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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完成的各军，都是步骑合一，还编有运输、桥道、装备、医疗等辅助部队，是完整的野战集团。殿前司步骑都有，隶其下的没有问题，马军司和步军司就不行了，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步兵军和骑兵军。新的禁军三衙管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必须改变。废掉三衙禁军全部隶枢密院之下也不合适，缺少了制衡，军政和军令还是要分开才行。
明镐道：“三衙不当废，只是不能再如现在这样。马军司和步军司容易办些，管军器和练兵取可，殿前司却是有些麻烦。”。。
王凯道：“不如把四京驻军隶殿前司之下？一如现在的在京禁军一般。”
赵祯摇了摇头：“那又何必军改？改制之后，各军自成一体，俱属朝廷所管。非战时设行营或都护府，军之上只有枢密院，岂可别设衙门。殿前司所管之事，再细思量。”
五代军政军令一体，周世宗置殿前都指挥使和都检点，一是挑选精兵强将，加强禁军主力的战力，再一个是把兵权置于自己掌控之下。宋朝延续了这一制度，也延续了这一个兵权集中的过程，数十年来殿前司不断从侍卫亲军司收精锐之军的兵权。
随着枢密院军权的增强，禁军被整编成野战集团，三衙的地位必然尴尬。历史上南宋正规军变为驻屯大军为主，三衙便就名存实亡，只是几支大军之一而已。依着徐平对军制的规划，三衙应该成为事务衙门，主管军政。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有具体军政可管，殿前司这个皇帝夺侍卫亲兵司权力的衙门，便就找不到方向了。
议论一会，徐平道：“要不这样，军中将校出自忠佐司，陛下亲掌。而军中新招的兵员，则隶殿前司如何？依如今之制，凡新入军的新兵，当有半年的整训，可隶殿前司之下。”
新的军制要完全去除封建旧习影响，打散家庭、宗族、乡党在军中的集团，破除掉世兵世将的陋习。忠佐司训军官，便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再出将门的世将，那么破除世兵的现象，也应当有一个衙门，殿前司倒也合适。作为主军政的事务衙门，马军司管骑兵，步军司管步兵，殿前司则管新兵。与忠佐司类司，殿前司同样是皇帝亲卫，符合军权归于皇帝的原则。枢密院党军权，但军中人事之权向皇帝倾斜，也是一种平衡。
几个人议论了一会，觉得徐平所说可行，这样三衙就完成了职能转换。
许迁道：“相公，只是一点不明。如果由殿前司掌入军新兵，难道全国新兵，都要到开封府来吗？以前只从沿边三路和京畿募兵，如此已是不易，现在从全国征兵，又如何能够做得到？总不能让殿前司分设于天下，那又有诸多不便。”
徐平道：“分设天下自然不便，便分于数州，还是无碍的。天下选几大州，让殿前司分设衙门，教练新兵就是。各司教官按年轮换，也便于体察地理民情。”
赵祯想了一会，点头道：“如此做倒也可行。不只是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要掌天下军政，同样要在大州设衙门，不然如何管得过来？”
众人想了想，这确实是个办法，特别是跟路和州的行政设置联系起来，就更清楚。各军就相当于有实权的州，而三衙的派出机构则相于路级监司，实行条块的综合管理。
王凯道：“如此，军法司也同样可以外设衙门，一如三衙一般。”
赵祯连连点头，军法司比三衙更加重要。对于朝廷来说，不管是掌控地方，还是掌控军队，监察还要重于行政。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需要在行政上放权。而一旦放权，就容易坐大失控，这个时候监察就至关重要。强大的监察系统，是行政放权的保证，没有严厉监察的放权就是自掘坟墓。枢密院通过军中僚佐体系的职能管理，实现对各军的掌控。三衙通过对军政的直接管理，加上军法司的监察，共同组成朝廷对各军的管理。
常有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在制度上，相互制衡，防止弊端才是重要的。人事不可跟制度混为一谈，人事必须服从于制度。制度的制衡监察不是为了分权，也不是为了削弱主政者的权力，而是为了防弊。制度完备，才有用人不疑的基础。
第85章 军权的收与管（）
此次北巡，对禁军改制是主要目的，威逼契丹是附带的。改制之后，三衙的地位和职能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制度上便再没有疑难。
喝了两巡酒，明镐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又有叠床架屋之弊——”
看明镐说着连连摇头，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间取舍。欲要两全其美，尽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说着好听。到头来，多是把弊端集于一身。制度叠床架屋，纵横牵制，官就不容易做。话说回来，官要是那么容易做，用谁都一样的话，那朝廷又何必选贤任能，随便找个人就好了。所以说呀，听到哪个说为官限制太多，让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这官不做就好。对吧，世间之大，总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明镐听了不由也笑：“相公说的是。只怕底层小校，地方小吏，会浑身不自在。”
