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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