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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行一场战斗。（《时代》，1937年8月30日）
日本没有预料到的不仅仅是战场的转移，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从卢沟桥战斗到淞沪战役，中国军民士气空前高涨。历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在1937年表现出的团结、勇敢，令世界刮目相看。《时代》甚至说，中国在上海的战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
不管如何，上周，中国在上海承受日本最猛烈的轰炸，对其进攻予以抵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抵抗者士气空前高涨。卓越的上海俞鸿钧市长兴奋地说：“当日本的轰炸开始时，我们的士兵像鼹鼠一样躲进地下防空设施，留在那里搓麻将；掷骰子，一直到轰炸结束。紧接着，他们又像雪貂一样跳出来，用机关枪、步枪、大刀向进攻的日本兵猛烈还击，把他们击溃。”（《时代》，1937年11月1日）
坚守在闸北苏州河岸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官兵，耀眼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这是当年最为轰动的一次抵抗。史书记载如下：
四行孤军战斗：1937年10月26日，参加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五二五团奉命掩护大部队从闸北撤退。27日晨，完成任务后，该团第一营战士四百五十二人（上海报刊后来报导为八百人），在刚升任团长的谢晋元率领下，又奉命进驻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大楼，濒河负固，据众死守。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孤军抱着“宁愿死，不退让”、“不投降”、“决作壮烈牺牲”的决心，与日军苦战四昼夜。……（《中华民国史辞典》）
在《时代》的报道中，谢晋元官兵的故事被生动地赋予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比较少见。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理解，《时代》将四行仓库称作“中国的阿拉莫（Alamo）”。阿拉莫堡垒保卫战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事。1836年，在得克萨斯地区决定摆脱墨西哥统治的独立战争期间，圣安东尼奥教区人数不到二百的当地军民，面对近万名墨西哥军队的进攻，在阿拉莫堡垒坚守十四天，虽最后因弹尽粮绝而牺牲，但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壮烈的战斗之一。2004年，美国好莱坞根据这一史实拍摄了一部被称作史诗片的电影，片名就叫The Alamo（中译名《边城英烈传》）。
《“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壮举！”》——这是报道的标题。
在全中国鼓舞士气的是五百名“蒋的嫡系”部队、蒋委员长著名的八十八师的士兵，他们坚守在闸北的一个仓库。天亮之后，日本军队就举着太阳旗发动进攻，从三面迅速围攻仓库，另一面对着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当日本的装甲车集中火力炮击仓库时，全世界的报道的标题醒目地写着：“中国的阿拉莫（Alamo）”。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阿拉莫必须投降，不．然就会被消灭。它的中国指挥官谢晋元上校致信上司孙将军：“死，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时代》，1937年11月8日）
奉命撤出的官兵，从四行仓库进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欢迎他们的是守卫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时代》说，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他泪流满面。英国士兵把“中国的阿拉莫”的官兵当作英雄热烈欢迎。
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帕垂克准将（Patrek Drummond）感叹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了不起的壮举！”
当淞沪战役激烈进行时，华北的战斗也在有声有色地进行。蒋介石调兵遣将，昔日的军阀对手、政治敌人，如今都与他一起站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前线，而共产党的战绩——平型关大捷——也在《时代》上得到了报道：
在此期间，蒋介石迎来了从南方赶来的能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对长期的军阀伙伴。八年前，这两位叛逆者反对蒋介石，因为他当时不愿意抗日，而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这么做。上个月，白将军成为委员长的重要将领。上周，彼此之间的失和最终在南京得到修补，随后，李将军北上指挥先期从南方调来的五万军队，准备在山东抵御日本的进攻。山东省主席、著名的韩复榘将军，日本人曾经想贿赂他，上周也下定决心，表示：“我敦促所有部队发誓抗日，直至战死！”
所有一切意味着日本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上周已使全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明显比以往团结得多。在南京恢复的信心，给中国报纸带来热情，他们不加保留地报道夸耀的消息，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夺回了雁门关和平型关，“消灭了五万日本军队”。
显然，在名义上已由日本“控制”的地区，中国军队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此种不断骚扰的游击战，对于在上周已经把战线拉得很长的入侵者来说，将被证明很有效。因为日本必须拥有漫长的军需供给线，其总长度已达到一千英里以上。（《时代》，1937年10月25日）
“游击战”——Fly Tactics——这个军事术语第一次在《时代》出现了。伴随它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著名人物走进了南京。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的秦邦宪（博古），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
在南京一种东方式的隆重气氛中，走来了秦邦宪同志，原中华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的主席，其军队已加入到中国政府的军队。“我们勇敢的共产党军队，南京政府的第八路集团军，上周在山西取得了两个大胜仗。”秦宣布，“他们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日本兵，包括指挥官，六十辆军用卡车，一架重机关枪，两千发子弹。在这一迅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下，日军防线已被突破。一千多名日本士兵被打死，一万名蒙古兵和日本兵被缴械。在第二场战斗中，我们共产党军队以‘游击，战’战术深入到日本防线的后方，这是我们在与南京方面作战时常常运用的战术。”（《时代》，1937年10月11日）
