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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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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挖墙洞,有人在撬地板,有人在翻抽斗,有人在开箱子……

正在这时,在上海中学上学的彭海回来了。他平时住校,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他一看家里乱成这个样子,大吃一惊,他一进门,立即被人拉住,被看管起来了。

抄家者们似乎颇为细心。他们就连彭加木患病时拄的拐杖,也要劈开来看看,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联络图”?一架多年不用的破收音机,也被拆开来了,查看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发报机”?彭加木为了治好癌症,曾收集了许多治癌中医药方,这些药方同样被“警惕”的目光逐一审查,看看是否隐藏着黑诗、黑话或者联络暗语?

最使抄家者们费神的,要算是彭加木那丰富的藏书。彭加木平素最喜欢买书。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家中即有《唐诗》、《宋词》,也有古典小说、史籍还有五线谱、科技书、字典和外文书……

起初,抄家者们一本一本地翻着,看看书里是否夹着什么特务名单之类的东西。后来,不耐烦了,决定干脆全部运走,带回去研究研究!

就这样抄家者们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才在“抄家专家”的带领下,押着夏叔芳,开车扬长而去。

车上,堆满了各种“战利品”,其中最醒目的是成箱成箱的书。他们抄得真彻底呀,在他们走后,彭荔连小学课本都找不到了——也被抄走了。家中剩下的唯一的书便是红宝书。他们名曰抄夏叔芳的家,其实车上装的,尽是彭加木的笔记本、论文底稿、信件、照相册……

此时,夏叔芳还蒙在鼓里。她曾担心过彭加木的命运。她回家后,看到彭加木的牙刷还插在口杯中,他的手巾还挂在那里,被子放在床上,她放心了,以为他大概太平无事。因为如果彭加木也进“抗大学习班”的话,他的日常用品总应拿去吧。

深夜,有位头头指着植物生理研究所门口的大字标语要夏叔芳看,夏叔芳这才一下子惊呆了。那标语上,用写字台那么大的字写着:“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彭加木!”

汽车停了下来,这位头头得意地指了指地上。夏叔芳一看,水泥地上用墨汁刷着大字:“打倒老特务彭加木!”

这位头头还指了指高音喇叭。夏叔芳一听,喇叭里正在哇啦哇啦叫喊着:“揪出彭加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

尽管夜已深了,“造反战士”们吃完夜宵,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那里清理抄家所得的“战果”。

◆天下奇闻

第二天清早,上海市民们一觉醒来,便看到各主要街道上刷着“打倒老反革命彭加木”之类的大字标语。彭加木是上海人民熟悉的名字。他,一个曾是科技战线上先进标兵的人,居然是“老反革命”?这一消息,顿时轰动了上海。不久,便传遍了全国。

经过“造反战士”们的通宵作战,在第二天,抄家“战果”被初步整理出来了,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这下子,彭加木的“反革命罪证”被大量揭发,用当时最流行的“大批判”语言来形容,叫做“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彭加木有哪些“反革命罪证”呢?试举几例:

其一,在彭加木家中(请注意,此时不再提什么是抄夏叔芳的家之类借口,也不用“扫四旧”之类文绉绉的美名了),抄得英文版的地图一张,上面写着“HongKong”,此乃香港地图也。这说明彭加木早就想“叛国投敌”。

(作者注:其实,彭加木有收集各种地图的癖好。因为他天南地北到处跑,每到一地,便尽量收集当地的地图。这张香港地图,是他去广州时,一个朋友知他有此癖好,送给他的。他家中收有数十张国内各省、市地图,“造反战士”们视而不见,唯独有这张香港地图当成宝贝,上纲上线。)

