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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重返前线”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
彭加木的信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他安心留在上海养病，医生劝告过他，党支部劝告过他，妻子劝告过他，同事劝告过他。然而，彭加木以“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边疆，他在给党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写道：
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干的给我干。最好是对其他同志来说带有危险性的工作给我来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动性的，或紧急需要完成的，让我来做。
经过组织上与医生反复磋商，考虑到彭加木的多次请求，在1958年2月底，终于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归山”！
第六章 铺路
◆33岁时写的“遗言”
1958年3月，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奇迹般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刚到北京，又记挂起昆明的工作来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给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教授写了这样的信：
……如有可能则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决心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就要为边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来个“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乌鲁木齐毕竟遥远，大病初愈毕竟力不从心，彭加木从甘肃天水井长途汽车赴疆时，病倒了。他感冒了，发着高烧，咬着牙坐在颠簸不已的汽车上。他自己鼓励自己：“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能被小河沟难倒？”
一到乌鲁木齐，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烧才退了。从此他反而从中得出了“经验”：“病倒了，睡它几天就能恢复。我摸到了规律，不怕它！”
当时，乌鲁木齐寒气袭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正处于创建时期，条件很差。朋友们让彭加木住到宾馆去，那里有暖气，伙食也好一点。彭加木说什么也不肯，宁愿住在新疆分院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那里连炉子也没有。一只大木箱，算是写字台。此外，一张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们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艰苦为乐，他说：“如果要享福，就用不着到新疆来了。我到这里，就是准备要吃苦的！”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甘当一颗铺路石子。他在那里整天忙于筹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仪器，培养人才；还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甚至在化学楼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当仪器从内地运来时，他和大家一起打开了几百只箱子！……当地的朋友赞誉彭加木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亲手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梁。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学家们调到新疆来工作，或者来新疆作短期的讲学、考察。
彭加木在这次出发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陈善明谈心，向他介绍新疆的风貌，跷起大拇指说新疆“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讲学、考察。
后来，经彭加木亲自动员来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学家，就有生理学家胡学初和徐科，化学家柳大纲（研究盐湖）和生物化学家戚正武……
另外，通过彭加木架设的这座桥梁，新疆的许多年轻科学工作者不断到内地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朋友们称赞彭加木是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科学桥梁的“工程师”。彭加木，是一个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中，写下了献身边疆的誓言：
……我极盼陈善明能到新疆来。因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体情况
是不够有十分把握的。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工作，就将会引起重大的损失。陈善明来到以后，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这些类似于“临终遗言”的话，彭加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下来的。因为在当时，尽管别人每天看到他忙碌于工作，而在深夜里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经预感着不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他抓紧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没有节日，没有假日，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他说：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时间对我来说就更宝贵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呵！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长了，正因为这样，更应当乘我能做些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替党做些工作，特别是艰难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爱诗。此时此刻，他最爱读的，是着名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写的诗——《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诵过这首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