“当然不自在了。以前军中，父子兄弟在一营，要什么军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营中事务。现在处处有规矩，动辄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说军中，地方上也是一样。州县小吏，多是世代操其业，同为吏人的，多是亲戚宗族，自然视官法如绳索。”
徐平说到这里，不由摇头，与几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这个时代，前世也是一样，越是到了基层，对制度反弹越大。最底层的办事人员，最喜欢批判形式主义，经常骂一句官僚主义害死人。很简单，他处理的事情，与其打交道的各种人员，包括政府内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当然还有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往往到了县城一级，公务人员就亲戚连着亲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镇里，那就没法看了，除了外边调入的几个主要官员，下面其他人员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
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么大，就那么多能够进入统治体系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代传下去，互相之间必然结亲，就必然形成这种局面。当政区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形成熟人社会，制度和法律对他们就是额外的约束。对于过小的行政层级，削弱权力，然后让其自治是没办法的事。皇权不下县，治权不进村，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层就是这种局面。军队的基层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经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说中国是熟人社会，不**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似的。基本稳定的社会，基层都是一样，又不能让社会全部按军队来管。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第86章 两全其美（）
改革军制，最难的其实还不是制度，而是不合适的人到何处去。新的制度之下，原来的将校士卒很多都不合适。对他们的改造学习，及其后续安排才是最棘手的。
徐平最终想通，不能把禁军的现状归结于某一个人的错误，或者某一群人的错误，要充分地认识到，禁军的将校士卒同样是旧制度和军事文化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思想，是禁军改制全面展开的基础。如果把禁军现在的局面，归结到是禁军中人的错误，从而把他们一脚踢开，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政权不负责任，也表现了当权者没有政治担当，最终后患无穷。理政者把政治原因转稼到人的身上，不把这些人当自己人，让他们为政治行为背黑锅，或许能一时解决问题，但也种下了祸根。你不把别人当人，那他们视你为仇寇就理所当然，骂是轻的，真逼得活不下去了同归于尽也是天经地义。
制度是管人的制度，文化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由特定的人群表出来，错误却不应该由这特定的人群还承担。认识到现在的禁军同样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当政者便当怜之爱之，而不应当把他们当垃圾扫到一旁。他们不能够适应新的制度和文化，朝廷应当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改革制度和文化，同时完成人的改造，才能够最终完成军制的改革。
禁军原有上层将领的能力不足，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管理体系。新的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要求有较高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前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行不通了。很大一部分人转变不过来，即使组织学习，也只有少数人能转变，大部分人终究还是要被淘汰。这是事实，当政者没有权力抱怨，应当给转变过来的人以新生，也要给转变不过来的人以另一种生活。埋葬旧的文化和制度，把人从那种制度和文化中解放出来。
