他共住了八天，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如雾般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直到他离开。他走的那天雾格外的大，大到后来就变成了小雨，淅淅沥沥。我和彭澄去他的居所送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彼此的通信地址也留过了，告别话也说过几遍了，就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包括彭澄。彭湛住的是军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房隔壁是军文艺宣传队，天不好，宣传队无法下部队演出，就在屋里排练，也许是娱乐。总之，录音机一直开着，放一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亲爱的小姑娘，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就好像是为外面雨天配的乐。远处传来渐近的汽车声，开近了，又远去了……又有汽车声传来，渐近，近到门外，然后，吱，停住。我们三人不由同时挺直了身体。彭澄站了起来，说声“我去看看”，就去了，于是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隔壁歌唱：“亲爱的小姑娘，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屋外，浓雾聚成的小雨淅淅沥沥。就要分别了，作为主人，哪怕是暂时的主人，我该说几句什么。可是，说什么呢？
“韩琳，”他突然叫我，声音严肃，“你看，我们俩是不是考虑成立一个家庭？”
我看他，没马上回答。我得看他是不是逢场作戏，看他是不是想试探一下自己的魅力，看他究竟有几许认真。这也是我的大毛病，过于自尊，自尊到了自卑，脆弱，遇事的第一个反应永远是防范。这时，彭澄回来了，是车来了。北京吉普数秒钟之内便被浓浓的大雾吞没，只有依然清晰可闻的汽车马达声告诉我，他还没有远去。
从云南回北京后，一封航空信已在收发室里等了我几天，拆开信，是他的。“我说了，决意不复婚。她哭了，一夜一日，现成昏睡状，在床上躺着，真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你的事我没有提——固然是因为你还没有态度，但即使你永远没有态度我也不想再这样同她凑合下去，因我已有了一个明确的坐标。——借口和理由俯拾即是，没必要在致命处再给她一下。我想这几天要好好陪她说些宽心的话，毕竟在一起六七年了，又没有深仇大恨。……这个时候孩子在楼下唱一支无忧无虑的闲歌，偶尔弹一下电子琴，纯洁得完全不成调。我想你会真心爱上这个孩子的。”信最后他说，“我的那个建议是认真的，请你考虑。”
我得说在看信的前半部分或前大半部分的时候，心情一直良好，激动，感动，悸动，只是在最后，一下子沉了下来，沉重，沉静。我不想做后妈，不管是给谁的孩子做。有虚荣的成分，更多是出于实际的考虑，那会从一开始就把我的婚姻生活置于一种复杂的、难以理喻的境地。我没有回信。他很快又来了信。
“她发难了，首先是，她要孩子。我说，好。然后一块去街道办事处改了孩子的归属。完了她又说，她也无暇带，要我立即给孩子安排全托，并且要条件最好的。我也同意，即刻办往军区幼儿园，找了一个朋友，朋友极爽快，说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她翻了脸，在历数我的全部罪恶后，发誓要死死缠住我，要和我马上去办复婚手续，说将来随便我在外面找情人、胡作非为都行。我想她现在说这话是太晚了，因为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那样的清晰完美，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我自己的复杂的心理因素。”信的最后他问，“你给我回信了吗？”
我回信之前给远在云南的彭澄打了电话。那电话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总机的周转，彭澄的声音因此很小，听得我耳廓都被话筒压疼了。电话中彭澄和盘托出了这事的来龙去脉，最后她在电话里声音很小地喊道：“韩琳姐，我哥很有能力，跟你在一起他会很快发展起来，相信我！”放下电话后，我给彭湛回了信。那封信我是去邮局里寄的。那天的太阳很好，明亮，柔和。收到我的回信后他没有回信，打来了电话。晚上，我已睡下了，听到楼道里有人喊：韩琳，电话！我“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穿着拖鞋睡衣就冲了出去，心在胸腔里扑通扑通跳，不知是因为起得太急还是因为了某种预感。电话是他打来的，也是经过了不少的总机，声音也是很小。电话中他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并且固执地，孩子气地，一定要我也说。可是我不能，我这是公用电话，上上下下全是耳朵。他非要我说。被逼不过，我只好小声说了，等于没说，他听不到。感觉到他有些生气了，只好对着话筒喊：“我跟你同样心情可我这里是公用电话！”他一下子笑起来了，接下去，就说到了结婚，让我去兰州，去“救他”。“你不来，她不放我。她不相信有你这么个人，以为是借口。”
母亲说，你去吧。又说，困难时候的互相帮助支持，很重要。春节后回家我跟母亲详详细细讲了这事，母亲聚精会神听完了后问道：“他的孩子最后判给谁了？”我说：“女方。”母亲说：“那就好。”我说：“妈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还可以？”母亲没有马上回答，凝神看窗外盛开在篱笆墙上的蔷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