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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敏只是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是你以前借给我的钱,喏,拿好。”董浩递过一个信封。
大森感觉恍惚,他与杨一立在厅房的一角。
他记起以前曾看过一篇文章,作者1956年出生的,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去参观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他看见了毛主席用的马桶,当时,他十分震撼,猛然间悟过来毛主席也是凡人一个。大森与作者相差近二十岁,但他仍可以体会作者那一代青年当时的感受。
大森也有过一次类似的“震撼”。那是去年这个时候,下着毛毛细雨。他上附近的一家小市场买食品,刚把车停好,就看见他的教授从商店走出来。不少商学院的教授,一边在学校里做学问,一边身兼公司的董事、企业的顾问;同样不少电子系教授,一边在学校里搞研究,一边在商场上赚钱。
这位教授与人合开一家电脑公司,拥有几十亿资产。近年来美国涌现一批高科技富豪,他们多来自名校,成为亿万富豪时都只有二三十岁。
这位电子系教授三十四岁,有着令人垂涎且尊重的年轻、学识、人品、财富、名望,大森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教授一样。
无有些凉,又下着小雨,教授抱着一大袋食物,缩着脖子,有一个苹果从纸袋子里掉下地,滚着走,教授抱着大袋子追赶滚动的苹果,捡起来放人袋中,匆匆上车。
一时间,大森感慨万分。这么普通的一幕,大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震撼,是因为这种财富与行为的反差?大森认为不是,他仿佛从中感受到人生的轻与重,生命的厚与薄。
现在如此年轻的生命这样地过去了。大森想起王永辉给他讲的神造人的故事,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名叫亚当。看来,只是一气之差。杨一靠在大森的肩头,轻声地说:“我怎么感觉咱俩像是相依为命呀。”
大森抚摸着她的背,点点头。
五、你是我的未来苏锐刚刚赶到,他环视了一下现场,天舒不在。苏锐和董浩出了门,董浩赶着去机场。
苏锐随意抬头望天,晴空万里。这个景象他似乎见过,想起来了,是他十六岁那年,爷爷去世。出了殡仪馆,他也同时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他站在一条普通的马路上,人流车辆穿梭不停,万里无云,一切如常。当时,他有一种强烈的震撼:人生短暂,人又是如此脆弱,他应该在短暂的生命中拒绝平庸,而选择承担责任与使命。
在美国的这些年忙得忘了抬头看天。今天再次抬头望天,记不起与他上次看的有什么不同。是啊,生活在地上的人们连地上的事都搞不明白,怎么可能搞明白天上的事呢。
苏锐倒吸了一口气。又有人死了,在这样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里。
这些年来,他一直有一种执着,为的是这个责任与使命。这些年来,他一直有一种等待,为的也是这个责任与使命。他觉得他的生存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突然间,他深刻地得知没有什么巨大特殊的使命等着他去成就,他是普通人,乞芙众生而已。以前,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他死了,将是什么样子?现在知道,有一天,他死了,就像爸爸、爷爷死了一样,就像邝老师的儿子死了一样——仍是晴空万里。即使他成了一个人物,是历史上那些伟人中的一员,对于永恒深刻的宇宙而言,还是一个零。他死了,就像~切的人死了一样。平凡也罢,伟大也罢,大家都是一个活着和死去。想起以前有位诗人说过:人生啊,若不是你两头漆黑,人们怎么会爱上你灰色的中瑞。又想起一首歌《ASTIMEGOESBY》(时光流转),真是这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是永远长存的。