其二,在彭加木家中,抄得杀人武器——匕首,共十多把。这是特务活动的用具。

(作者注:维族等少数民族常在马靴中藏匕首,一则防野兽,二则可供切瓜宰羊之用。在新疆各地的百货商店里,均公开出售匕首。这些匕首常装饰着美丽的花纹,是富有地方色彩的工艺品。彭加木每到一地,喜欢买当地的匕首或其他工艺品作纪念。正因为这样,家中才会有许多匕首,而且形状、花纹各异,他在野外工作时,身边也总带着一把匕首,以防野兽。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却也被当作罪证。另外,彭加木家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工艺品,则同样视而不见,却抓住匕首大做文章。)

其三,在彭加木家中,抄得子弹壳二十发。这也是彭加木的特务罪证。

(作者注:这是彭加木的儿子在青岛拾到的,当作玩具玩。跟彭加木毫无关系。)

其四,在彭加木的照相册上,发现彭加木的许多照片,有些是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这是他刺探情报的罪证。

(作者注:这是生活小事。谁的影集里,没有那么几张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的照片呢?检查者能从一大堆照片中找出彭加木喜欢在桥梁前拍照,并从中作出大胆而富有幻想色彩的推论,足见审查者是颇费苦心,并有一种编撰惊险故事的天才。)

其五,在彭加木家中,搜出小方铁盒一只,内有大量全国粮票及金银首饰,是他准备潜逃时用的应变物资。

(作者注:此乃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张宗泉多年以来的积蓄。如果不是抄家,彭加木还不知道老保姆有此“私房”哩!)

……

诸如此类的天下奇闻,不一而足。今天的许多青年读了这些奇闻之后,会以为在看惊险小说。请注意,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中国确确实实发生过的荒唐事!

“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两句诗,倒可以在这里应用一下。

◆颠倒

种种奇闻,轰动了生物化学研究所,轰动了上海。

于是,更多的奇闻,被“创作”出来了。

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就在彭加木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台湾的电台以及“美国之音”就马上广播了这一消息。哼,如果彭加木不是“老特务”,不是与“台湾”、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怎么会如此迅速得知彭加木被“隔离审查”,并为之“鸣冤叫屈”呢?也有人确有其事般描述道,在宣布彭加木“隔离审查”的那一刹那,见彭加木要咬自己的衬衫领子,旁边的人立即把他的领子拉住了。后来一检查,发现领子里藏有一小瓶剧毒的“氰化钾”。这充分说明彭加木是“老特务”,他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以便在他的真面目暴露时自杀。

……

这些奇闻,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几乎家喻户晓。从此,这位科技战线上的先进人物被抹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一个老奸巨猾、隐藏多年、狡诈多变的“老特务”的形象,奇闻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以至后来经过综合加工,经过“再创作”,终于出现了以彭加木为“主角”的“惊险小说”——“梅花党”。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说那种种荒诞绝伦的奇闻,只不过是传说、谣言,不足为凭,然而,当时“彭加木专案组”的所作所为,却也是天下奇闻。

“彭加木专案组”采用什么办法来“审查”彭加木呢?概括起来,也不过是两个字——颠倒!

其一,彭加木忍受着病痛,为开发祖国的边疆而四处奔走,这被颠倒为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为了查清彭加木的“特务活动”,“专案组”也派了大批外调人员,沿着彭加木走过的脚印“外调”。由于彭加木工作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以致使“彭加木专案组”的“外调”开支在各专案组之中遥遥领先,成为绝对冠军!在报销这些浩大的“外调”费用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朝分院推,说彭加木是分院革筹会召集人,当然应是在分院报销;他院则朝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推,说彭加木是你们的革委会负责人,当然应该在你们那里报销。推来推去,到底分院是上级机关,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只得服从,在所里报销。在报销时,财务人员看到数字太大,问了一句跑那么多地方干什么,便被“专案组”训斥:“这是机密,你打听它干什么?”财务人员一边不得不给他们办理报销手续,一边头叹息:“唉,如果这些钱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该出多少成果哪!”

