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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但美式民主并没有带来人民期待的繁荣和富裕，而是动荡和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菲律宾面临的劣质民主问题成了困扰东亚民主政体，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后面临的大问题。总体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国、菲律宾、蒙古等；另一类是在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但从过去二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它们几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特别是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三大问题。
先来看社会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体后，这些社会原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了，而是放大了、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对抗。泰国四年来围绕着他信总理下台的流血抗争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背后，是泰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泰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富的20％拥有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最穷的20％只拥有国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和城市穷人，而其反对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他信政府，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变顺应了城里中产阶级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泰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约70％，所以就不断地出现所谓“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的局面。
如果泰国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为“城乡分裂”，那么台湾地区的情况则可以被归纳为“南北分裂”，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族群分裂”：这些年来，台湾地区民主的特征是政党恶斗。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没有带来他所说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为了选票，陈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谓“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南部”与“北部”成了一种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谓“爱台”的南部对抗“卖台”的北部。台湾地区南北差异固然有其历史上形成的“重北轻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政客出于争夺选票的目的，竞相争打“族群牌”，大大加剧了社会分裂，也使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虽然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已上台，但如何修复台湾社会的深深裂痕绝非容易。
类似的南北分裂还出现在中国的近邻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一场“颜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总统宝座，但由于治国无方，导致民生恶化、腐败加剧。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对派推翻，随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导致中国派专机撤出自己的侨民。社会分裂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其特点是政客为了争权夺利，操纵原来已经存在的地域矛盾来争夺选票，使本来就存在的如岭南人（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称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人）之间的“道籍矛盾”更为尖锐，朝野政党为了选票争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分裂往往与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震荡。泰国的动乱已持续四年，从封锁机场，到冲击总理府，到取消东盟10＋3高峰会，到反对党领袖遇刺，到武力镇压，社会震荡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现了暴乱，导致政府被迫实施戒严令；菲律宾更是经历了无数次军事政变；台湾地区则出现了“两颗子弹”抗争和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的“红衫军”；韩国的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冲击波也几乎从未间断；吉尔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而这只是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
再来看一看贪腐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一般假设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贪污腐败就会减少，但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贪污腐败往往有增无减。从“透明国际”发表的2004年与2008年的腐败指数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台湾地区泰国蒙古菲律宾印尼腐败指数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印度尼西亚情况似乎略有好转，但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亚排为亚洲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台湾地区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地区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拼命敛财之贪婪，令人发指，用台湾媒体语言来形容就是：陈水扁是“拿大家”，陈水扁的团队是“大家拿”。本以为民主可以遏制腐败，但台湾地区却出现了大规模贿选，虽然台湾当局对贿选打击日益严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奏效。台湾社会传统的宗社结构、人情关系等使里长和桩脚等都成了贿选的沃土。韩国的财阀势力自民主化以来也更为膨胀，政企之间互相勾结和利用，财阀向政党提供大量政治资金是韩国屡禁不止的问题；菲律宾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国家是换一届领导人，就是新一轮的腐败开始。
还有就是经济滑坡。泰国自2006年军事政变造成动乱以来，经济整体下滑；菲律宾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众今天还生活在赤贫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打工，最近的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又使菲律宾经济雪上加霜；蒙古骚乱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的持续衰退，蒙古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去二十年鲜有发展，人口的三分之一处于赤贫之中，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内蒙古。韩国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虽然展现过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但由于宏观监管严重失误等原因，不幸地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灾区。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的实力严重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外国投资锐减。本该拼经济，拼民生，拼竞争力，但当局却意识形态挂帅，拼“修宪”，拼“正名”，拼“公投”。陈水扁八年换了六位“行政院长”，各项政策摇摆不定，公共投资连续八年负增长，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给马英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果说，韩国积极推动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从而使其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搞闭关自守，拒绝与大陆的经济往来，结果导致台湾经济全面下滑。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来扭转台湾经济的颓势。
由于上述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自己政体的满意度明显走低。根据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报告，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这些年来的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过去曾积极推动泰国民主化的泰国PAD的领导人林明达也公开说：泰国的政治非常腐败，买票行为普遍，农村选民愚昧无知，所以选举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主张废除议员的选举，改为任命。林明达本人曾是1998年泰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十年之后对泰国民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能不使人唏嘘。泰国从1932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迄今为止已经历了24次军事政变，有意思的是泰国历次政变后产生的非民选看守政府往往政绩比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亚民主制度也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基本上还是一种人脉政治，军队和政治家族的影响力巨大，而公民的参与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依我自己访问印尼的观察，如果万幸，印尼也许可以逐步演变成一种类似印度这样的低品质民主国家；如果不幸，印尼则可能陷入长期党争，甚至四分五裂。
