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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 艳阳天 》《 欧阳海之歌 》《 红色交通线 》《 贵族之家 》《 红湖的秘密 》《 阳光灿烂照天山 》（ 碧野 ）
那些孤独而坦诚的心灵们
去了日本一年，在东京大学煞有介事地鼓捣一点儿所谓学术研究。但国内绝大多数读者显然蒙在鼓里，以为我照旧守在青岛傻乎乎吃粉笔灰爬格格——毕竟我不能给每一位读者发个通知，而媒体传播的范围也终究有限——于是信仍一封封联翩飞来，飞进学院办公室角落一个大纸箱里。纸箱满了，塑料袋也满了——它们就那样蹲在角落里不声不响等我归来。真是委屈了它们。回国后第一天去办公室，我就心疼地把它们接回家中。
以一天一封计，也有三四百封。一次收到这么多信有生以来还是头一遭。海外一年，我基本用E？鄄mail同国内媒体和朋友联系。E？鄄mail那劳什子不知哪个淘气鬼琢磨出来的，手指一动，天涯咫尺，比老孙的筋斗云跑得还快。但同时又多少让人觉得怅然若失。因此当我迎来这三四百封信时，就像突然面对整齐雄壮的仪仗队涌起无可名状的感动。
有的已足足等我一年了。但我仍可真切感受到他或她的喘息、心跳和体温。大部分来自高中生、大学生，尤以高三和大一集中且多是女孩子。她们是看了我译的村上君给我来信的，自然谈村上的书带给他们的感受、启示、慰藉以至震撼，同时总是懂事地忘不了夸我这个其实并不高明的译者几句，诸如译笔生花、功不可没之类。看得我难免有几分得意忘形，恍惚觉得自己前半生果真做了一件经国济世普度众生的大事善事要事。也有的排出一连串问号，问得我头昏眼花胆战心惊。还有不少人索性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尽管我是个半大老头儿兼穷酸教书匠——倾诉自己遭遇的困难、曾经的挫折、心中的困惑和苦恼。
就私人性和真实性而言，信无疑是仅次于日记的表达方式，无需堂而皇之的公式，无需闪亮登场的面具，无需无病呻吟的表白。几乎每一封信都让我触摸到一颗裸露的鲜活的晶莹的心灵。她是那样孤独——“偌大房间里我只找到了我自己”；又是那样坦诚——“有什么刺破我的泪腺，眼泪自然流下”。当我拂去白日的尘埃和喧嚣，在夜深人静的书桌前细看这些信，仿佛在月光下涉入山谷间腾跃的一条条小溪，油然生出“表里俱澄澈”的圣洁感和超脱感。说实话，我多么想逐一给他们和她们回信啊！可是眼下我很难做到。一来信太多了，二来我太忙了。要看望风烛残年的父母，要关照穷困潦倒的弟、妹，要准备明后天本科生研究生的课，要“捏造”上“岗”需要的论文——这就是中年男人焦头烂额兵荒马乱的世界。所以只好在此借报纸一角请求青岛和青岛以外的年轻朋友的宽恕，同时道一声谢谢。但从今天开始，我仍会像过去那样，力争回复每一封信，不再有负那些孤独而坦诚的心灵们。
那一窗梧桐
初冬一个午后，我去老城区一家机构办事。等候时间里，我以黯淡的心情打量这家机构的办公室。建筑物显然是最不讲美感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水泥地，石灰墙，如果掀掉天花板，基本同废墟无异。可以说，在这寸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它能继续发挥建筑物功能本身都已堪称奇迹。不料，当我的目光落在窗口的时候，我的心情顿时晴朗起来——满窗金黄｜色的梧桐叶正托着金灿灿的阳光交相起伏，浓淡有致，光影斑驳，那么亮丽，又那么安谧，那么轻盈，又那么幽深，仿佛远方山巅一方火烧云倏然飘来窗前，在人心底激起无限的悠思和遐想。于是我羡慕起那位坐在窗前办公的职员来了，心想每天拥有这一窗梧桐的人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呢？无疑，只要有这一窗梧桐，再简陋的房间也满室生辉。
