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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断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订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10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5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多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
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近20年的时间，使得数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5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出租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77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不久前，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分组讨论会，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广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每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8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位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之后，非但没有崩溃，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翻了两番，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不久前，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的发达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总体上已经接近南欧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任务：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作，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许多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10％，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突破10万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元，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我们现在光是外汇储备就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我们的高铁从无到有，迅猛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已稳居世界第一。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心理的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