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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 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 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2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 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 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6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 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 红军第4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 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全区人口近250万人。
但是，自1931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 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 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 辩，罪名却越多，也越来越大。1933年9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都是在被 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过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中生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 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 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他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 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时在两河口的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由此决定杀人灭口。
6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了这里。突然 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张国焘，你反党… ”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35岁。
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 张国焘为了掩人耳目，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 问什么。
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 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来，他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 歌乐山；还有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那半个的徐以新，他本 是“第二十九个”，但当时他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 对张国焘的有些做法有意见而被囚禁。他幸运的是走完了长征路，在新中届成立后曾出任驻 巴基斯坦大使。
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他是中华民 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他曾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 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廖承志是在张国 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廖承志获释。廖承志获得 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3柱香，连鞠躬致 敬。他感谢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也就早没有我的今天了。”
被张国焘捆绑着行进在长征路上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应该算是长征路上所遇艰难最多的 人，所吃之苦当为之最。
草地龙虎/（陈宇） 第三回 索专权漫天飞电报 隔激流两帅投奇石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 “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 后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 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 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 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 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 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 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 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 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 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 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 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 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 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 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 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33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 特，他比张国焘小5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 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 影响。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2 0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 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lit＃le”，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 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1930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 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 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 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5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 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 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 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 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 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 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 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 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 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 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 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 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 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 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 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 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 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 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 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 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 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 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 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 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 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 “小脑 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 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 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 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 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 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 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 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 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 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 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 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 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 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 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 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 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 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 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 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 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 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 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 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 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 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 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 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 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 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 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 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 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 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 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 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 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 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 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 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 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