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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正作为新的腐败品种日益为世人诟病。十几年前，囊中羞涩伤害了我的自尊；十几年后，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不仅深深伤害了我的自尊，还正在冲击教师的职业尊严，削弱教师头上原本为出租车司机等世人尊敬的光环。是的，学术腐败乃人世间最后的腐败。试问，学术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能腐败？斯文都可以扫地，还有什么不能扫地？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面前，作为置身其间的教师竟不知道应口诛笔伐还是默默忍受，不知道应自我净化还是同流合污。停杯投箸，午夜梦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倏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名句如一道闪电划过脑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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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2）
呜呼，当教师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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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名片
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加之日本是名片王国，自然接得若干教授的名片。近日略加整理，无意中发现日本教授的名片特别简单，头衔一般只印“教授”二字，不似中国教授的那么繁杂。为了确认我这个小小的发现，我随意拈出十枚日本教授的名片，又从日前去外省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议时接得的名片中抽出十枚，分别排在桌面左右两侧。结果证实，十枚日本教授名片中仅一枚加印“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其他只印教授或“助教授”（ 副教授 ）字样。而中方这边除了一人，九人均堂而皇之地印有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最小的也是系副主任。其中一人竟把××市政协常委、××评委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加印上去，密密麻麻竟有七行之多，而本应最有含金量最具实质性或最可炫耀的“教授”却小小地尾随名字之后，一副低眉垂首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于是我面对左右二十枚名片默然良久。
我无意就此小题大做节外生枝，更无意挖苦国内同行的做法，何况并非假冒伪劣，再说也是工作需要。但不能不说小小名片中的确含有大约不算小的某种信息。据我所知，名片上的日本教授中有几位实际上是有行政头衔的，而且作为名校教授，其社会兼职也可想而知。可是他们不屑于把这些一一罗列在名片上。为什么呢？无非因为他们最看重“教授”二字。社会似乎也是这样。在日本看电视读报纸，国内外每有重要事件发生一般都请有关教授评论一番，其“出镜率”甚至高于各部大臣，但介绍时一般只称某某大学教授，并不提其行政头衔。校内亦是如此。“学部长”（ 院长 ）和“学科主任”为教授之间互选，不少人极力推辞而不得，甚至有人为逃避“当官”而辞职换一所学校。实际上“官”也只起协调作用，稍微大一点的事便提交“教授会”集体商议表决。也就是说，人家日本一般只在意教授这一专业技术职称。
当然不是说中国就不甚在意教授这一称谓。坊间众生忽闻某某是教授，即使不马上作揖打拱也还是要用黑眼珠多瞧上一眼的。就连政府高官据说也以自己是某某大学客座教授而兴奋得多喝半杯。校内就更不用说了，每年一次的评职称，甚至对做人的尊严都是不小的考验。得之者如释重负庆幸不枉吃寒窗之苦；未得者纵然德行再高也难免怃然良久。然而评上之后，“教授”在一些人的名片上却又谦恭得甘当陪衬，而让“官职”闪亮登场。不言而喻，大学是学府不是政府，是考场不是官场，是搞学术不是搞权术，也就是说最敢于藐视和拒斥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净土——如今莫非净土也不怎么净了不成？着实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欣赏日本教授或日本教授式的名片：简洁、干净，可以从中读出教授以至读书人特有的清高和傲骨。
