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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朝中原汉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统，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而不再称秦人、楚人，齐人、燕人。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从魏晋到隋唐，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学再兴，天命说被放弃，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再到六经注我，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中原陆沉的结果。这些努力，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
历史不能假设，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宋亡之后是元，明灭元，之后又被清灭。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破正统论入手，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统，又是后话。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来任宰相要职，比其他权相更显眼，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最后也没怎么样。一时失宠外贬是有，最后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后得享哀荣。
有这种想法，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权力再大的宰相，也无法威胁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专权独断的皇帝，也不会对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动摇。
宋朝的皇权与相权，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极个别的权相，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皇权随之加强。不认识到这一点，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
讲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最后落败，也能安然离世。
问道于宰相，施政于天下，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获得了他的认同，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赵祯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
讲过了人性，接下来，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谁倒霉，谁得利，其实不用想太多。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别。
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是回避意识形态，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互相提携，互相纠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党争，就会取双方的下限。
关键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斗争的手段。哪怕双方火并，战场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温良恭谦让，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
这是改革的逻辑，改革者当遵从这个逻辑，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
第10章 治术（一）（）
赵祯没有紧接着问下去，而只是与徐平默默饮茶。徐平说，赵祯不只是听，他还要仔细去想。只会做皇帝，可不是赵祯智力不行，实际上这些道理，他理解甚深。
过了好一会，赵祯才道：“已闻宰相之道，本于仁义，儒门公理，此无疑矣。然依宰相之言，道只可照亮前行，治国需有术。愿闻宰相治国之术。”
徐平捧笏：“君子谨其行，治国理政，善用其术。一人为君子，两人曰仁，三人及众曰义。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可知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忠恕。仁本于两人之间，而众又本于仁，不同于仁之处，曰义。治国之术，便是由二人及于众。不失其仁义，便就是以仁义立国，不必拘于小节。”
“臣自入仕，及于今日，若说治事理政之术，十六个字。认识事务，一分为二；解决问题，三方入手。谨记这十六个字，便大略不失于仁义。”
“啊——”赵祯猛地一愣，“哪十六个字？到底如何解？宰相细说！”
徐平也愣住，自己一时说得口滑，用了前世惯用的字词，这个年代不合时宜。想了一会道：“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新见一事，一物，要去搞清楚，需一分为二。执其两端而叩之，中庸之道也。要得其全面而中，不可执其一端。如臣手中之笏，看之如此，还要查其有何用处。若是只看众大臣上朝人人手捧一板，而不知用于笏记，便就觉得过于可笑。如在街衢看一乞丐，百般其惨，便觉得其可怜，是天下不公，而不去查其何以沦为乞丐之因，便会失查。若见一子对其父甚是冷淡，便就认为其是不忠不孝之人，而不去考其为何如此，硬要治其忤逆，一个不慎，就可能违了孝悌本意。见一物或一事，必要一分为二，就是要知其是什么样子，为何会成为这个样子，才能得其根本。”
其实认识事务要一分为二，不仅仅是这些，根本上是辨证法。不过急切之间，徐平说不明白，也举不出足够的例子，便用浅显的意思代替。不错即可，具体的内容，在以后可以慢慢补充。观察事物要全面，不要草率下结论，不然就会盲动，好心办坏事。
“解决问题，三方入手。是讲我们遇有疑难，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办事，而要跳脱出来，分成你、我、他，各方考虑过了，才好下手。三方为义，三方着手，才能大义不失。”
听到这里，赵祯直起身来，对徐平道：“宰相之君子、仁、义之说，先前我实听士子讲过。君子、仁，不失圣人本意，细思量，委实该是如此。惟有这义，宰相当日并没有细讲，众人更加众说纷纭，难解到底何意。此次开科，陇右举子便有人涉及此节，只是众人难以详解，又怕宰相必有深意，国子监发解取为中等，让其省试而已。今日解说清楚，以后也好正视听，免致考官举措失当。”
陇右除了徐平帐下发解的那些随军士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举子，由国子监发解。从那天徐平起了一个头，这些人私下里议论很多，有人就带到了发解的试题里。徐平有在三司的治绩，有在陇右的军功，文武样样过得去，年轻的读书人追随他的思想，人之常情。只是让国子监发解的考官无所适从，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又不敢反驳徐平之论，最后只能和稀泥。让写到这些的人顺利发解，但也不给很高的名次，说得过去。
君子好说，仁也好说，但要把义讲清楚，却绝不是几句话的事，甚至从现在开始讲一夜，讲到明天早晨，也未能够完全说清楚。偏偏治国理政，义最重要。君子、仁到底还是偏向个人的考察，正确地使用义，才是治国之术。
