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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四、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美国人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这种解释并不到位，但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我个人认为，理解中国也不难，而且是很准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经济上，中国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如果需要更详尽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解读也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一国四方”：
首先是“一国”——“文明型国家”：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她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3＇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切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安排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现在看来这些安排也正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其次是“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通过票决从“分”到“合”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现在西方社会也面临这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历史上的执政集团，其实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称它能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过去十来年所有独立可信的民调，例如，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调，都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极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一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老是盼望中国的政党制度走向崩溃，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很难想象某一天，中国的执政党将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一个中央政府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它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14＇
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韩国的政党竞选可能选出一个导致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政党，但韩国的安全最终是靠美国来保护的，韩国是否会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日本的政党也是这样，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习近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天命党”，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它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承担终极责任。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和国家层面），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当然，这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广泛协商基础之上的当断则断。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
与中国古代决策集议制度相比，中国今天的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古人所难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领导人列宁创立的，对苏联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苏联的五年计划制度也一样，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五年计划成了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代名词，成了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代名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计划。一个接一个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几上几下。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协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带来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经常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多数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种超越，我们对此可以非常自信。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1978年复出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直至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