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绪不仅局限在上述的国家和地区，整个亚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经历了两年的军人政权，最近选出了一个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变；巴基斯坦和东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败的国家”；印度孟买恐怖主义袭击和英联邦运动会的乱象也暴露出自己体制太多的问题，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乏力、腐败严重、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日本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因为早在19世纪末通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普及了教育，建成了所谓现代国家，并迅速加入了西方国家瓜分殖民地的活动，后又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二次大战投降后又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家族政治和裙带关系严重，必要的改革很难推动等，连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3月也刊载长文质疑：“日本的政客为什么都那么差劲？”认为日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选出合格能干的领导人。许多人把日本过去的二十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这与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从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东亚民主品质不佳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建立在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的质量很难保证。既然选择了西方民主框架，那么各方就应该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博弈，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体系，但很多亚洲社会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这种体系的真正落实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Berman）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是东亚社会普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例如，曼谷市民对于2006年的军事政变均普遍表示欢迎，西方社会就很难理解民众怎么能支持军队推翻一个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国法庭后来又以选举作弊为由，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裁决泰国人民权力党及其联合执政党为“非法”，西方主流媒体称这种做法为“司法政变”。
法治不足也体现在普通公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报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韩国，韩国民调显示韩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强，多数人认为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体系也不具备一个健全民主制度发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集体贪渎事件曝光，2004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陈水扁当选的裁定，2007年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情况，都反映出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解决问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其最大的特点是理性与宽容，任何时候都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实际上不是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中所设想的能够理性参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过炒作政治议题动员而来的民众。曾经竞选总统的菲律宾女政治家M。D。圣地亚哥（M。D。Santiago）说：“菲律宾人从来不把选举当一码事。菲律宾人似乎不是亚洲人，他们似乎更接近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在竞选期间唱歌跳舞，把政治集会当作一种娱乐方式，候选人也为选民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包括邀请艺人影星前来唱歌跳舞吸引选民，他们不谈论严肃的政治议题。菲律宾的选举事实上是一种知名度大小的选美比赛，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赛。”当一些政客们对阿罗约总统不满时，他们便可出钱到大街上收买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达民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曾表述过民主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在许多情境下，政治领袖赢得选票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诉诸部落、族群、种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从而导致社群及族群间冲突升高。”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公民文化严重缺位产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为了选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还对对手进行“抹黑”、“抹红”、“抹黄”，直至置于死地而后快。韩国国会也是不断地演出暴力冲突。韩国民主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层面上，没有从观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层面。在韩国政治中，各个政党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一旦自己的政党沦为议会中的少数时，就不愿服从这个原则，而议会中的多数政党又倾向于滥用多数的权力来独家经营。
如果说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释东亚许多民主试验不甚成功的原因，那么开出的药方自然是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培养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这种努力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下去，但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一些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上的问题，比方说，这些社会的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为什么这么难确立？这些社会的公民文化为什么这么难培养？这些社会改进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终一定能成功吗？这种努力的机会成本有多大？这些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机会成本吗？要是像菲律宾这样试验了西方民主近一个世纪；或者像泰国这样试验了七十多年，还是不成功又该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的体制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我个人认为对于东亚国家，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制度创新，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历史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人类对最佳政治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的探索还在进行，也不会终结。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对17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的详细调查发现，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17个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而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30％，法国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三十年的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其崛起背后的理念也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于这种对事实的判断，我认为东亚国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民主建设上都要考虑另辟蹊径，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继续沿着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条代价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实；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现在破产了，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美国成了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前面“‘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一节中，我已经对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也许有必要特别提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它们是在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东欧大部分国家也是在中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上转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们的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整个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话语对于非西方社会的适合性。也许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扎卡里的“文化传统决定论”更有道理，他认为非西方文化传统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结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无神，真正的民主品质却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东亚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东亚国家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换血”从来不会成功。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从East Asian Barometer进行的调查中看到，东亚国家和社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着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东亚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香港特区台湾地区菲律宾日本韩国中国泰国蒙古平均
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90。2 86。1 72。7 79。0 69。9 91。0 88。1 73。6 81。3
请长者来帮助解决争端36。9 68。9 66。2 75。8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