徐平起身，看了看旁边的一块黑板，道：“义最难，臣请在板上条列之。”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然是从三方下手。如审案，则有推鞠之官、原告、被告。若有疑难，又传证人对质，则有原告、被告、证人三方。推鞠完毕，又有检法之吏，议刑之官，定谳断刑之官三方定其刑罚。有疑难，每一步，皆从三方入手，方可求全面。”
赵祯点头：“本朝司理参军之设，是祖宗巧思，怜细民之意。鞠谳不同司，各设官员主理，最能免民间冤屈。你如此解，却原来是合了义之大道理。”
宋朝鞠谳不同司，司理参军专管审讯，别设司法司之下吏人检法条，司法参军依法条检法议刑，最后再由判官、推官拟判词，主官无疑义，由知州和通判通签联署，一件案子才算审讯完成。这就是司法程序公检法的源头，确实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当然赵祯说是祖宗巧思，就过于拔高了，实际上从魏晋到隋一直有进化演变，不过唐朝废弃，到宋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而宋之后，这一司法原则又被废弃，再出现已经忘记宋朝故事了。
古代断案，由父母官坐高堂，下面小民击鼓告状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在很多朝代，惟独不能出现在宋代。宋代的狱讼主要集中在州一级，下面县一级只能断小案，上面的路提刑只是复核。而州一级，分司比较完善，从程序上已经类似于徐平前世的公检法。
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宋朝统治者比较得意的善政。徐平选择从这里开头，是让赵祯能够顺利接受自己的说辞。讲仁义，只是一种政理朝政的方法，并不涉及好与坏。
徐平捧笏：“天下之庶政，莫大于稼穑，臣请从稼穑讲起。”
赵祯道：“如今天下，耕者无尺寸之田，富者田连阡陌，而不力稼。天下之害，莫过于此。前些日子李觏、欧阳修诸人都上书要朝廷平土，议者以为难行，不了了之。你为宰相理朝政，若真能在这上面下些功夫，善莫大焉！”
徐平未置可否，在黑板上自己画的三个圈里分别填上赋税、租息、口粮种子，道：“田土所出，于力耕之农夫而言，无非如此三份。朝廷赋税是一份；口粮、种子是一份，这一份里面，还要加上备灾之用；租息之类是一份，这一份里以租息为主，并不只包括租息。”
赵祯看了一会，指着租息道：“耕者自食，不耕不稼者不得食，租息多余！”
“是啊，租息是多余。然天地初生，人杂于群兽之中，采野果草籽而食，猎鹿豖鱼鳖而补，昏昏然不知岁月。至以草为谷，驯豖犬以养之，圣人出焉。初耕田，无犁无铧，一夫纵血汗流尽，犹不能使全家免饥馁之苦。至有犁铧，除果腹之外，犹有多余，奉赋税而成邦国。至铁器大行，果腹之余，犹可备宰荒。牛耕与铁器并行，备荒之余，年年犹有剩余之粮米。兼田有沃土贫瘠之别，有人家余粮多，有人家难果腹，兼田而吃租之家出焉。”
赵祯睁大了眼睛，听罢过了好一会，才道：“此韩非、荀卿多论之，果有此事？”
徐平道：“自三代至如今，典籍俱在，有何可疑？非止韩非、荀卿，柳河东亦如此说。”
中国文明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虽然有神话时代，但神话时代不只有神话。人类怎么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到部落时代，到封建，到国家，记载是不曾中断的。从先秦诸子，到韩愈和柳宗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就是如此。中国没有从猿到人的进化论，但却一直有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化论，这一点跟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不一样。
赵祯说租息多余，是因为对于政权来说，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就是这样认为的。政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并不认为剥削是合理的，租息不应该存在，存在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消灭而已。如果拿掉了租息这个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耕者自食备荒之余，全部上交朝廷，自然也就由朝廷负责耕者的一切。
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王莽到王安石，很多改革措施里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并不偶然。
来到这样的时代，特别是在汉朝和宋朝，跟统治者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不会被当成异类。如果你真能做到，最可能的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就连最高统治者，都会为你撑腰。同样的，你讲资本主义，只要能够做到了，一样可以得到支持。关键不在你讲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你能不能把生产力发展得适合这样的生产关系。
惟一的问题，是真地做不到，除非带着传送门，从另一个位面应有尽有的输入到这个世界源源不断的物资。徐平没有，那就只能立足于实际，进行阶级调和。
第11章 治术（二）（）
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最多再掺杂非洲、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会崩掉的。
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中国的历史太长，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要么是欧洲的现在。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
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
徐平指着黑板上“租息”那一个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确实是多余。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乡间开沟治渠、架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耕牛犁铧，都将由朝廷包办。历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治国理政，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设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难全之处，全在这剩余之物上。”
说着，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写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娱进学。道：“乡间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肥料、耕牛、犁铧之类，还有抚育子女，文娱之好，进学读书之类。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后两件事，朝廷欲包办而不得。朝廷包办得越多，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包办得越少，则租息就会越多。”
赵祯皱紧眉头，好一会才道：“天下立学，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桥铺路，委实难以全托朝廷。至于琴棋书画，听话看戏，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不过，这与租息可干？”
“朝廷包办不得，那人欲享此乐，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人祸，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