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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没有笑容。商店的服务员，理发店的理发师，旅馆的接待员，都没有笑容。另外就是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我的导游丽娜说，“历史上外国人统治了我们800多年，所以这儿的人笑容就少了。男人少，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有就是酗酒死的，开车死的，我们的男人心理不成熟，男人的自杀率是世界最高之一。”拉脱维亚一位报社编辑对我说，“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我们拉脱维亚人的特点就是抱怨多。所有老百姓都抱怨政客，所有政客都抱怨欧盟。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就是拉脱维亚。”谈到拉脱维亚国内政治，她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就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
美国引发的2008年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使东欧面临新的危机。标准普尔已将乌克兰的长期外汇评级调降至“CCC＋”的全欧最低水平，把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银行几乎都给西欧的银行收买，造成银行业过度依赖外资和外币贷款规模过大。金融危机袭来
后，西欧金融机构纷纷从东欧大规模撤资，引发了东欧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东欧国家在出口上对西欧国家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东欧国家的出口遭遇重创，进一步减弱其偿债能力，使债务危机更加深化。今天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均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等的货币的下跌幅度都超过30％，波兰和捷克的外债水平已达GDP的100％。据摩根士丹利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今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该地区2008年GDP的总和。
东欧剧变20多年过去了，东欧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也是困难重重。《经济学人》杂志对今天东欧民主体制的状况是这样评述的：“在经济危机面前，整个地区的改革都停顿了下来。公共服务质量很差。媒体的声音微弱。政党竞选资金筹措过程充满了腐败。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欧盟后，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滞不前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也由于美国威望的下降，（东欧国家）照搬西方模式的愿望受到了挫折。所有这一切为普金式的领导人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总统奥尔班（Orban）上台后修改宪法，限制司法独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来说明东欧国家正在出现所谓的从民主滑向专制的“普京化”趋势。（《经济学人》2010年12月18日）
欧盟对东欧民主的总体评价确实很低，其主要批评是：一、当年东欧经济转型大都是比较激进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来的政府官员。民主化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企业老板，随后又靠经济实力，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或者把原来政党的名字改变一下，而政党运作的方法与过去没有多少差别。二、20年过去了，但这些国家都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机构办事还是拖拖拉拉，官僚主义陋习不改，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三、东欧政坛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努力加入欧盟只是为了从欧盟捞到各种补贴，而不是为了什么更加崇高的目标。四、虽然有很多拿着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也许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质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低品质民主的行列里。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教育都比较发达，早就扫除了文盲，人口远远少于中国（波兰人口3800万，大约是江苏的一半；罗马尼亚人口2100多万，少于上海；捷克是1000万，其他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的中型城市），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还有欧盟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专家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差强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训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考虑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成功几率大概为零。
七、从欧洲到美国
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可望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美国则非常担心失去世界经济老大的位置，所以忙于对中国处处设防，以延缓甚至扭转这个过程。正因如此，中国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美国设置的各种障碍。我们因而有必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美国。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与美国打交道，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美国。我在这里把美国与欧洲进行了一些比较，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这个国家，顺便也更多地了解整个西方。
中国人初见欧洲人，是分不出哪国人的，同样，欧洲人初见亚洲人，也分不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但和欧洲人接触多了，会逐步看出一些差异。欧洲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人问，“在欧洲什么是天堂般的生活？”回答是：“让法国人当你的厨师，德国人当你的工程师，英国人当你的警察，意大利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都由瑞士人来组织。”反过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地狱般的，即“由英国人当你的厨师，法国人当你的工程师，德国人当你的警察，瑞士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活动都由意大利人来组织”。这种夸张的调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欧洲民族文化的差异。