底层的士卒也有同样的问题，在禁军旧制度和文化下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责任感不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对他们的改造同样非常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军制改革全面铺开，可能会面临大量旧军人除役，要安排出路的问题。这跟历史上新中国改造旧军阀军队不一样，那时候军阀部队的军人多是参军未久，不足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禁军却有数代一两百年的从军家族，而且为数不少。让他们适应新的军事制度和文化，非常困难。他们浑身不自在，困苦难当，军队也受不起折腾，不如别寻出路。
几个军中最重要的人物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旧军人的出路问题。全国二十余万厢军已经为数不少，无法再向里面大量增加人员，淘汰的旧军人最终要离开军队。。。
最大的去处无非是营田务和三司属下的场务，营田务还好，三司场务是不愿意接收这些人的。难管理，不愿意干活，游手好闲自由散漫惯了，不适合工场。
明镐道：“前日程参政从京城发来公文，三司已挪出六十万贯现钱，用于安置除役禁军士卒。只是这些人向何处去，中书一直定不下来，着实难办。”
徐平道：“河北禁军多是本路人氏，让他们离乡土多不愿意。中书和枢密院先前问过几次，欲招人去西北，只得不足万人，杯水车薪而已。要安置他们，还是先从河北路想办法。等他们离开了军营，慢慢习惯，再劝其向其他几路去。”
“留在河北路也不是不行。由于黄河决堤，大名府以东以北被淹地方不少。今年河水已经退去，归于新河道，有不少土地要重新开垦。可以让三司在这一带建几处营田务，引一些除役兵士去。依先前安置的人来看，他们还是愿去营田务的。”
河北路流民回乡，是由杜衍在督促安排，对此了解较多。百姓受灾，流落到其他州县渡荒，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来。总有人留在外地不回乡，是以闲田众多。只要三司肯拿钱出来，收买土地，营田务建起来并不难。营田务是半军事化管理，生活有保障，虽然不如地方上自由，但很多禁军兵士喜欢，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按照安置标准，凡是除役的兵士入营田务，每一家人分三间房，另有三十贯钱作为安家费。这个标准可是不低，相当于中等户。营田务生产资料，如田、牛、犁等农具，都是营田务所有，不需要农户自办。进营田务的除役兵士，基本是拿着钱，带着行礼，与家人到地方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安置方法，是比较顺利的。
只是营田务能够接收的人终究有限，整个河北路，最多也就接收五六万人，使劲向里面塞也突破不了十万人。禁军一人到地方就是一户，十万户相当于大州，已是不容易。
说起安排禁军士卒入营田务，徐平不由摇头叹气：“现在最让人觉得难办的，是想入营田务的士卒，也多是军中想留下来的人。愿意种田过活的，多忠厚老实，哪个军官不想把这些人留下来？反而是那些不适合在军营的，怎么劝都不愿意走，最是麻烦。”
几人深有同感。愿意干活的人哪里都想要，军中也想留下来。真正神憎鬼厌，游手好闲惯了的，地方不想要，军中同样不想要，偏偏他们不愿意走。在军营，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份固定口粮，到了外面可就未必。不管营田务还是三司的场务，再是说得天花乱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活多的多得，干活少的少得，不耕不稼者不得食。
见了几个人的样子，赵祯有些着急，道：“军中兵士，俱都一样，委实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终归少数。这些人也要安排去处，万不要马虎大意。留在军中为害，断然是不可以的，不然军中改制会成为空谈。不给后路，赶出军中来更是不行！”
徐平等人苦笑。外朝大臣难不难皇帝先不管，得把他的威望保住，把这些人的人心笼络住。禁军，特别是驻开封城的禁军，闲汉着实不少，赵祯也知道得很清楚。改制为新禁军之后，这些人绝不许留在军中，这一点赵祯明白得很。把他们赶出军营，一定要安置得当，不然闹出事来不行。怎么安排，那就不是皇帝操心的事了。
最后，徐平道：“不如这样吧，把这些不适合在军中，又无处可去的人，暂时不除去军籍，别编为一军。自滑州以下，黄河泥沙年年淤积，如今河道已高于两岸甚多，下游又岂能够不决堤？新冲出的河道，中书派人查探，入海处又已开始堆积泥沙，只怕安稳不了几年。这别编出的一军，就让他们清理黄河水道，不要再成大灾。具体办法以后再想，由三司拿出一些钱来，先把这些人养起来。”
只要上游的泥沙不断，治理黄河就无法一劳永逸，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让除役无处可去的禁军士卒，先做这一件事，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问题解决掉。等到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习惯了地方生活，慢慢引导到其他地方去。那个时候，治理黄河就交给地方上就好了。惟一的问题，就是三司要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每年编列一笔数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