我一直很在意窗口，在意窗外的景致。
我曾在南方最大也最繁华和富有的城市里生活二十几年，最不满意的就是那座城市住宅的窗口。具体哪一年记不确切了，反正注意到整座城市的所有住宅楼公寓楼的窗口都胀鼓鼓冒出了防盗铁窗。铁的、钢的、不锈钢的，白的、黑的、亮晶晶的，形形色色，数不胜数。而且都极力向外扩张，成了真真正正的飘窗。时间稍长，就有红锈和着雨水顺墙而下，在浅色的外墙淌出长短不一的污痕。无论多漂亮多考究的公寓楼，也照样趴满这拖着一条条脏尾巴的铁格窗。恰如一身崭新的皮尔卡丹西装打了无数补丁，或少女身上漂亮的连衣裙哗一下子溅得满身泥巴，说有多么难堪就有多么难堪。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十七层竟也加了铁窗，问其故，他说一到十六层都加了铁窗，小偷会顺着铁窗爬进来的呀！得得，人人自危，户户铁窗，端的“铁窗生涯”！我当时住二楼，更是非加铁窗不可。虽然我刻意仿照日式木格拉窗样式并使之紧贴外墙，但终究不是优雅的拉窗木格而是大杀风景的钢筋铁棍。窗外若是白玉兰或木棉花紫荆花倒也罢了，无奈前面不远又是对面楼的铁窗。更恼人的是那铁窗里陈列的又不是盆花，而是本应羞答答晾在卫生间里的诸多小物件，花花绿绿，迎风招展。还有搭着滴脏水的地板拖布，甚至伸出扫帚拼命拍灰抖尘，飞飞扬扬，扑鼻而来。本来正诗兴大发文思泉涌伏案疾书之际，一眼瞥见这番场景，顿时卡住噎住。以至我终究未写出一首浪漫好诗一篇抒情美文，只能为提职称写干干巴巴的学术论文，心里好不气恼。总之我恨铁窗。恨自家的铁窗，恨别人的铁窗，恨全城的铁窗。我暗暗在心里发誓：若我做了市长，下的第一道市长令就是取消铁窗，让所有市民和整座城市终止“铁窗生涯”，何其快哉！
遗憾的是，没等我设法当上市长，我就北上来了青岛。所以来青岛，固然原因多多，但青岛极少有铁窗至少是一个原因。在青岛得到住房后我当然没安铁窗。向外望去，了无隔阻，蓝天寥廓，白云悠悠，颇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感。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那一窗梧桐。
于是想念那一窗梧桐。试问，一套室内装修和陈设不亚于“五星级”的高档公寓而窗口面对邻楼的防盗窗或一堵墙，一座简陋的平房而窗外是枝影婆娑的梧桐，你要哪个呢？我反正是要后者。当然，未必非一窗梧桐不可。也可以是一窗翠柳一窗槐花或一窗雪岭一窗松涛。古人诗句中的“窗外落晖红”更是令人心驰神往。不过，作为一介教书匠，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一座别墅坐拥如此窗外佳景，只能寄希望于退休了。我早想好了，退休第二天就坐长途公共汽车去乡间租一间茅屋。准确说来是租个窗口——春天窗口有一两株杏花间晃动喜鹊身影的杏树，夏天窗口有三五棵爬着牵牛花的向日葵，秋天窗口两三棵柿子树结满黄得透明的大柿子（ 最好还有正偷吃柿子的小松鼠 ），冬天窗口但见无数小蝴蝶般的六角雪花款款雕就满树的雪挂。我就坐在一把藤椅上，手拿一杯清茶从早到晚望着窗口……如此越想越美，差点儿咬着被角笑出声来。
苦命的狗
也是因为狗年，我特别记起了我养过的一条狗。
那是一条极普通的狗。既没有美国总统布什爱犬的王者之尊，又没有杨志军笔下藏獒的勇武之姿。它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只能说是普通的狗。
