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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二十二、反磨擦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霸气 书库 ｜。。）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