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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茏然故腔竦昧�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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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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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警方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约翰·希密兹正在开会，办案人员把他叫到外面，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然后问：“他是你的儿子？”
“是的。”约翰倒是没有抵赖，但接下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中听了：“我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在经济上对他负责，那是她的责任。”又说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头发，或那件“故意伤害案”是怎么发生的。
几天后，约翰·希密兹“养外室”的新闻出现在各地报纸的头版，他的政治生涯便到此画上了句号，希密兹夫人也被迫从《自由论坛》退出。夫妻俩分居了一段时日，后来又搬回到一起。
这就是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女俩如出一辙”。记者们比较说，约翰·希密兹和他的爱女玛莉·凯都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都生养了非婚子。
约翰·希密兹和卡拉·司达克尔故事的终曲是：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卡拉虐待儿童，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家庭在卡拉上班时照顾过约翰·乔治和他的小妹妹，共计有十几人有作案机会。1994年，卡拉·司达克尔病故于困扰她多年的糖尿病后，约翰·希密兹拒绝认养当时才13岁的约翰·乔治和11岁的尤金妮（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不许他认养）。后来，孩子们被希密兹夫人玛莉的好朋友、著名巫师静妮·笛克逊收养。1997年静妮·笛克逊病逝，小兄妹俩便被送去了孤儿院。
每当希密兹夫妇发生分歧时，玛莉·凯总是站在父亲一边，这次亦不例外。她对朋友们说，她的母亲生性冷淡，缺少人情味和女性的温柔，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是她把他逼到那一步的”。
其实，这段使希密兹夫妇大起大落的丑闻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玛莉·凯，她当时离家很远，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念书，并继续着她的“派对女孩（PartyGirl）”的舒心日子。
年轻时候的玛莉·凯几乎从未在情场上失过意、失过手，她和思蒂文·莱图纽也是一两次约会之后，便住到了一起。玛莉·凯后来说，她当时是被思蒂文的长相给迷住了。
思蒂文·莱图纽出生于华盛顿州，他是谢蓉和狄克·莱图纽夫妇的长子，家里还有一个小他4岁的妹妹。思蒂文10岁左右，全家人随莱图纽先生的工作调动搬迁到阿拉斯加州。不久，莱图纽夫妇离异，两个孩子自愿选择跟了父亲，但母亲也总是住得不远，经常可以见面。
美娴·任那特对玛莉·凯和思蒂文的交往可说是知根知底儿。据美娴的讲法：“有的男人是Mr。Right，有的男人是Mr。Now，而思蒂文则是玛莉·凯的Mr。RightNow。”按照英文的字面意思，Mr。Right即“合适先生”，指可以考虑婚嫁的。Mr。Now是“此刻先生”，即只是一时玩玩，交交朋友，并不认真的。Mr。RightNow，“马上先生”，是必须尽快完婚的。
美娴这段话指的是玛莉·凯的未婚先孕，以及不得不与思蒂文匆匆结婚。希密兹家信奉罗马天主教，当听说女儿怀孕后，希密兹夫妻想都不想就催着玛莉·凯赶紧出嫁。其实一直以来，玛莉·凯并没有真正爱过思蒂文，他只是她的Mr。Now。玛莉·凯私下里认为思蒂文不够成熟，也不够聪明。不过，思蒂文倒是有足够的聪明可以了解到玛莉·凯对他的态度，这也为他们尔后的夫妻不和埋下了伏笔。玛莉·凯明白，思蒂文婚后外遇不断，除了他的相貌使然，也是在报复玛莉·凯当年对他的不屑。
玛莉·凯和思蒂文一面办理结婚手续，一面办理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学的手续。几个月后，玛莉·凯在阿拉斯加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小思蒂文，思蒂文也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公司内部人员调整，思蒂文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西雅图。这对夫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经济上的窘迫，伴随着一笔接一笔的债务。玛莉·凯是靠着娘家财政上的支持，才勉强念完西雅图大学夜校，取得了一纸教书文凭。
一位热心的邻人为玛莉·凯介绍了一名律师。戴维·戈尔克也住在诺曼底公园，以前曾在街坊们的聚会上和玛莉·凯见过面，算是她的半个熟人。
1997年3月8日，星期六，玛莉·凯与律师相约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戈尔克家里。玛莉·凯当时并没有太把这一切当回事，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去邻居家串门儿，因为她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律师。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戴维·戈尔克也摇摇头，悲天悯人地。他觉得玛莉·凯太无知，太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处境的严重性。
“你说的也许不错。”戴维字斟句酌，他知道他的话将会给玛莉·凯当头一棒，他只希望那棒子砸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沉重。“糟就糟在这一切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戴维先给玛莉·凯进行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基本普法教育。他解释说，第一，法律根本就不会承认、更不用说考虑一个35岁的成年女人和一个13岁的男孩子之间会存在什么“爱情”；第二，华盛顿州刚刚修正了相关的法律，将StatutoryRape——发生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经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由原先定义的“强奸幼女”改为“强奸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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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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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戴维继续道，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StatutoryRape法修正之前，玛莉·凯不会被起诉。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州，比如加利福尼亚，玛莉·凯也不会被起诉，因为加利福尼亚等各州仍沿用着“强奸幼女”的说法。比如，加州法律定义的StatutoryRape为“与非行为人妻子的女性发生的性关系，并且该女性的年龄在18岁以下”。
关于StatutoryRape法原始定义为“强奸幼女”的考虑是，在“强奸”这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被普遍认为是女方，因为如果强奸导致受孕，承受怀孕和生育痛苦的将是女方。而对于未成年女子，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尚未成熟和健全，这种痛苦较之于成年女性将更为深重，甚至可能遗留下终身的疾患或缺陷。所以即便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仍被视作犯罪。
然而，这一定义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长期以来，StatutoryRape法对男不对女，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别歧视”。80年代，此一争端曾附着几桩类似的案子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亦很难做出明确的裁断，案子后来又都返回到了各州。近几年，已有若干州先后将StatutoryRape的定义修正为“强奸幼童”。“不幸的是，”戴维·戈尔克对玛莉·凯说，“华盛顿州也是其中之一。”
在明了了这一大前提后，玛莉·凯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不承认“有罪”，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威利·伐拉奥的单相思和幻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玛莉·凯苦笑一下，打断律师的话：“我已经怀孕了。”戴维·戈尔克偏着头打量了一会儿玛莉·凯臃肿的腰身，好像这才看出来了，然后提笔将纸上写着的“无罪”二字划掉。二、向法庭承认“有罪”，同时寻求一些监外执行的途径。戴维认为，以玛莉·凯的条件，他应该不难替她争取。玛莉·凯没有犯罪前科，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业已查明，本案中除了威利·伐拉奥，没有其他受害人，而且学校和邻居们对玛莉·凯的评价还不错。但是，玛莉·凯必须向法庭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因为“监外执行”包括了心理咨询、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长期受管制。而且，玛莉·凯还必须被司法机关注册为“性侵犯罪犯”，也就是说，她的名字将被列到一张“黑名单”上。今后无论她申请什么工作，这一款都会出现在录用方对她的背景调查资料中，无论在何处居住，当地警署都会向附近的居民们通报，此人有这方面的犯罪倾向。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母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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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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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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