“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到的地方
到处有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彭加木每一次吟诵这首诗，都仿佛增添了力量，把有限的时间抓得更紧更紧。
陈善明在彭加木的精神影响之下，也愿做一颗铺路石子，为发展边疆的科学贡献力量。陈善明调到了新疆，担任了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的到来，使彭加木在新疆有了得力的支柱。
◆马不停蹄
1958年底，彭加木把新疆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马路上，彭加木又有两次被人细细端详，人们发出了“你没有死”、“你还活着”的惊呼！
回到家里，小女儿跑去开门，头一句话便使彭加木吃了一惊。她问道：“叔叔，你找谁？”
回来了，回来了，彭加木奇迹般去边疆，又奇迹般凯旋了。
彭加木置了一架幻灯机，到处放幻灯。那些幻灯片都是他自己拍的新疆照片，解说词也是他自己编的。他到处宣传新疆“牙克西”，常说：“一个新疆就有十六个浙江省那么大，这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天地呵！”他在家里放幻灯，在研究所里放幻灯，就连走访亲友，也在他们的家里放起幻灯来。他的幻灯机很轻便，放在手提包里一拎放行了。放映时，把墙壁当银幕，随地可以放映。人们又开始叫起他的绰号——“乌鲁木齐”了。
彭加木来到曹凤岗家里。这一次，倒过来了，不是曹医生给彭加木治病，恰恰相反，却是彭加木帮助曹医生总结经验。彭加木带来许多他服用过的中药药方，给她讲述哪几种药方比较有效，建议对别的病人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彭加木在上海只工作了一个来月，连曹医生要他到中山医院复诊，他都来不及去，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边疆了。
他没有失约，在1959年初来到了昆明，来到了蔡希陶教授那里。云南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也正在建设之中，许多青年缺乏经验，正需要他的帮助。
彭加木在昆明工作了三个月之后，第三次来到新疆。他参加了北疆阿勒太地区以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他还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当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准备在北京建立中心化验室，由于彭加木是学农化的，身体又不好，想把彭加木留在北京，主持中心化验室工作。为此，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人简焯坡写信征求彭加木的意见。彭加木在1959年4月，郑重其事地复信简焯坡，再一次申述了愿在边疆长期战斗的心愿：
关于我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个人的意见，首先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配，派往哪里就去哪里，交下什么就做什么。关于工作地点问题，有一点提出请领导上考虑的，就是希望能在边区工作。最好不要留在北京或至少不要长期留在北京。漆主任（作者注：即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漆克昌）提到综考会要建立中心化验室，这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做，只是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有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把化验室建立起来开展工作了，长期继续主持化验室的工作，可以另找更合适的人选。北京比边区更容易找人些。现在我仍然愿意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在攻克边疆地区科学堡垒的战斗中，接受当一名爆破手的任务，我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彭加木继续在边疆“铺路”、“架桥”，为边疆添砖加瓦，添草加木。
1959年8月14日下午，彭加木亲自来到乌鲁木齐车站，迎接前来新疆指导工作的上海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尽管当时的新疆分院还正在施工、建设之中，却使这几位老科学家感叹不已！
彭加木的导师应睐教授，曾写下了这样的观感：
在乌鲁木齐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我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同志在那里的工作情况。使得我大为惊奇的是，当时新疆分院虽还处在建院时期，但实验室设备已相当齐全，有些现代化的精密仪器也已安装起来，真是琳琅满目。问起分院的同志，才知道原先的工作条件是极为困难的，连玻璃管、酒精这种实验室常用物品都很缺乏，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多亏彭加木同志帮助他们设计实验室，采购仪器，安装设备，以至培养干部，掌握技术，才取得了像现在这样的成绩。当时新疆分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彭加木同志是重病初愈的人，但依旧干劲十足地投入糠醛生产试验等研究工作。这一切都使我十分感动，使我认识到他支持边疆的
行动是对的。他的辛勤劳动，对边疆的科学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来，彭加木是王应睐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当彭加木在三年前打报告要到边疆工作时，王应睐教授有点舍不得，一再挽留他在身边工作。如今，他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对边疆的贡献，赞扬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称誉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事业中的“建筑工”、“铁道兵”、“铺路石”。