那也是我养过的惟一的狗。大体是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期间养的。当然不是作为宠物养的——连宠物为何物都不晓得——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夜间需要有个动静壮胆，就养了一条看家狗。黑毛，眼睛上边各有一小块白毛，俗称四眼狗，我和弟弟给它取了个很威风的名字：虎虎。虎虎命苦，从来都吃不饱肚子，总是瘪着肚子在地上到处嗅来嗅去。这也怪不得我，怪不得我们家，因为我们也基本吃不饱肚子。父亲倒是挣工资，但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公社工作，一个月四十七元五角，八口之家，且两地分居。有一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把家属下放农村，于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六个就像图钉一样被死死按在了那块半山区的沙土地上。穷得连口粮都领不回来，偶尔吃到一两块猪肉，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抱着脑袋晕倒在地。虎虎当然就更可怜，能喝到一口刷锅水就大喜过望了。因为刷锅水要喂猪，年底卖猪换口粮。
狗不嫌家贫。虎虎从不到别人家去，就那么瘪着肚子看家护院。我和弟弟上山打柴它就跟着。冬天放学后，我和十来岁的大弟弟拖着我们叫爬犁的雪橇出门。过了铁道，过一条河，再过一片庄稼地和荒草甸，一直往南走去，进了山还要往里走很远才能找到干树枝。虎虎一路跟着我们，或前或后，或远或近，或快或慢，灰头灰脑，屁颠屁颠的。东北的雪一点儿都不含糊，动不动就深过膝，越往山里越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用绑在长竿上的钩刀钩树枝，弟弟跟在后面捡，拖回放爬犁的地方。钩得多了，我就跟弟弟一起拖。大多是从坡下往坡上拖。拖着拖着，天就麻麻黑了。空旷的原生杂木林，除了雪就是树，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偶尔传来的猫头鹰叫声和掠过树梢的寒风，什么声音也没有。虽说习惯了，但我和弟弟终究是孩子，还是有点怕。怕了就叫“虎虎——”。也怪，每次虎虎都不知从哪里飞一般应声而至，歪脑袋蹭我们的腿，伸舌头舔我们的手，甚至立起前肢亲我们的脸，眼神乖顺、温和而又凄惶空漠。我们搂住它的脖子，把冻僵的手伸到它脖子的毛里取暖。有时脚一滑，就一起在雪中滚下坡去。
下山天就更黑了。出了山，下坡没了，爬犁重了，我们望着远处自家如豆的灯光，像纤夫一样一步一挪。大概盼着回家吧，下山时虎虎一直颠颠跑在前面。跑出很远又跑回来，但见月光下白皑皑的雪地里一道黑影由远而近，三两下就蹿到跟前。那时候我觉得虎虎是那么矫健，真个虎虎生威。有时候显然跑到家了，又放心不下似的折回来接我们。这回不再远跑，摇晃着更瘪的肚子，几步一回头在前面带路……
后来不知为什么，它开始追鸡，追得鸡扑棱棱满院子跑。再后来的一天，当我从###里路外的学校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村里两三个大人正从门前山脚一棵歪脖子老柞树上往下放一条吊起的狗——虎虎！我没跑上去，没问什么，也没有回家，背着书包直接走去山的另一坡，靠一棵树蹲下，脸伏在双膝间一动不动。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想虎虎从来不曾鼓起的肚子，想它细瘦而温暖的脖颈，想它冰天雪地里朝我奔来的身姿和眼神……我的苦命的虎虎！
此后我再不养狗，虎虎成了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惟一，一个定格。
刻录记忆的上家站