得知这一点,他清醒了,尽管这种清醒相当的冷酷,建立在绝望之上。人偶然地与这个永恒的宇宙共存,哪怕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对于无穷尽的时间,它一扫而过,却也因此,他感到生命的恩惠。他相信有一把天上的秤比世间的辞标准,他相信有一观天上的眼睛比世间的眼睛雪亮。平凡的人生也有它的意义。越是深刻的问题越要以平凡人的标准为标准。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正在活着,在这个晴空万里、有人死去的日子里,正在生活于这个异国他乡。他突然笑了,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微笑了一下,看着蓝天。庄子说,天有大美而无言。上了车,董浩说:“真佩服师老师,那么苦却一直努力着。”
“不要佩服别人,你也挺潇洒的,说回去就回去了。现在的中国人是可以活得潇洒一些了。”
“那是你这么想。可能在别人眼里,”董浩说到这,停顿了一下,苦苦一笑,“我只是一个逃兵。”
“不要这么说。留下好还是回去好,现在都很难说。像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大多选择留下来,回去的很少。二十几年后,那批回去的留学生返回美国,用现金买房子,阔绰得让当年留下来的人羡慕。”
“那是留学生,我这算什么呢?说真的,我只恨自己争不来那口气。”董浩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惋惜。
苏锐知道他的惋惜是对唐敏而言。在美国这四年,离合聚散他见多了,却不知该说什么。
“我并不怪她。人活着都挺不容易的,何况在人家的土地上。她在外面应付自如后,不可能不把这股劲带回家,不可能在角色的替换上,处理得那么好。而我这个人,虽然本事不大,在美国的处境不如她,可就是接受不了女人的那股劲,好像我是嫁给她的。人生苦短,我得想开点。”董浩苦笑,“还是你们单身的好。”
而这时,唐敏仍在小马家里,唐敏觉得董浩的信封重得有点奇怪。凭着对钱的敏感,她直觉上知道,这绝对不止四干这个数目。里面还有一个字条:“敏,我走了。把钱还你。我还是打算回去,美国没有什么真正能吸引我的了。你保重。又:回国后,我会把离婚的事办好。
唐敏凄然一笑,这就是她的生活吗?生活像在剥笋壳,剥了一层又一层,几乎赤裸裸地摊在她面前了。
送完了董浩,苏锐回到自己的公寓,看见BOB 又坐在阳光之下。老实讲,苏税常觉得BOB 活得没劲儿,每天躺在太阳下,日复一日。问他,他总说在享受阳光。
孔子问他的四个弟子的人生抱负为何。前面三个都说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远大的志向。惟有最后一个弟子曾点抱负与众不同,他说:“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说:“吾与点也。”一个人可以享受阳光雨露,就是一种幸福。
此刻,再看见这个老头,他早已经进入这种境界。苏锐觉得他是如此的智慧。
苏锐没有下车,接着开。一拐弯,竟到了天舒的公寓。
苏锐心里说,哦,原来我想来的是这里——天舒就是他的天空。
他上楼敲门,没有人应,门却是半掩着,他推门进去了。天舒端坐着,面朝阳台。他叫了一声天舒,没有反应。
他走上前,拍拍她的肩,她有点受惊般地反弹一下,回过头,苏锐吓了一跳,天舒的神情像一只惊弓之鸟,惊恐又茫然。
“你没去小马家?”
天舒还原回起先的姿势,摇了摇头:“没有。我不敢。
你们跟邝老师不熟悉还好,像我们都是一个实验室的,那种感觉真可怕。这人真是没用,只是一口气。”
苏锐点点头。他顺势看见一只打开的旅游包,空的。他知道天舒要和TIM 去滑雪,就问:“什么时候动身呢?”
“这一两天吧。”
“东西还没收拾?”
“我知道。”
苏锐走到天舒的对面,蹲下来:“真的要去吗?”
天舒说:“是的。”
苏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机票,递了一张给天舒:“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国看看。你还记得你问我想过未来吗,你在里面吗?现在我告诉你,你就是我的未来。”
天舒毫无表情地说:“你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吗?”
“不。我只是在想,这种时候你也许会需要我,至少我是需要你的。”苏锐看着她。
天舒也看着他,不说话,又觉得有点不自然,避开眼神。
苏锐却又再次接住她的眼神,说:“我会等你的,我会慢慢地让你了解我的心意。现在看到你没事就好。我要回到小马那里帮着处理一些事情。”
苏锐走到门口,伸手开门时,突然停住,回头对天舒说:“我一路上在想,如果,如果今天走的人是我,会怎么样?”