在1964年,彭加木曾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资源考察。这件事,成了“外调”的重点。

因为“专案组”认为,罗布泊地区是重要国防基地,“老特务”到了那里,首先是进行“特务活动”。于是,派出“专员”,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那里“外调”,查来查去,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当地的朋友回答道:彭加木进入这些地区,是办理过手续,经过有关部门同意的,有的则是当地公安部门一同前往的。

可笑的是,彭加木身患重病,尚能在罗布泊地区坚持考察,而那两位“专1”到那里外调,回沪后却大病一场!这么一来,连“专员”自己也不得不暗暗承认,到那种不毛之地进行科学考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其二,彭加木甘当铺路石子,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新手,这被颠倒为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

于是,“外调”人员到了哪里,哪里的彭加木的好友便遭殃,受到株连,被戴上“特务”帽子。各地因彭加木而受株连的人,达数十人之多。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正好说明了彭加木为边疆培养的科研人才之多!

就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来说,她在1959年分配到新疆工作。那时,新疆分院正进行艾丁湖等盐湖考察,领导上让她对考察采来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她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化学分析,感到力不从心。正在这时,彭加木来了。她听说彭加木是学农化的,便向他请教。彭加木很热情地帮助了她,介绍她查看有关的科学资料。其中特别是从盐湖样品中测定溴、硼、锂、钾等元素的含量,实验技术比较复杂,彭加木都一一帮她解决了。有时,她把分验报告单送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认为化验数据不准确,便要她重做实验,直到得出准确、可靠的数据为止。其实,当时彭加木来新疆,并不负责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内的工作。然而,他有求必应,热心地做好这种分外事,培养了边疆的土壤化学分析人才。后来,这位同志成为了专家,开办了多期训练班,为新疆各地培训了一百多位土壤化学分析人才。然而,她居然受到牵连,被责令交代如何为“老特务”彭加木在新疆“搜集情报”,被大字报说成是“老特务”彭加木“安插”在新疆的“干将”。

其三,彭加木勇斗病顽、征服癌魔,就连这也被颠倒,被污蔑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那位中山医院的曹凤岗医生,由于给彭加木治病,竟也遭株连。

“外调”人员来到曹医生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说彭加木患的不是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诊断,而且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从这些病历材料来看,他的癌症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

那些“外调”人员无法从曹医生那里捞得半根稻草,恼羞成怒,竟指着曹医生大骂,说她是“老特务”,彭加木的“同党”,是“特务集团”的成员。

“外调”人员几次三番到中山医院来,从曹医生的档案中查出,原来曹医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下子,他们如获至宝。尽管那时彭加木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曹凤岗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们并不认识,却也被作为早有“特务”联系的“证据”!他们责骂曹医生是“鸵鸟”,说她把头埋在沙中,不敢正视现实,也是“老特务”!

经过这么一番“内查外调”,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面目全非了:

他不是支持边疆,而是刺探军情;

他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安插特务;

他不是战胜癌症,而是假装癌症。

一句话,他不是先进标兵,而是“老特务”!

◆《羊城暗哨》的启发

人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长在党的身上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

彭加木平生第一次大搏斗,是与肉体上的癌细胞搏斗。如今,第二次搏斗开始了——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搏斗。彭加木挨骂受打,拳头、耳光、脚踢、低头、弯腰、揪头发……彭加木受尽了人间种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

彭加木依旧还是那么倔,那么犟,他还是像他在1956年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写的那样:“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那时,不时从隔离室里传出毒打声,拷问声,也传出这样的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我反对!我抗议你们侮辱人格!”

即便在公开批斗的场合,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的组1们分为几班,车轮大战,24小时不停地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自己都已经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喊着“我抗议”!

被隔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牛棚”里的“牛”,竟比看“牛”的人还多!有的人今天还在看“牛”,第二天忽然连他自己也成了“牛”,被关押起来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彭加木家里的老保姆张宗泉,居然也成了“牛”,关进了“牛棚”。怎么会殃及老保姆呢?

原来,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专案”人员,居然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认为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和《羊城暗哨》中那个扮演成佣人的老特务——梅姨一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潜伏特务”!