可以说，天上有多少星辰，中国版图上就有多少火车站。中国人没人不进火车站——始发站，中转站，终点站，快车站，慢车站，停车站，通过站，枢纽站，大站，小站。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恐怕只有一个站，只有那个站才让自己梦绕魂萦情思绵绵。
我也有那样一个火车站。站很小，但有一个独特而温馨的名字：上家站。站的确太小了，一间放着三条长木椅的候车室，一间摆着两张桌子的办公室兼调度室，一个巴掌大的售票口，一个旧式店掌柜模样的站长常常亲自售票，售完少则几张多则一二十张票，人就不知去了哪里。没有冷若冰霜的检票口，没有插翅难飞的铁栅栏，没有人吆五喝六，没有人查验行李，没有罚款，没有没收，车来了就上，下车了就走，即便据说美妙无比的共产主义，我想也不过如此了。春天的清晨，小站笼罩在如一方白纱巾的淡淡的雾霭里；夏日的黄昏，小站那棵老榆树被夕阳镀上迷彩服般的金晖；秋天来了，小站匍匐在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黄灿灿的谷浪中；冬季降临，小站如小雪人一样蹲在冰封雪飘银装素裹的大地上。
（）
小站伸出四五条路。向西，一条荡漾着牛粪味儿的土马路在一丛丛马兰花和蒲公英的簇拥下伸向远方迤逦的火烧云；向北，一条小路很快爬上陡坡钻入绿得呛人而又喜人诱人的青纱帐；向南，沿着田埂走进屋后开满土豆花房前爬满黄瓜秧的村落；向东，一条羊肠小道拐过山脚下我家的院落和草房，再过一道壕沟一口水井和一座柴草垛，蜿蜒潜入一片光影斑驳的松林。早上，乡亲们沿着这四五条路聚来小站去县城赶集，有的挎着鸡蛋篓有的提着樱桃筐有的扛着羊崽猪娃，等车时间里互相说说笑笑问短问长。傍晚时分下车归来，三三两两低语着很快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小站也随之沉浸在寂寞、孤独与清冽的月华中。
小站刻录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光盘，承载了我的迷惘、快乐和忧伤。我曾和弟弟从小站上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买二斤蛋糕，再步行四十里去看望年老的外婆；曾望着小站疾驰而过的直快列车梦想迟早自己也像车上的大人一样远走他乡；终于有一天自己怀揣一张入学通知书从小站扑向省城一座高等学府；四年后又怀揣一张报到证从小站远去香飘四季的南方。较之离开小站的得意和兴奋，更多时候是对回归小站的思念和渴望。上家站，一如其名，上家，回家，那里有我的家。有彩霞般美丽的杏花，有小灯笼般红艳的海棠，有烟花般璀璨的山楂，有香喷喷的烤玉米，有脆生生的嫩黄瓜。更有母亲的咸鸭蛋，有祖母的烧地瓜，以及她们脸上皱纹和白发……无论从一百里外的省城，还是从两千里外的京城，抑或数千里外的羊城，一路上所有火车站都是删节号，都是虚线。只有你——我的上家站才是惊叹号，才是句点。其他站都不是站，是站的只有你。其他站只有售货车争先恐后的叫卖声，只有你才有亲人望眼欲穿的期盼和淳朴真诚的笑脸。而离开时只有你才有亲人泣不成声的叮咛、偷偷揩去的泪花和一网兜热乎乎的熟鸡蛋……
起初离开你是那么欢喜那么激动，后来离开你是那么不忍那么感伤，而回到你身边的等待越来越难耐越来越漫长。你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小最寒碜的支线火车站，同时又是我最大最壮观的感情枢纽站。虽然以后极少有机会回到你的身边，但你永远是我的始发站和终点站。你如天边缥缈的牧歌，每每唤起我一缕缱绻的乡愁；你如远山闪烁的夕晖，悄悄点燃我童话般的梦想；你如母亲慈爱的目光，轻轻抚平游子百结的愁肠。
上家站——我生命路程中永远的小站，我是旅客，更是站长，而且永不下岗。
