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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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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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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庭，他们不愿意听到那些对已故亲人的不堪之词。
和三年前相比，蒙纳戴兹兄弟明显地瘦了，也成熟了。他们衣着朴素，老成持重。莱尔戏称，当年的豪华与风光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就只剩那一绺假发了。
负责起诉莱尔·蒙纳戴兹的公诉人还是帕梅·伯詹尼契，她有了一位日本裔的新搭档雷斯特·库利亚马，由他起诉艾瑞克·蒙纳戴兹。
在公诉方律师的开场发言中，帕梅·伯詹尼契首先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以及两位受害者身上的数处枪伤。接下来，是蒙纳戴兹兄弟那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疯狂消费”：劳力士手表、宝马跑车、高级公寓，还有莱尔的餐馆和艾瑞克的网球教练。帕梅提醒陪审员们，既然莱尔和艾瑞克能够在案发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警方撒谎，还雇用私人贴身保镖以掩人耳目，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就别的问题提供伪证，如曾被父母虐待等。
代表莱尔的被告律师姬儿·蓝森在发言的一开头便承认，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确实是被他们的儿子们杀害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本案的审理中你们唯一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两位被告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杀掉。”姬儿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团介绍莱尔和艾瑞克从小到大的富裕生活，意在说明金钱绝不是他们杀人的动机。真正触发这一谋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被捂在这个“完美家庭”盖子之下的丑恶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姬儿·蓝森说：“在谋杀发生的前几天，艾瑞克告诉他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对他骚扰和虐待长达12年之久。”莱尔听后“心意难平，因为在他6岁至8岁时，霍塞也曾骚扰过他”。莱尔找到霍塞，正告他“骚扰和虐待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他将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个家。
据姬儿在发言中的陈述，霍塞当即对莱尔说“他有权对他的儿子们做他所想做的一切，任何人都不得恐吓他”。霍塞还“明确地告诉莱尔，家庭的秘密只能限制在家庭内部，所有想以此对他进行讹诈的人，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姬儿·蓝森说，霍塞·蒙纳戴兹明目张胆的人身威胁使兄弟俩意识到，他们应该有防身的武器。莱尔和艾瑞克先去了洛杉矶的一些商店，但洛杉矶地区要求购买枪支必须有两周的“缓冲期”，以平息某些人一怒之下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蒙纳戴兹兄弟认定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专程开车去圣地亚哥，用东诺凡·顾德瑞的驾驶执照和假编的地址购买了两支步枪。
姬儿·蓝森说，因为羞于启齿，兄弟俩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骚扰和虐待，直到被捕之后，他们才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一位亲戚，是那位亲戚转而告诉了律师们。
然后，是起诉和代表艾瑞克·蒙纳戴兹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言。
雷斯特·库利亚马对艾瑞克的陪审团说，公诉方的证人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将在法庭上证明，艾瑞克曾亲口告诉他，父亲霍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他常常对艾瑞克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和干涉，使艾瑞克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艾瑞克还对奥泽尔博士说过，他猜想他的父亲已经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艾瑞克直言“这是干掉霍塞的另一个原因”。艾瑞克曾向他的心理医生奥泽尔博士和好友克莱格·西那若利倾诉了心中最重大的秘密——谋杀，但从未提到过被虐待和骚扰。直到案发后七个月，当兄弟俩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才突然间冒出了这桩家庭丑闻。
雷斯特·库利亚马最后指出，莱尔和艾瑞克在作案之前用偷来的身份证件购买了凶器，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作案之后又以谎言蒙骗警方，并请来电脑专家销毁遗嘱等可能成为物证的文件。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在发言中指出，“莱尔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因为艾瑞克“才是蒙纳戴兹家中真正的受害者”。蕾丝丽说，艾瑞克直到进了监狱之后，才道出他长期被父母虐待和骚扰，“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人生疑，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不是事实”。艾瑞克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克莱格·西那若利，是因为他并非100％地信任他们。