教授的银两
说起教授，在坊间善良的父老乡亲眼中，想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故而所赚银两亦当论斤计磅盘盈盆满。笔者既忝居教授之列，难免有时被人问起工资几何。诚实乃美德之一，遂据实以告。首先道出基本工资：一千刚刚冒头。对方摇头不信，甚至恼我戏他；继而念出工资条的实发数：三千挂零，对方仍面带困惑——“可是真的？”于是我只好亮出底牌：尚有浮动性业绩津贴若干，总共约有五千之数。对方这才信以为真，但还是说不多不多。
欲壑难填，我也觉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过偶尔也觉得不少，毕竟乡下的弟弟在地垄沟滚爬一年才挣这么多，还得靠老天关爱。而我一星期才屈指可数几节课，并且无非道听途说摇唇鼓舌，绝无顶风冒雨之忧汗滴禾下土之苦。晚间爬格格，抓耳挠腮的难堪固然不少，但顾盼自雄的快乐亦非没有，何况所得银两并未交给学校财务处而进了自家荷包，别太不知足。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学教员阵营的最高职衔，所得工资——准确说来应为收入——恐不为多。不过若以为天底下大凡冠于教授之称者都挣我这么多或这么少，那就未免落伍了。A省与B省不同，A校与B校有别，甚至同校同院同系的ABCD教授之间，也森森然分出三六九等。诸多模式，诸多规则，诸多依据，诸多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神出鬼没，比英语不规则动词还不知繁琐多少倍，且动不动就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时就连我这个圈内人也一头雾水。空口无凭，容我试举一例。
春夏之交，南下广州开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我曾任教一二十年的大学举行。会后在校园漫步湖畔之间，迎面碰上当年极要好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欢喜。对方当即邀我去参观他的第二套居室，我自然乐于从命。其新居位于校园旁边的某某花园，步入俨然宾馆大厅的轩敞明亮的公用门厅，乘电梯忽悠悠悄然而上。听得一声“到了”，换鞋入室，但见宽大的沙发差不多就有我青岛居室的整个厅大，书房里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迎窗而立，齐人高的转椅刚碰一下就乖觉地转过身来，节节攀高的玻璃书橱光闪闪三面拥立，甚是威武雄壮，气势非凡。午间吃请，我问他第二套居室莫不是按揭，对曰Yes，“每月几多？”“五千。”“可有压力？”“No。”“No？”“月入一万六也。”“此非戏言？”“何戏之有！”听得我惊诧之余，一时不胜感慨。所以惊诧，因为无论我怎样细细叠加，“月入”也还不及人家的零头；所以感慨，因为我俩学历、资历大体相同。大学同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研究生同是所谓“黄埔一期”，在各自疆场的战绩也当在伯仲之间。想当年出入同一校园门之时，我因搞外语热门可以“创收”，他因属历史专业无收可创，经济收入显然我多彼寡，聚饮大多由我解囊，如今我竟沦落到不及人家零头的地步！“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也巧，喝罢出门，又路遇学校党委书记。此君当年和我在同一学术团体当理事，亦是熟人。当官说官话，他开口就宣布要把我“重新引进”，我笑问莫非还让我入住故居不成？他慨然许诺“房子重新安排”。与他同行的外语学院院长闻言，即刻拉我去“饮茶”，具体落实书记旨意。
5000 ∶ 16000，孰多孰少，判若黑白。月入一万六，意味一个月即可买一万斤白花花的大米，足够一家三口吃三十年；或者买十台纯平彩电，可以连看两三代人。或者一天消费五百元月底仍有结余。借用年轻人的话说，那才叫爽，才叫酷，既爽且酷。可是非我自吹，我还真没动摇。平时优柔寡断的我，此时表现得异常坚定，颇有钞票于我如浮云的浩然之气。原因其实十分简单：若干年前挂印而去，今天若再挂印而归，去留取舍，惟利是图，岂不沦为世间笑柄！而若沦为笑柄，一万六何爽之有何酷之有！
于是我仍在此地拿朋友的小零头。
也怪，久而久之，恍惚觉得五千未必比一万六少，一万六未必比五千多。甚至，那已不是钞票，不是银两，纯属数字而已。
彼时的导师
非我炫耀，我是1982年毕业的研究生。彼时似乎尚无博士点，硕士点亦寥寥无几，偌大东北仅我的母校有研究生院。物以稀为贵，当时的硕士似乎比今天的哈佛北大博士后还抢手。当然，抢手未必意味水平高。不才如我，二十年间人世沧桑巨变，而我仍止于一介平民。两年前好歹混上个研究生导师（ 乃硕导非博导 ），或用伊妹儿跨海遥控或围坐一圈面授机宜，效果如何另当别论，表面上倒也不无风光。两年导将下来——正导也好误导也罢——觉得有若干今昔不同之处。
