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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⒄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认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⒅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二十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⒆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⒇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四月二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1）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十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五月十八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十九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22）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六月七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给了他们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了从六月到十月的四个月的实际停战的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战中守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四平保卫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有所得的。当然，四平保卫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以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第174页。
②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70、371、372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⑧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⑩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⒀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⒆《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79、1182页。
（21）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4月26日。
（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5月19日。
三十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②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