原先对彭加木离开上海深表惋惜、叹为“电泳走子龙”的曹天钦教授，此时此刻，也深受感动。他认为彭加木“看得6，想得更广，而且以实际行动，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赤手空拳创造条件，在广阔的荒地上开垦播种。他的贡献不只是一个点或几个点，而是面的贡献”。
彭加木奔走不息。1960年，他在北京协助建设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中心化验室，并指导工作。这一“铺路”任务完成之后，他又“起锚”了。
1960年8月，彭加木离开北京，风尘仆仆应邀来到陕北榆林治沙试验站，在那里参加了治理沙漠的生物固沙试验。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他写出了题为《生物固沙试验》的科学论文。
这年月底，彭加木回到上海。意想不到是，他的身体又遭到了病魔的袭击，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
◆再斗病魔
从西北回来，彭加木感到异常疲倦，周身乏力。他的视力，又明显地减退了。
夏叔芳深知彭加木的“牛”脾气，他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上医院的。他把曹医生请到家里来。曹医生一看，发觉苗头不对，无论如何要彭加木到中山医院149来复诊检查。曹医生还给彭加木施加“压力”——如果不来复诊检查，就正式通知你的领导！这下子，彭加木没有办法，只好来到中山医院。
这一次检查，非常严格、认真。
曹医生为了检查彭加木的上腔静脉情况，进行了血管造影。为了注射造影剂，所用的针头比较粗。造影剂是从手臂上的“贵要静脉”打进去的。由于彭加木多次注射氮芥，以致手臂的静脉血管壁比较硬，针头滑来滑去，扎不进血管。曹医生急得汗水、泪水一起流了下来，彭加木却一声不吭，面不改色，鼓励曹医生道：“不要紧，慢慢打，再换个地方打。”另外，曹医生还抽取了彭加木的骨髓，进行细致的化验。
没想到，几天之后，中山医院通知彭加木——住院治疗！
彭加木预感到可能是病情恶化了，不得不住进了中山医院。
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原来，曹医生在做了血管造影之后，发现彭加木上腔静脉严重阻塞。更使她吃惊的是，在彭加木的骨髓涂片中，查出了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推断他可能患有“网状细胞性淋巴瘤”。
“网状细胞性淋巴瘤”，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恶性肿瘤。医学文献指出，这种恶性肿瘤患者，除了特例之外，一般只能活三个月。
彭加木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挑战。
彭加木向曹医生打听，自己究竟又患了什么严重疾病？这一次不同了，经过曹医生与组织上商量，认为彭加木经受过四年前那场生死考验，他的毅力是惊人的，可以把病情告诉他。
彭加木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便更加抓紧工作。……
三个月过去了，彭加木依旧活了下来。当医生和护士向他投来惊异的眼光时，他风趣地说：“我是不会死的！死了阎王爷也不敢收留！”
他一出院，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当时，上海正在举办全国性的“高级生物化学训练班”，彭加木主动要求担任辅导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这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得知彭加木又一次濒临险境，为了他的健康，劝他调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在上海安排适当工作。彭加木却念念不忘新疆，在1961年4月18日复信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办公室的领导：
我在医院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上腔静脉阻塞，一是在骨髓检查中发现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有患网状细胞瘤的可能。
网状细胞瘤是一种比较讨厌的病，病情的发展常常是快的，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内可以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代医学尚无根治此病的方法……
我目前病情幸而尚无显着的发展。
……余留下来让我能继续工作的时日，恐怕未必会有很长久。按一般而论，似目前状况再维持一两年或三五年，即属十分罕有的例子，如不能善于利用此短促时光，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一份力量，实堪惋惜，内心亦常为此焦急不安。
现在天气已经转暖，新疆地区的气候亦已将成为我可以在该地区工作的季节，未悉我现在是否可以前往新疆的准备？
经过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领导共同研究，考虑到考察队的生活异常艰苦，彭加木的身体已不能适应，决定自1961年4月底，把彭加木调回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户口也由北京迁回上海。但是，领导上也考虑了彭加木再三要求赴边疆的强烈8望，同意彭加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合适的季节中，去新疆工作几个月。1961年夏天，彭加木又奔赴新疆了。从此，他不顾身患重病，每年夏天差不多都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坚持去新疆工作。有一次他去南疆考察生物资源，一连坐了十六天汽车，终于翻过了高耸入云的天山。尽管他是咬紧牙关才度过那漫长而艰辛的十六天，但他为自己闯过了这一难关而感到无比欢欣。
◆征服“科学之眼”
我没有听彭加木同志说过“难”字，也没有见过他开过空头支票。只要工作需要，他就有这么一股子劲——总要细心探索，刻苦钻研，不彻底解决不肯罢休。当电子显微镜安装后验收时，由于国内还没有鉴定高分辨率技术的经验，我们受了不少肮脏气。为了永远摆脱这种被动情况，为了对人民负责，看看这台仪器的鉴别率到底是多少，是否符合厂方所开列的规格，彭加木同志硬是花了一个月的功夫，通过顽强的探索，掌握了铂铱粒法，测出了仪器的鉴别率。这仅仅是他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
以上，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曹天钦教授在回忆彭加木的文章中，所写的一段话。
彭加木是学农业化学的。当他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别说没摸过电子显微镜，连看都没看过哩！
他，怎么会跟电子显微镜打上交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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