其一，彼时导师面对的多为男生，今时多是女娃。不是说女娃有什么不好，莫如说作为男老师面对含羞带笑侧耳倾听（ 或侧耳倾听状 ）的如花似玉女孩子，但觉赏心悦目文思泉涌，纵使平时口讷的我也能滔滔不绝两个小时。问题是学问这东西和我等男性教员不同，一般不大钟情于如花似玉的牛仔裤女孩而宁选形容枯槁的布衣书生为伴。君不见，如今女硕士女博士多如栈桥游客，而学术会议上语惊四座者却多是运交华盖的男士。女性或可德艺双馨，才貌双全则非易事。我一向以为女性长于感性而逊于理性，长于艺术而逊于学术。在此务请立志考研的男孩子多多加油。
其二，彼时导师请吃，今时导师吃请。别人如何我不敢乱说，至少鄙人如此。当年我的导师王长新先生无儿无女，视我们两男一女三个“开山弟子”为自家儿女，每每叫去家里，耳提面命之余，老两口亲自下厨鼓捣出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等也不客气，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师母但笑不语。这回轮到我当导师了，却是一回也不曾请过弟子，倒是弟子请了我。例如教师节那天弟子们便在堂而皇之的场所备下堂而皇之的酒席辅以堂而皇之的衣着把我请入上座。酒过三巡，二十几年前导师请吃的场景倏然掠过脑际，心中顿生感慨：前者请吃，后者吃请，同为导师，又何其不同也！
其三，彼时导师多为一方名流，今时一言难尽。如恩师王老乃国内第一部日文版《 日本文学史 》的撰著者，《 源氏物语 》如数家珍，中日古诗出口成章，讲演用词之优雅，纵日本学者也自叹弗如。以至八方学子，不畏北国严寒，趋之若鹜，一时将才云集，军容整肃，极斯界师门之盛。嗣后兵发四野，镇关守隘，挽斯时疲敝之势。吾国倭文教育，先师功莫大焉。而今我这个导师则每每捉襟见肘——至今未能构筑自成一体的学术大厦，如何能为弟子们遮风蔽雨！自己尚在茫茫学海中左右彷徨，如何能为弟子们指点迷津！当然，彼时日语硕士点全国不过三家，如今遍地开花，不想滥竽充数也难。毕竟，学位授予点可以两年通过一批，而学问绝非两年就能收割一茬。
其四，仍以我们师生为例，人格魅力亦不可同日而语。吾师作为“满洲国”精英留日八载而归国即从事反满抗日活动，被关东军抓进监狱；光复后为国民党接收要员而暗中帮助共产党，又被国民党投入牢中；十年浩劫期间拒绝“检举揭发”不屑与龌龊小人为伍。一生以追求正义与真理为己任，温文尔雅而铁骨铮铮。而每有地震水灾之时，必去邮局汇款相助。临终对一直守候在床前的我的留校师弟（ 师母已经去世 ）立遗嘱曰：住房交还学校，藏书赠与图书馆，存款捐给“希望工程”。开学术会议时同门师兄弟相聚，每次提起恩师，即使聚饮欢笑之时，亦无不正襟危坐，满座肃然，心驰神往，高山仰止，导师之人格力量，乃至于此。人格光度，师乃中天皓月之辉，吾辈无非萤火之光。每念及此，深感愧为人师、愧为导师，愧为先生弟子。
恩师于1994年4月乘鹤西归，尔来十余年矣。黄海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惟追思先师之恩德以自勉，不入于俗流，少误人子弟，如此而已。
课堂上的眼神
大半生过去了。大半生的大半都在上课。七岁上学开始上课，上到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又上课，上到现在。准确说来，前者应为听课，后者应为讲课或授课。但汉语大多一词多义，都叫上课。也好，师生一样：上课、上课。这么着，没有人没上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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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老师给自己上过课记不清了，但闭目凝神，他（ 她 ）们的音容笑貌竟那般真切，恍若昨日。老师不同，上课风格也不同。有的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有的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有的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有的腾空而起绝尘而去；有的学富五车旁征博引，有的才华横溢顷刻万里；有的温文尔雅语重心长，有的雄姿英发所向披靡。听之如坐春风，如饮甘泉，如醉初醒，如雷贯耳。自己于是得以启蒙，得以积学，得以长大。可以说，没有老师上课，就没有自己。
后来轮到自己登台上课了。我当然也想来个什么风格，来个一鸣惊人。岂料，第一次登上一尺高的讲台，但觉台下几十双眼睛竟暴风骤雨一般朝自己横扫过来，脚下的台板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左右摇晃，险些栽下水去。总之课没上好。后来上得多了，上得久了，台下的眼睛便不再是暴风骤雨，并开始觉得台下的眼睛其实蛮有讲究。例如本科四年，年年不同，犹四时风物，依季而变。大一新生的眼睛尚有中学生的稚气，好奇、无辜、鲜亮，如明媚的春光中初绽的花蕾；大二的眼睛专注、执著、深邃，时而划过疲倦的荫翳，如夏日正午苍翠的丛林；大三的眼睛机警、明澈、聪慧，偶尔透出一丝狡黠，如秋日晴空下的湖水；及至大四，眼睛倾向于沉思、安谧、清冷，倏尔流露些许恍惚和寂寥，如冬季万木萧萧的远山。面对这样的眼睛上课，心情也像季节更迭一样变幻不定。尤其面对大一新生，心间不由泛起欣喜和兴奋的涟漪，而教到大四毕业班，自己也往往变得寂寞和感伤。迎新和欢送毕业生之际，人们大多注意校园的彩旗和横幅，其实变化更在老师心里。这怕也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宿命。