朱德的名字不止一次在《时代》上出现过，此次又提到他时，将他称为“红色拿破仑”，还配发了他的肖像照片，拍摄者注明是斯诺。有意思的是，与朱德同时提及的是国民党的将领卫立煌，《时代》称他是“常胜将军”。国、共两党的两位将军，联袂参加指挥山西忻口、太原会战。他们一同飞赴南京，汇报战况：
此外，不断进行骚扰的中国游击战，最近广泛得到运用，已明显切断了日军的供给线。中国的游击战总是在运动中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上周，他们的指挥官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介绍了两周前的战斗情况。作为“打了就跑”的将军中的主要领袖，走来的是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朱德和有“常胜将军”之称的卫立煌，上周，他们并肩不断骚扰日本人。尽管四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十万大洋活捉“红色拿破仑”，悬赏八万杀死他；赢得“常胜将军”称号的卫将军，也在围剿朱德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时代》，1937年11月1日）
被悬赏缉拿的将军，率军围剿的将军，如今并肩站在同一条战壕，抵抗共同的敌人，身后是士气昂扬的士兵。这就是1937年下半年的中国震撼人心的画面。
五 榻榻米上的办公
“七七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日本人。他们一是日本首相近卫，一是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们分别在1937年7月26日和8月30日的《时代》上亮相。
封面上的近卫，身穿和服，坐在沙发上。看似悠闲，但《时代》的“小标题”——Bedseat Driving（榻榻米上的办公）——颇能反映出近卫此时此刻的紧张万分。《时代》报道说，卢沟桥战斗刚刚打响，天皇等皇室人员立即中断休假从海滨赶回东京，近卫则早就通宵达旦地召开内阁会议了：
连续几天，近卫首相召集内阁成员通宵达旦地举行会议。日本的企业家如通常一样，看不出上周日本士兵到底是在听从政府的指挥进行作战，还是当地驻军长官不愿错过良机，自行其事，进行小规模的战斗。
中国开始真正让日本担忧、恐惧了。
……一切取决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最终做好了准备：冒险一搏，对日开战，动用装备有美国军舰、意大利战斗机和经过德国顾问训练的部队，即中国人称做的“蒋的嫡系”。
所有这些兵力，独裁者蒋在日本轰炸和侵占上海时都没有使用过。
日本政府第一次害怕中国政府可能会转而派遣飞机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民众该如何应对轰炸呢？日本副战争大臣加藤在一次语调紧张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谈到中国的轰炸时说：“如果局势严重到极点，整个国家都将变为战场……那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告诉内阁成员：“我无法向你们确定中国的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告诉他们，他正派遣军舰前去“保卫”的地方，不仅仅限于中国的主要港口和江河入海口，而是远至南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印度尼西亚——引者注），以及北至苏联西伯利亚的海岸。在考虑到“中国采取的非法的、残暴的、挑衅性行动”之后，日本战争大臣杉山将军透露，日本国内部队已派往中国大陆，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因此，他叫喊道：“既然中国空军已经开始调动，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让当地民众防范空中轰炸。”（《时代》，1937年7月26日）
近卫还面对着来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挑战，他们仍主张把主要目标放在攻打苏联上：
上周，在东京，一批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官气焰嚣张地叫喊，他们的帝国应该首先打败苏联，反对在解决好莫斯科的问题之前与南京打交道，他们认为后者是战略的、政治的出卖。这些日本的少壮派把斯大林看成是蒋的绝对后台，但日本的“自由派”，如近卫首相认为，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放弃任何一次与中国打交道的机会。如果现在蒋委员长会在苏联的背后支持下集中全中国的力量抗日，那么，在榻榻米上通宵达旦办公的首相，就将完全陷于恐惧。他希望在“自由派”的支持下，能促使天皇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时代》，1937年7月26日）
关于近卫内阁与中日战争的关系，《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一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29页）
“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这就是近卫的如意算盘。他以缓和的语调谈论对华政策，称日本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侵吞领土。他甚至将反对共产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加以突出，试图以此来分化中国刚刚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嵌进彼此的历史宿怨：
在东京，尽管帝国政府对华北出现的任何战斗都感到惊奇，有名的报纸还是提前向日本民众报道即将令人振奋的消息，称日本的影响在扩大，将在一至三个月的时间里结束战争。
日本外务省官方新闻发言人坦率地说，中国人将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地区成立自治的华北，因此，日本当然不能、也不会干涉、介入这一“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这一坦率的相当粗鲁的承认，在上周日本首相近卫向内阁发表的演说中，以另一种的文雅表达出来：
“我认为在中国政府中有不少人理解日本，包括蒋介石将军。我认为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调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作为东方人原有的本质上来。”在解释共产主义为非东方之后，他同时有技巧地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他们目前已加入到中国政府之中。日本首相和婉地补充：“中国按照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调子跳舞，给东方带来麻烦，显然是以自己之手来削弱东方自身。我热切地希望中华民族能尽快觉醒过来，认识到作为一个东方民族的本质，从而与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合作。日本不需要任何领土，只需要合作……如果我们有占领的目的，整个华北的领土早就被不可战胜的皇军占领了。”
在这一日本的声明中，专家注意到了真正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印记，即去年德日签订的合作反共协议的印记。（1937年8月9日《时代》）