天舒立刻往地上唾三口:“呸、呸、呸。”眼泪随着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落,打在她的浅蓝色的牛仔裤上,浸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深蓝色,“你,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天舒满是泪水的睑给苏锐一个无比深刻的安慰,苏锐连忙过去帮她拭泪:“我不是要让你伤心。我只是在想,我死了,天还是这么蓝,树还是这么绿。现在知道你会哭,也算有点安慰吧。”
苏锐走后,天舒仍呆坐在窗前。一会儿又是敲门声,来的是TIM。TIM 说,他听说了邝先生的事,所以来探望一下她。
天舒说还好。
TIM 也看见了天舒空的旅游包,问:“还没有收拾行李?”
“还没有。”天舒说着把旅游包开着的口拉上,“我会收拾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吗?”TIM 看到茶几上的那张机票。
“什么?”
“TAKEYOURTIME(慢慢来)。”
天舒不语,只是看着他。
“我的想法,我很清楚,你也很清楚,但还不是事情的重点。事情的重点在于——你的想法,你的感受。”
“我确实有点乱,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答案在于你不敢问自己那关键的问题:你到底想和谁在一起。我们的车子会在原定的时间、地点出发。我不想你就这么来,除非你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后记
1995年9月,我赴美留学。当时没有想到要再写作,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但是茶余饭后,总有一部小说的框架在脑海里闪现。
1999年8月,我大学毕业回国。
阔别四年,欠账太多,回国后忙于还债——应酬各种人与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花季·雨季》的读者见面。来访者中,还有众多媒体记者和出版商。所有的人,几乎都会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你的第二部小说何时能出来?”我心里想,不能拖延下去了。于是12月中旬,我从深圳回到洛杉矶。2000年元旦,我开始正式进入写作状态。
我记得一位留学生说过,评价一个人已是难事,何况是评价一群人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有同感。越是面对大问题,我越显得渺小与无能。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刀阔斧的笔法,应该还有通幽曲径可寻。我力求用真切的心、风趣的笔,描述那些平凡真实的故事。我抛开许多大场景和一些庄严的话题,只想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总是一致的,而这种美好的情感不仅维系着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也维系着一个国家与民族。
另外,我们不难发现大量有留学经历的作家,像鲁迅。
郭沫若,很少写留学故事,相反他们写的是根。少量的几个留学生形象也像是让人调侃的,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他们似乎没有把留学的这段经历看得多重。我想,人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在没有哪一段的经历特别重要。同样,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时代的进步与留学生息息相关。詹天佑、李四光等留学生推动了中国的工业革命;鲁迅、郭沫若等留学生点燃了中国民主自由的思想火炬;当代的大批留学生则奋力与国人一起将中国航船驶向全面现代化。
但我更加希望写自己的根,那似乎对我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些人。
首先是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和孪生姐姐,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最直接诚恳的批评。
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刘健屏社长,他的诚意和敬业精神打动了我,他的“有力措施”也促使我早日动笔。
当然,我更要感谢向我提供素材的留学生朋友。
不少写作的人有一个共通点,个人的经历时常不足以引起创作热忱,别人的故事容易成为动力。感谢他们真实的倾诉——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尤其是说到痛处。与他们交谈的过程,有一句话最使我动心——“我说的未必是对的,却都是真的。”陈天舒、杨一、苏锐、大淼、阿晴、唐敏、小马这些人物形象留在我的书中,而为我提供素材的留学生朋友却永久地留在我的心里。在小说即将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致以深切的祝福。作为同龄人,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也知道自己每次一交完稿,心里总有诸多的遗憾和不安。对书中的不足与纸缨,希望大家批评和谅解。这不是一句后记中的套话。第一部小说我这么写,或许可以理解成传统教育在行文上的痕迹。现在这么说,则是第一部书和这些年的生活给我真实的反馈及感叹。
郁秀
2000年8月18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