蕾丝丽告诉陪审团，当艾瑞克出庭作证时，“他将会向你们解释他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媒体在第二天的评论中注意到，蕾丝丽·阿然逊没有说“他将会向你们讲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兄弟们的母亲凯蒂·蒙纳戴兹，姬儿·蓝森曾告诉莱尔陪审团的成员：“她被杀的原因是她的孩子们惧怕她。”蕾丝丽·阿然逊则说，莱尔和艾瑞克不可能从凯蒂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因为凯蒂自己心理功能紊乱，她所给予兄弟俩的是更多的虐待——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和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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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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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不允许被告方在法庭上讨论有关凯蒂病情的细节，如严重酗酒和长期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等。
蕾丝丽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一周，凯蒂和莱尔母子曾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其间凯蒂冲上前去，一把揪下莱尔的假发，令当时在场的艾瑞克惊恐万状，因为他从不知道莱尔年纪轻轻业已谢顶。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艾瑞克和莱尔更加接近，便向哥哥和盘托出了长期被父母骚扰和虐待的秘密。
蕾丝丽·阿然逊告诉陪审团，艾瑞克急切地盼望着开学后马上搬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早就过够了在家里度日如年的日子。但也是在案发前一周，霍塞对他说，开学之后，他每周有若干个晚上必须住在家里，以便于蒙纳戴兹夫妇监督他的功课，因为他们不希望艾瑞克重蹈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覆辙。而艾瑞克认为，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的性骚扰将继续进行。
如果说双方的开场发言就好比建筑师绘制蓝图，接下来的传唤证人和法庭辩论便是一砖一瓦地砌筑高楼了。
公诉方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莱尔打到巴维列山庄警署的911电话录音。他们想向陪审团展示，莱尔是如何从一开头就在欺骗有关当局，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演员。
公诉方传唤的一共26名证人中，有莱尔的私人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圣地亚哥“巨五”连锁店的员工、两名为莱尔检查电脑的工程师、第一位亲赴现场的警探迈科·巴卡斯、1989年8月19日霍塞包租的捕鲸船船长、主持本案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来自警方的武器专家、蒙纳戴兹兄弟的朋友裴里·波尔曼、克莱格·西那若利、东诺凡·顾德瑞和格伦·史蒂汶斯、为被害人验尸的法医鄂文·戈登，以及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被告方原计划传唤90多名证人，后按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的要求删减到56人。
第一个出庭的是莱尔·蒙纳戴兹，他在证人席上连续作证9天，其中的后4天是由公诉方律师交叉取证。
莱尔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还承认，他曾在艾瑞克5岁的时候，对弟弟有过性骚扰行为。在谈到母亲时，莱尔说，在他11岁到12岁那段时间，即使霍塞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凯蒂也允许儿子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他说在那座冠冕堂皇的大宅子里，父亲霍塞是那样地不通人情，母亲凯蒂又是那样地心智不稳，他在家中唯一的安慰只有那些绒毛玩具。在莱尔讲述的过程中，他和被告席上的艾瑞克常常悲极而泣。
在回答姬儿·蓝森的提问时，莱尔告诉他的陪审团，他们兄弟俩之所以没有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那样做徒劳无益。以霍塞的性格和权力，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也肯定能够找到他们。
莱尔还说，他和艾瑞克认为警方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故事。
在被移交给公诉方交叉取证之前，莱尔承认，他曾打算付钱给他的原女友婕米·彼莎西，要她在法庭上作伪证说霍塞曾试图占她的便宜，后被婕米拒绝并报告了警方。
艾瑞克继莱尔之后走上证人席。与他的兄长相反，艾瑞克一脸病容，面部表情中呆滞多于悲哀。他在作证中常常走神，说话时又常常离题，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刚刚红口白齿讲过的话，马上又亲口加以否定，有时候连他自己的律师也显出了几分不耐烦。
艾瑞克说，他觉得他的母亲凯蒂仿佛有特异功能，她对他每天的行踪、所有的朋友，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皆了如指掌。
当谈到霍塞对他的性虐待时，艾瑞克说，他曾悄悄地将肉桂粉放进父亲的茶和咖啡里，因为他听一位同学讲，这样产生出的精液味道比较好。和艾瑞克的其他许多证词一样，陪审员们怀疑这段话的真伪，因为肉桂具有非常浓烈的气味，不可能不为人察觉。
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艾瑞克的坏记性使他遇到了不少麻烦。比如他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在去圣地亚哥之前，他和莱尔先到了洛杉矶的一家“巨五”体育用品商店，在那里，兄弟俩看中了两把手枪。公诉方律师雷斯特·库利亚马反复追问这到底是不是事实，艾瑞克非常肯定地回答是。
雷斯特最后说：“蒙纳戴兹先生，你知不知道自1986年3月起，‘巨五’已不再出售手枪类火器？”也就是说，他们只卖长枪。