不高兴赵本山
不高兴赵本山。
赵本山总拿农民说事，甚至寻农民开心。在他和他的女搭档身上脸上嘴上，农民分明成了时尚加恶俗的标本——永远戴不正的帽子，袖口带商标的西装，鲜红鲜红的领带，雪白雪白的运动鞋；女方总是嘴巴一撇一咧的，眼睛一翻一斜的，腰肢一歪一扭的，语声一阴一阳的，有时还居然抹着口红……如此这般，完全颠覆了有史以来的农民的正面形象，摧毁了田园牧歌风光，扯断了人们对乡间缱绻的情思，因而也铲除了都市漂泊者肉体以至精神的最后宿营地……
故而，我不高兴、也不喜欢赵本山。
我曾是个农民。准确地说，我的生命水流曾拐进农民的河床，在那条河床流淌了三四年时光。如今年纪大了，我开始从都市寓所阳台的窗口，让目光透过黄昏时分苍茫的远空或月华下迷蒙的雾霭辨认那条河床，寻觅曾在那里邂逅的乡亲，思索那段岁月在我后来人生旅途、尤其情感园地留下的痕迹和影响。
转眼快四十年了。我1965年上初中，1966年“文革”开始，学业随之中断，1968年“毕业”后别无选择地当了农民。农民其实不容易当的，需要体力、需要技能、需要经验。而我哪样都不具备，无非一个满脑袋文学幻想的瘦瘦的十几岁少年。由于不能顶整个劳动力用，生产队长就派我跟妇女组薅地。薅地，就是在谷子（ 粟 ）地里把杂草从谷苗中薅掉。草和谷苗长得差不多，很容易“良莠不分”，薅的时候必须蹲下仔细辨认，蹲着挪动身体。清晨一蹲，蹲得满屁股满裤腿都是凉津津的露水；中午一蹲，蹲得满脑袋满脸都是热辣辣的汗珠。而且一蹲就是两三个钟头，腰痛腿痛，断了似的痛，恨不得趴下爬行。但其他人好像全然不痛，三四十个姑娘媳妇婶娘们如云彩一般飘乎乎移向前去，留下我这个惟一的“大男人”在后面欲泣无泪欲哭无声。抬头看去，苗垄长得简直像要通到月球上去，周围原本赏心悦目的绿茵茵的禾苗也好像成了无边的荆棘把我狠狠困在中间。“歇气”（ 中间休息 ）时间到了，相继薅到垄头的妇女们围坐在田间树阴下说说笑笑，我眼巴巴望了一眼，赶紧低下头继续薅草。薅着薅着，忽见另有一双手薅了过来。扬脸看时，人已起身离开了，只留下背影和没了杂草的爽净剔透的苗垄。原来是同村的杨大娘接我来了！她四十多岁，很少说话，接我接碰头也不出声。没等说句感谢话就默默转身走开了，每次都是这样。
她有个儿子在县城念高中，不久也回来务农。上、下工路上我们时常交谈。他说话总是害羞似的低着头，只两眼朝上笑眯眯地看人。岂料一次批斗我爷爷时，他忽然从我身旁举起拳头，昂首挺胸，厉声高喊“打倒地主还乡团长× × × ！”听得我目瞪口呆，从此再不理他。可他的母亲杨大娘薅地时照样无声地接我。
除了杨大娘，还有一个人接我。是一位姑娘，和我同住在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二十三四岁，脸圆圆的，红扑扑的，眼睛特别好看。接碰头时，她便朝我微微一笑，从不说话。因此留在我记忆里的她，只有笑容，没有语声。
再后来，我离家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我打听过杨大娘和那位姑娘，得知大娘搬走了，姑娘嫁去了异乡。不用说，两人都是极普通的农民，极普通的村妇和村姑，而给我的帮助却是极不普通的。正是因了她们的接应，我得以熬过初当农民那段最难熬的日子，使我不至于在众人休息时甚至收工后仍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后面忍受痛苦、劳累、孤独和绝望。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亦曾浪迹海外，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接应。但庆幸和感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