如果说欧洲各国的文化差别不小，那么从欧洲到美国，你就会感到更大的差异了。当你从欧洲一下子空降到美国，欧美文化的差别立刻扑面而来。我自己从欧洲去美国大概有十来次，从诸多细节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别。比方说你从日内瓦国际机场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你想找个推车来拉行李，突然发现这里的推车是要付钱的，而且不多不少3美元，颇令人尴尬，你往往正好没有3美元的零钱，你就不得不去换零钱。欧洲也有不少机场需用硬币才能取行李车，但这是为了让你用完后把车还回指定地点，还车后可取回硬币，所以行李车还是免费的。
等你上了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座位的后面贴着“顾客权利宪章”。在中国，这个地方贴的是“乘客须知”，在欧洲，较少贴这些东西，类似的规定属约定俗成，不言自明。计程车很快就上了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路上的车普遍比欧洲大。看得出，和欧洲相比，美国还是以开大车为荣者居多，这显然是一个比欧洲更加浪费能源的社会。
到了旅馆，你打开电视，迎面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故事片，一刻钟打断一次，而且广告词大都涉及赚钱：100万，200万，300万。欧洲主流电视台，商业广告一般放在故事片的前后，中间最多打断一两次，而且广告拍得比较有品位，一般不出现钱数。欧美的差别还有不少，比如欧洲的咖啡是小杯的，属于讲品位的精致文化；美国的是大杯的，属于大众的消费文化。家庭观念方面，欧洲社会更传统一些，孩子大学毕业后住在家中的仍不少。在美国（英国也类似），孩子到了18岁，甚至更早，就自己出去奋斗了。美国人普遍不相信政府，总觉得个人可以比政府做得好，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政府的作用大得多。这种差异与美国历史有关，当初的清教徒逃到美洲大陆，就是为了逃避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从大的方面说，欧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主要有五大差别：一是宗教差别。欧洲的宗教影响总体上在走弱，美国则相反，特别是“9·11”之后，宗教在美国的影响迅速走强。礼拜天，美国教堂里人满为患，布什总统自己也每天做祷告，他讲话中使用的宗教词汇明显多于欧洲领导人。据说2000年海南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马上问周边的人：“美国的机组人员现在能看到《圣经》吗？”欧洲的教堂，人满为患的状况不多。欧洲很多人称自己是不上教堂的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宗教日益演变成一种文化，倒有点接近中国传统中对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主要作用不再是严格的教义，而是一种文化规范。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欧洲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美国对外政策中，虽然名义上政教分离，但其外交政策受宗教势力的影响为西方国家之最。美国本来就有强烈的“传教士传统”，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在小布什时代这种感觉更强，而且常常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甚至连民主问题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国现在推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也说明这一点。坦率地说，只要美国的这种“宗教”心态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心理上总很难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的真正和谐不易实现，推而广之，整个世界的真正和谐也很难实现。我曾和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比我乐观一些，认为多数美国人还是温和与市俗的，宗教势力不会过多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么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种利益已经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双方完全可以寻求合作双赢，并理智妥善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
欧美的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很多德国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德国国旗，他们感觉很不习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欧洲“民族主义”几乎变成了贬义词，一般国民很少谈爱国主义。荷兰人常说：我们是最没有民族主义的。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讲，他现在只有在买车的时候，还有点爱国主义，其余时候就没有了。我的丹麦学生告诉我，他在丹麦当过兵：“我们的军队从来不宣誓，也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只能帮助别的国家做些维和之类的事情。”北约内部之前就增兵阿富汗而引起很多争议，背后也反映了这种认知上的差别。
美国不一样，“9·11”过后那段时间，你的车开出去，不悬挂美国国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车窗，让你赶快挂上美国国旗。每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更是热闹，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去公园，去喝酒聊天，去挥舞国旗，听爱国音乐，唱爱国歌曲。美国平时是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大家自管自，但到了国庆这一天，似乎特别集体主义，特别爱国主义，大家通过这样欢聚一堂，展现自己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情绪强的美国，其战争倾向也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算起，美国先后发动了1961年的入侵古巴的战争、1968年的越南战争、1986年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1989年入侵巴拿马的战争、1994年入侵海地的战争、1999年入侵南联盟的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和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民间还是和平主义潮流为主，更多地相信外交的作用和多边主义，这当然也和欧洲的军事实力远远弱于美国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经历了无数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厌倦了。法国每年都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中，法国死了130多万人（当时整个法国的人口才3 000万左右）。相比之下，美国1776年以来所有战争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而美国的人口是法国的5倍。当然，这两年情况有一些变化，由于欧洲国家纷纷陷入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欧洲右翼势力的影响明显上升，不少政客力求通过发动规模可控的、稳操胜券的战争来转移民众对本国问题的视线，欧洲国家最近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并热衷于支持干预叙利亚内乱就有这样的背景。