被告方聘请了近十位来自全美各地、与本案案情有关的各种行当的专家证人，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教授、犯罪现场分析专家以及家庭暴力研究专家。这些专家们告诉法庭，蒙纳戴兹兄弟的行为和性格中反映出了这样那样的被虐儿童后遗症状，他们无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专家们还说，根据犯罪现场的混乱程度不难判断，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所以“预谋杀人”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两位被害人的验尸报告证明的所谓“过分屠杀”，则完全符合被虐子女杀害父母的作案特征。
待被告方的听证结束之后，公诉方开始了他们的反驳性听证，或再听证。
一位名叫格兰特·瓦尔克的电工出庭作证说，1989年8月19日，星期六，午饭之后，他在蒙纳戴兹家后院修理露天温池的自控开关。当时莱尔正在和一个男人打网球，蒙纳戴兹夫妻坐在不远处的阳台上观看，艾瑞克站在父母的身边。格兰特亲眼目睹，当蒙纳戴兹夫人和莱尔说话时，莱尔紧绷着脸，对母亲很不礼貌。艾瑞克也是一脸的怒容。这种情景显然与兄弟俩所言，在案发之前的数日内，他们一直因恐惧而躲避着父母的说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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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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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璐儿·索利亚是蒙纳戴兹家的管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在蒙纳戴兹家里。弗璐儿对陪审团说，她从未听见过蒙纳戴兹夫妇对孩子们高声叫骂，也没听见过莱尔和艾瑞克讲到的那些谋杀案前一周内他们和父母之间的争吵。
莱尔的前女友婕米·彼莎西告诉法庭，在她与莱尔交往的3年多里，莱尔从不曾提起过家庭内部的暴力与虐待。而且，艾瑞克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才刚刚知道了莱尔的假发。实际上，婕米曾经在1988年和艾瑞克谈论过关于假发的话题。
莱尔的辩护律师姬儿·蓝森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强烈抨击婕米·彼莎西是一个淘金者，一直梦想着嫁进蒙纳戴兹家的豪门，但在未婚夫出事之后又背信弃义落石下井。
凯蒂的哥哥布莱恩·安德逊在法庭上说，蒙纳戴兹兄弟花起父母的钱来一贯地大手大脚毫不痛惜，但当谈到他们的父母时，却是一贯地语气冷漠毫无亲情，还常常使用一些不干不净的字眼儿。布莱恩回忆说，霍塞曾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莱尔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一辈子躺在父母的财富上。
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出示了一份布莱恩·安德逊新近向遗嘱检验法庭递交的申请。申请中称，因为在谋杀的过程中凯蒂死于霍塞之后，在霍塞与凯蒂相继咽气的几分钟的间隔里，根据遗嘱的有关部分，凯蒂已经在法律上继承了蒙纳戴兹家族的全部产业。现而今，夫妻俩的儿子们因谋杀罪锒铛入狱，并从而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所以安德逊家族应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笔巨额财产的继承者。被告方律师指出，布莱恩·安德逊掉转枪口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外甥们，是因为他在算计着侵吞蒙纳戴兹家的财产。这样的乘人之危才是真正的毫无亲情。
玛尔琳·爱森伯格曾做过霍塞·蒙纳戴兹14年的秘书。她说葬礼之后，她和蒙纳戴兹兄弟同乘一辆黑色礼宾车离开殡仪馆时，莱尔问她：“谁说我不能填补我父亲的位置？”玛尔琳告诉他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试图填补别人的位置”。莱尔吹了一声长长的唿哨，说：“你不懂，那是我父亲的位置。”
公诉方也聘请了不少专家证人，而且在庭审期间，这些专家们就一直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但却没有一人到证人席上作证，因为首席公诉人帕梅·伯詹尼契非常自信地认为，陪审团不会相信莱尔和艾瑞克编派的那些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内部的虐待和骚扰的“无稽之谈”，也不会相信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痹轻敌”构成了公诉方策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被告方的再听证或反驳性听证，非常简短。第一位证人威廉·费卡立博士说，1990年6月，他第一次见到狱中的艾瑞克时，艾瑞克便向他讲述了多年来在家里遭受到的种种虐待。艾瑞克甚至说他“喜欢监狱”，因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
第二位证人是马克·霍飞南。他出庭反驳公诉方证人、电工格兰特·瓦尔克说，1989年夏天，他是蒙纳戴兹兄弟俩的网球教练，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并没有和莱尔一起在蒙纳戴兹家的后院打网球。事实上，那天是蒙纳戴兹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鲸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观众和社会上关心此案的人们终于等到了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代表莱尔的被告方辩护律师迈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谋杀案发生前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状态，指出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骚扰和虐待后而形成的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心态。1989年8月20日夜晚，莱尔像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驱使他扣动扳机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么经过周密安排的计划。
公诉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则对陪审员们说：“这并不是一桩很复杂的案子。两个人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们杀死了。”案发之前，两名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