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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当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中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地区GDP的总和，至今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从危机中缓过劲来，所以当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愿意提供高达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一揽子大项目合作（包括高铁、核电、金融、物流等领域内的合作），中国的倡议立即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烈欢迎。参加2013年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东欧国家珍视对华传统友好，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相信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13＇
第三类就是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进步很大，但一谈到发达国家，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国生活了20多年，走访过所有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国震撼》一书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发达国家板块”，其人口约3亿，已经和美国相当，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这个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口更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实现了1＋1大于2的局面，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并为中国“超越”西方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内在动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特奥·桑默（Theo Sommer）在汉堡进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感觉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没有中国模式，只有美国模式。我说你可能看得不够仔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许多商业设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是82岁，比纽约高3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的是，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已经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
2012年底江苏省昆山市政府曾经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讨论昆山的发展水平。江苏省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昆山是中国百强县之首，昆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苏省带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看了很多昆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材料，也实地访问了昆山的政府部门、学校、社区和企业，然后坐下来讨论，我说，昆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体发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过了意大利。
有人说，你用“板块解读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读法”，你就不能用？我说，一定要用“人均解读法”当然可以用，但如果要准确地判断中国真实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最好再考虑以下三点：一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GDP，然后再来进行比较，这比官方汇率折算出的数字更符合实际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预期寿命”，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201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5岁，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比纽约高，而纽约是美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三是采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来计算中国人的实际财富，因为今天多数中国人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尽管很多中国人抱怨房价太高，但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最低估计也超过了80％，农村则接近100％，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已有房子，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中国的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
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每人1。5套房子，净资产至少在200万人民币，甚至300万，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而且富很多。欧元区国家的中位家庭净资产为10。9万欧元（欧洲中央银行2013年统计），约等于92万人民币，美国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尽管这样，上海出租车司机还普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把中国人的房产也统计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中美“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我下面还要详谈。
现在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倾向于认为，即使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应该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到时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只有美国的1/4，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未来。此外，我自己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左右。我用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在西方，银行能给你房贷，就是对你中产地位的肯定。我估计十年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新中国的革命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承认这一切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认。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在乎。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要质疑你的制度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应该质疑了，你美国那个民主也算民主？是“钱主”吧？
四、有质量的增长
在2013年底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遇见了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鲁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长期在意大利生活，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他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据说他在2006年预测了美国将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他又预测了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可能要覆灭，因为这些悲观的预测，他得到了《纽约时报》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绰号。
2011年，他曾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硬着陆”，当然我们在2013年底见面时，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问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否比过去更乐观一些，但他还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低消费、低效率维持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未来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可能意识到2011年对中国的预测有误，这次他没有说中国经济将在哪一年“硬着陆”，只是泛泛地对我说：“这样下去，中国经济迟早会遇到大麻烦。”我个人对他还是尊敬的，因为他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相比其他经济学家，意识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虑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使用的中国经济数据恐怕不太准确。”
这些年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和媒体使用了许多不够准确的数据，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断。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搞经济的人都相信数据，但是数据的可靠性取决于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出现偏差，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主张的“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重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西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理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第一，中国内需和消费不足。这个观点认为全球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是70％，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75％，而中国为59％，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国内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论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我去过印度三次，我的常识判断告诉我印度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中国。西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餐馆里就餐的客人大为减少，但中国的多数餐馆看上去一片繁荣，中国的汽车和房产的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买车大都是买新车，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车、使用汽车信贷的要占半壁江山，中国街道上跑的车、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机、家庭里用的电器总体上都比西方多数国家民众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贵。中国的内需怎么会很低？我估计恐怕是统计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1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看看各国餐厅的热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今的全球经济版图”：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的40％由它贡献，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报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众在餐厅消费总值却同比增长了26。1％，百胜集团全球营收近一半都由中国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期餐厅消费增长为2。1％；在日本，尽管有关方面号召民众踊跃消费，支持灾后重建，但同期餐厅消费增长几乎为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现了餐厅消费负增长。经济学家张军就中国内需问题发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证了我的判断。张军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了中国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消费，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打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推而广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是由公司付账并打入公司营运成本的，而不是计入个人消费的。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农村人更不租房子，他们是自己盖房子。中国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国家，所有统计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业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没有交易还有一个虚拟租金，即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国统计中完全没有这一项，也不计算虚拟租金，这就少了一大块。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高收入家庭（其实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中国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张军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60％—65％之间。这就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消费占比差不多，属于完全正常。＇14＇
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34年中，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中国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 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15＇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中国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达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2013年官方统计中，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中国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34年中，中国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0。16万元提高到1。94万元，增长了约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中国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中国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过大。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性债务议论很多，但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2012年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数字，表明政府负债率为39％。经济学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说时说，他看到的地方债务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总之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60％底线。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负债大都用于支持消费，换言之，这是真正的债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大都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中国还有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从这个角度看，林毅夫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是西方国家所难以比拟的。＇17＇
第五个观点：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升。我的观点还是要通过国际比较来看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确实有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中，质的提高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从量的方面来看，中国在许多领域内的经济规模都达到了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