欧美在军费预算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差异。美国现在一年的军费超过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20个国家的总合。201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近7 000亿美元。其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美国军火工业的既得利益。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需要生存和发展，需要超额利润，大家都在华盛顿砸重金、搞游说，找出各种借口，说服政府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确保美国霸权地位不会衰落。伏尔泰过去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美国有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总需要有一个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如果说前面讲的美国宗教原因使美国容易把不信上帝的中国看成敌人，那么美国军火工业就更有这么个需求，要把中国妖魔化，然后就可以继续推动一本万利的军火工业。这大概也是美国媒体“中国威胁论”总是阴魂不散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三个差别体现在竞争文化上、特别是社会政策上。总体上，欧洲社会福利多、生活节奏较慢。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社会不同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相对较好。但大部分国家也开始感到，这种制度缺乏竞争力，容易养懒人，欧洲也开始改革这种制度。例如，法国年轻人大都喜欢到政府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安逸，生活有保障。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曾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法国教师喜欢说自己这份工作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7月，第二个好处是8月，第三个好处是9月（指的是法国教师夏天的三个月带薪假期）。丹麦进行了不少改革，例如，过去一个人失业，就可以拿到失业金，现在则是把一部分失业金转为学习新技能的费用，如果失业者要拿到这部分钱，就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竞争非常厉害，社会流动性也大于欧洲，一个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要搬14次家，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欧洲大部分人还能保证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和家人一起吃的，这在美国就成了很大的奢侈，美国人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快餐为主的不在少数。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是慢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有一次对我解释慢吃运动的意义：“吃，是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回味和体会，才能获得享受，所以快餐只能是垃圾。”但我有一位从美国来日内瓦出差的朋友，看到欧洲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大为不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竞争力？”实际上欧洲的竞争力并不算太低，甚至有统计数字说明，法国人的每小时平均生产率高于美国。
第四个差异是自我认同方面的文化差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欧洲大部分人则首先认同自己是某一个国家的人，然后才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而且后者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欧洲人，到了美国或者中国，一下子感到自己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但在政治上，他们更加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欧盟，因为欧盟还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人们对美国的自我认同远远强于欧洲。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形成从13个州联合开始，开始时连宪法都达不成一致，只能通过一个《邦联条款》，随后人们又感觉到需要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外交和军队，最后才走到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还远远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欧洲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欧盟虽然有不少权利，但要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影响力，还有很长的路。当然，美国内部也有分歧，有人把这种分歧称为“美利坚”与“合众国”的对立。右派强调“美利坚”，左派强调“合众国”。小布什2004年再次当选后，一些不喜欢小布什的人甚至说，美国应该一分为二，让不喜欢布什的那些州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但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实际上美国的内部凝聚力极强，特别是在危机时刻。
美国有一些擅长战略思维的学者，经常未雨绸缪，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曾写过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他担心由于拉美裔人口的迅速增长，几十年后拉美裔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超过欧洲裔的白人，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挑战美国的一些基本信念。他甚至担心美国的多元文化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社会最终可能会分崩离析，英语也可能失去官方语言的尊位。
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我与美国学者格雷·维瓦（Gray Weaver）教授聊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亨廷顿的这本书，是一本会导致十字军东征的书”。他说：“亨廷顿和拉登一样，都仇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亨廷顿来说，来100万瑞典人没有问题，来100万墨西哥人就绝对不行。”根据格雷·维瓦教授的研究，无论是拉美裔还是亚裔，第二代的母语都是英语，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会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他还说，美国的穆斯林人口的平均收入高于白人的平均收入。
我对亨廷顿的许多观点也有保留，特别是文明冲突论，但我有一点是同意亨廷顿的：那就是随着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别。关键是要防止有人利用这种差异来制造恐惧和仇恨。在这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优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