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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在这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优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尽管有分歧，美国社会的总体整合能力还是远远高于欧洲。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反复强调欧洲团结、提高欧洲整合能力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很清楚，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崛起，如果欧洲还老是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欧洲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会进一步式微。
欧美的第五个差异就是环保文化上的差异。总体上，欧洲人的环保意识普遍高于美国人，欧洲各国政府的环保意识也高于美国政府。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一次联合国气候问题会议上当着美国代表的面说，一个法国人人均能源消费比美国人低2倍。欧洲许多民调都显示，欧洲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环保问题，所以他们对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都很反感，这也成了欧洲对布什政府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原因。欧洲大部分人开比较省油的小车，美国大部分人开耗油的大车。与此相关的就是欧洲国家几乎都把环保外交作为自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环保领域内带头提出了很多倡议。相比之下，环境外交这种软性的东西从来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切点。
国内崇拜美国的人不少，实际上美国自由主义模式的代价很大。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2007年5月14日）提供了一些颇为令人震惊的数据：美国每年有200万青少年有自杀的企图，美国少女怀孕的数量是法国、意大利的5倍。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数学及格。美国每年有550万青少年需要心理咨询。美国80％的青少年参加过赌博。美国的犯罪率和囚犯人数，无论从人均比例来算，还是从绝对人数来看，都远远高于欧洲，也大大高于中国。另外，美国人口才3亿多一点，但却有近5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我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一些美国政要，包括美国三位前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卡特。这三人中，卡特谈美国自己的问题时最坦率。2002年3月，卡特到墨西哥参加联合国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会议。会议之后，他和公民社会以及媒体的代表见面，主动谈到了美国国内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发达的第一世界，另一个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我当时向他求教了一个问题：“以美国的财富，为什么不能解决美国自己国内的贫困问题？”他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我们每个美国人都问自己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年做博士的时候，我曾坐地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查资料，但不小心，坐错了车，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的西北部，我坐了北上的地铁到了曼哈顿的东北部，也就是有名的黑人居住的哈莱姆区。一出地铁，感觉就是一个内罗毕，房屋失修，街道污秽，无所事事的人满街都是，很多只眼睛盯着你，又是黄昏时分，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毕竟这里是美国吸毒、枪杀、抢劫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叫了一辆计程车马上离开了。后来据说在强势市长朱利安尼的领导下，这个区的情况大有改善，但总体上美国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成了穷人聚居、犯罪猖獗的地方。这种局面，尚未改变。
在纽约坐火车也很有意思，从曼哈顿中心的Grand Central出发，开始时各种肤色的乘客都有，随着火车逐渐远行，先是黑人下车了，然后是棕色的拉丁人下去了，最后满车剩下的都是白人，夹着一些亚洲人。这大致也是美国收入状况的一个写照，收入越低的，住得离市区越近，富人住得越来越远。不过在曼哈顿仍有不少“高尚”地段，如公园大道和上东区等，都是美国富翁居住的首选之地。
美国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在公民素质上也有所体现。世贸大楼“9·11”遭飞机撞击，烈焰奔腾，但楼上的人步行从安全梯向下走，并没有特别的慌张，而是相当有序，人们给消防队员、妇女、小孩等让道，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和修养。当然，当时这些人可能并不知道整个大楼顷刻之间就会整体塌陷，如果知道的话，是否还能那么从容不迫，我不得而知。
但是2005年8月一场“卡特利娜”超级飓风袭来，暴露了美国的另外一面，“第三世界”的一面。“卡特利娜”飓风席卷了美国南部新奥尔良市，全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城市150万居民中三分之一是穷人，很多人瞬间被洪水吞没，联邦政府的救助迟迟不到，而抢劫、强奸、枪杀等案件层出不穷，警察对黑人的心理防范似乎压倒了对治安和救助的关心，最后死亡人数高达2 000多人，甚至灾后十多天，很多浮尸和垃圾还无人清理。相比之下，中国2008年抗震救灾的表现比其不知好多少倍。
其实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他们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过去20来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可能自以为是发达国家了，就自满自足了。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在不停地改革和进步，整个国家面貌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西方带来了相当的震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佛里德曼2008年访问上海、北京、大连后感叹：相比之下，纽约已经更像第三世界了。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美国如何如何，对于真正了解美国的人，确实有点贻笑大方。
有媒体曾问我，你说中国比欧美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移民。我说，我没有说过欧美比中国好，也没有说过中国比欧美好，因为这样的比较太笼统、太简单。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非洲的赤道几内亚都比中国好，但它首都大部分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只有拥有房产才有幸福感，那么中国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是36％，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你喜欢社会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国一定比美国好。如果你喜欢吃西餐，那么法国更好。如果仅从享受生活的角度来说，一个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国人生活在上海或海南应该比生活在纽约或伦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对于一个仍在奋斗的年轻人，中国能够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远远多于西方。
其实，我并不觉得有很多中国人移民，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仍然非常之小。即使有很多人移民，我也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海外中国移民我接触的很多。我自己有一个粗略的估算，至少70％的人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像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十万八千里，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版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到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依我之见，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级人士，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年2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每年回国的留学人员现在已超过了出去留学的人数。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克服种种困难后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欧美，覆盖全球。如果海内外能有更多的人来推动中国与欧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此乃民族之大幸。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参与这个过程应该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幸运。如果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没有人会阻拦他。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中国模式，虽不完美，但关键的几步走对了，与那些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还真是不错。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内部克服各种困难，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就是中国奇迹。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19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那里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100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过去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 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出来。不久前，刚下台的阿罗约总统因腐败指控被软禁在医院等候审判，也许不久之后这位前领导人也会入狱，然后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宾哪年哪月才能摆脱这种内斗如儿戏的“游戏民主”。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 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用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在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改装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新型大客车已于去年运抵古巴，立即成了整个古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4个电视频道：1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1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2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格拉玛报》（Granma）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的状态。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