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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瓦莲卡说，流露出温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点都不好呢。来，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下来，”基蒂说，让她又在她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也不想要……难道不觉得侮辱吗？……”
“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基蒂说，感到她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得不对，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觉察出她们谈着的已不是她，而是基蒂。
“但是那种侮辱呢？”基蒂说。“那侮辱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她望着弗允斯基的那种眼光。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哦，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呀？”
“比不对还要坏呢——是羞耻呀。”
瓦莲卡摇摇头，把手放在基蒂的手上。
“哦，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她说。“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自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说，她是什么话都照直说的。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
“羞耻，侮辱！”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敏感可不得了！”瓦莲卡说。
“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基蒂问，带着好奇的惊异神情凝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啊，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瓦莲卡回答，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但是正在这时候，她们听到从窗口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说：
“基蒂，冷起来了！披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
“真的，我该走了！”瓦莲卡说，站起来。“我还得顺便到伯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基蒂拉着她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她的眼神问她：“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呢，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蒂的眼神在问她什么。她只知道她今晚还得去看伯尔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她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
“让我送您回家吧，”上校说。
“对啦，这样夜深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无论如何，我叫帕拉沙送您。”
基蒂看出瓦莲卡听说她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决不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蒂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她把乐谱挟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她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三十三
基蒂跟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强大影响，而且安慰了她精神上的苦痛。她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她面前的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中，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安慰。它向她显示出除了基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和基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①里的通宵的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文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①寡妇院是一八○三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的慈善机关，收容在国家机关供职至少十年的官员或阵亡军官的贫病及年迈的寡妇。
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仅仅有一次她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与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施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言谈话语、每一天国般的——像基蒂所称呼的——眼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基蒂却不禁在她身上发觉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的时候，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迷惑了，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蒂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蒂不以心驰神往为满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做所为，基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蒂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蒂既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的时机，基蒂，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主义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engouement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她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基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行为，又极口称赞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好的。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这意思跟她谈了。
“Ilnefautjamaisrienoutrer，”①她对她说。
①法语：凡事总不要过分。
但是她的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她心里想，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感觉得基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基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的见解和热情。她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她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与其说愿意对她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人表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呢。”
“不，我没有这样觉得，maman，”基蒂说，脸红了。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基蒂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端相着她女儿的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基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够对她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情。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做“我的基蒂”，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她多么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长长的脖颈，稀疏的鬈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基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病态挣扎。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着她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虚情假意的亲热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得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基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把她的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星根①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里人身边了。
①巴敦和启星根均德国地名，为有名的温泉。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里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太太，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太太，——因此她矫揉造作，很不自在。相反地，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蒂完全复原了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基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说的她观察到基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他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着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Mademoiselle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allez①，”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①法语：真是的。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Maman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①以前。”
①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字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