然而，中国方面的抗日热情和士气，让近卫“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的设想变为了泡影。淞沪战役的激烈程度更是让他没有预想到。于是，“最小代价”到1937年8月底就变成了日本正规军的倾巢出动和日本的全国总动员
上周，在东京，日本的内阁成员们在护城河环绕的裕仁天皇的皇宫忙进忙出，他们要求天皇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最重要、最轰动的高层军事决定是，派遣日本全部正规军，约二十六万人，前往中国。
在上海，差不多有十万日本军队参战，此场战役不再是孤立的，一场新的地面战斗已经扩大，北平、上海、西部山区之间的广阔三角地带，都将可能成为战场。（1937年9月6日《时代》）
在日本各路人马的紧急调遣中，最引起美国方面注意的不是关东军，也不是空军，而是海军。一方面因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海军曾是日军的作战主力，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与日本一样，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它早就密切关注着日本海军实力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于1937年8月30日把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确定为封面人物。
封面照片上，米内身着海军服，手持佩剑，看上去干练而信心十足，威风八面的样子。他大概觉得自己有理由自豪，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自1931年以来日本海军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过出尽风头的日本陆军，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实力。
1931年，侵占满洲时，日本的海军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上周在上海，日本海军则几乎是独立地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斗。上周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赶往上海，但几乎所有真正可见的增援部队都是奔赴华北，补充北平一带的军力。在北平，圆脑袋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两周来一直在南口的窄长地带抵御日军进攻。上周，北方的其他一些军阀赶来支援他，可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不过，在上海，日本海军不只是投入了最激烈的战斗，而是日本海军至少有一半兵力派来了。联合舰队的旗舰，由英国制造，已服役三十七年的“出云号”旗舰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对面，经历了十天的轰炸、射击，包括一次鱼雷袭击，旗舰仅受到轻伤。沿黄浦江到长江口，十六英里的河面上，汇集着日本舰队群，共五十多艘战舰，包括四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三十八艘驱逐舰，以及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时代》，1937年8月30日）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中，上海俨然成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实验场，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鱼雷快艇。《时代》报道说：
由于上海这场大战是在一座现代城市进行，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被观察得最仔细的交战。因为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无线电通往全世界，这也是现代第一场大战可以不经审查就能把新闻发送出去。然而，军事观察家和记者，还是错过了一件事情：上周周末，等待已久的日本增援部队抵达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预计将有五千名士兵登陆，与中国猛烈的战火相对。中国指挥部立即传出话来，他们的时速四十五海里的鱼雷快艇，每艘装备两枚鱼雷，一架机关枪，已经击沉一些日本舰艇，数目多少尚不清楚。没有外国人亲眼看到，所有外国海军军官都等待着亲自看到。这种鱼雷快艇是德国、英国，特别是意大利大量投资研制的，这是它们第一次用于实战。国民党中国至少拥有十二艘此类快艇，其中英国六艘，德国六艘，目前等待着进一步测试，以确定未来是否有更大作用。（《时代》，1937年8月30日）
指挥日本海军与中国作战的米内，熟悉中国，喜欢中国书法：
作为一个日本人，米内将军身材可谓魁梧，五英尺十英寸高，这与他的显赫政治地位很相配。五十七岁的米内一直是海军军官，老谋深算，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他受命指挥旗舰。……米内喝酒，但有节制，爱喝日本厉害的烧酒。他的主要爱好是书法，用驼毛制作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中国字，这是练习手的稳健的一项运动。两周前，裕仁天皇召见他，将处理上海难题的任务交给他。他的一双有力的日本人的乎正在工作着。（《时代》，1937年8月30日）
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止米内一人，出任淞沪战役中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两位同志”——《时代》甚至以这样的标题来突出松井与中国的特殊渊源：
为进行这场大战役，日本政府任命松井石根担任海陆联合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松井熟悉中国的程度几乎同他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并曾与中国热情的爱国者、“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合作过，在中国推动“泛亚细亚主义”。尽管这一主义是针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也是反对俄国。但松井的狡猾足以蒙骗大量没有戒心的中国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伸开双臂欢迎他。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蒙骗他们，而是与他们作战。（《时代》，1937年9月6日）
曾与中国人合作过的松井石根，现在成了侵略中国的指挥官。
日军见上海久攻不下，改变战略，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改从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向中国军队实施致命打击。上海沦陷了。三个多月的激烈抵抗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结束。此时，松井石根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 ’
获胜的是长着一对长耳朵的松井将军，有记者问他日本是否继续进攻，占领蒋委员长的中国首都——在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