老保姆被抓走了,一群凶神似的“专案”人员开始了审讯。

“你回答,彭加木家里有什么‘机’?”

老保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世面,紧张地苦苦思索着,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答道:“有…有收音机!”

“还有什么‘机’?”“专案”人员追问道。

“还有……还有缝纫机。”

“还有呢?”

“还有……还有照相机。”

“还有呢?”

老保姆哆哆嗦嗦,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机”,便用苏北话答道:“呒得‘机’,呒得‘机’,他们家里不养鸡!”

这下子,把那些“专案”人员气得哭笑不得。他们拍案大骂,说老保姆“不老实”。老保姆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专案”人员要她交代的是发报机!天哪,她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什么发报机!

那些“专案”人员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加上丰富的想象,曾认为老保姆是彭加木的“发报员”,懂得中文、英文,会熟练地发报,枪也打得很准。这老保姆是从南京来的,而南京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正因为这样,逼着她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能不把老保姆是什么样的人,略写几笔: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有点驼背,老花眼,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这样的人,居然会被当成“发报员”,足见当时冤案、错案、假案之多,真是冤狱遍地,草菅人命,好人受欺,坏人当道。

老保姆被关进地下室,那里是水泥地,又冷又潮。没有床,只得用草垫铺地,苟且安身。没有窗,终日阴暗。在这样的“牛棚”里,老保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始终交代不出什么“发报机”,只得不了了之。

老保姆张宗泉被释放后,被迫离开了彭加木的家。她临走时,依依不舍。她曾这样对人说过:“彭加木是好人哪,他对老年人很尊敬。我在他家十几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那么忙,自己的衣服还总是自己洗。他是好人哪!”

◆离奇的“梅花党”

老保姆走了。

彭加木家中,只剩下两个孩子。

1969年,17岁的彭海中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吉林省四平专区林树县插队落户。

这时,父亲隔离了,母亲隔离了,只有14岁的妹妹含着眼泪帮他整理行李。

彭海请求在临走前见一见父亲。

176彭加木身居隔离室,一知道儿子要去边疆,却很高兴。他的心,依旧向着边疆!他脱下身上的大衣,送给了儿子。

就这样,儿子踏上了征途。家里,只剩下彭荔一个人!

幸亏邻居们与彭加木相处多年,打心里敬佩彭加木。他们不顾被株连的危险,照料着彭荔。

就这样,一家四口,分居四方:

彭加木,被隔离在生物化学研究所;

夏叔芳,被隔离在植物生理研究所;

儿子,吉林;

女儿,在家。

也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件怪事:看管彭加木的人,忽然增加到了八个。对他的隔离室,戒备更加森严了。“专案”人员不再打他了。他的生活,也比原来好多了,给他吃橘子,给他吃苹果,伙食也改善了;彭加木要求晒晒被子,照办了;彭加木要求看看报纸,同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加木不得而知。

原来,彭加木“升级”了!本来,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特务”而隔离审查。这时,“专案”人员经过“内查外调”,查出彭加木既是“中统特务”,又是“军统特务”,而且还是重要骨干。一句话,他成了“要犯”。

这下子,上面传下话来,要“专案”人员好生看管彭加木,切不可让他自杀——因为他是“要犯”,一旦自杀,许多重要的线索就中断了。随着彭加木不断被“升级”,他变得越来越神秘。

就在这时,经过多次“艺术加工”的传说,一个纯系谣言——“梅花党”出笼了。

据说,在中国内地,潜伏着一个重要的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由于以梅花作为联络暗号,故称“梅花党”。“梅花党”的重要成员之一,据说是远渡重洋归来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有一枚梅花形的胸针。

“梅花党”的另一重要成员,据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有一个“梅花党”重要成员,据说就是彭加木。他与王光美保持“单线联系”。

这个谣言荒诞离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油添醋,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彭加木胸部长的不是肿瘤,那是一台暗藏在身体内的袖珍发报机!

这个谣言传到了“专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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