另外，作为男老师，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男生的眼睛和女生的眼睛、漂亮女生的眼睛和一般女生的眼睛，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我有幸教过一个几乎全部由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构成的班级。上课时，但觉秋波潋滟，星光闪烁，彩霞明灭，灯月交辉。原本口讷的我顿时文思泉涌，口若悬河，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不用说，教学效果简直好上天了。因此，一次书记去外省招生前问我有什么特殊要求时，我直言不讳：女孩子多招漂亮的来！书记是老太婆，笑道：瞧你瞧你，还教授呢！
不过也怪，如今回想起来，真正留在脑海里的却不是漂亮女生的眼睛，而是一个男生的眼睛。那是我在广州时教的一个学生，来自澳门，年龄偏大，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是第三次听我这门课了。大概有了临时性工作，一两个星期才从澳门跑来听一次。眼神乖顺、恳切、不安，隐隐漾出自卑。一般看桌面，偶尔怯怯地看我一眼。期末考试到了。阅卷时，我特意把他的放在最后。不出所料，又没考好，或答错了或索性没答，很多空白。顶多三十分！但我没马上写在试卷上。我放下笔，走到书橱里一个他送我的澳门大三巴门模型前，站了很久。我当然晓得三十分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将第四次重修，否则只能放弃毕业证书和学位，二者都让我十分不忍。我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叫我高抬贵手给六十分算了，何况自己即将调离；一个叫我据实写下三十分，为了教师这一职业和教育机关的严肃性，也为了真正对他本人负责。最终，我缓缓写下“30”这两位数字。那以后没几天，我就离开了广州，北上青岛。临行前，我犹豫再三，还是把他赠送的大三巴门留在了原处。不巧的是，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每次报澳门时总是出现那个大三巴门图像。而我一看见大三巴门就想起那个澳门学生的眼睛，就产生一种负罪感。
但愿以后别再上那样的课，别再遇上那样的眼睛，但愿。
我的书房
夸张或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至少有二百万朋友“见过”——在拙译村上春树小说译序的最后，我总是忘不了写上“于窥海斋”四个小字。
虽然我的学问和学识未必有人称道，但我这个书房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让不少优秀同行眼睛发亮（ 世上的事总是这么滑稽和不公平 ）——位于青岛城区东部且倚山傍海。后面紧靠满坡槐树花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口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暗喻在无涯学海面前自己永远只能窥其一角。
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户人家（ 如今只弟弟一家了 ）的小山沟长大，写字做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点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头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书桌情结。所以后来，尤其好歹当上教授住房条件改善之后，书桌情结急速膨胀成为书房情结。
数年前由广州北上青岛有了新房，装修时我断然决定把南面最大的主卧室用作书房。并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兴奋了好一阵子：睡觉何必霸占最大最好的房间呢，大也好小也好熄了灯还不一个样！况且书总比床重要得多尊贵得多文明得多嘛！装修完后，我买回红木家具风格的书橱靠三面墙排列整齐，阳台玻璃窗全部内置日式细木格纸糊拉窗，窗前放置长两米宽一米铺有榻榻米的“坐榻”一张，榻前放写字台。因榻与椅高度相等，故写字台前后皆可伏案——我又为自己这个神来之笔得意忘形了许多时日。最后把书分类一本本仔细摆进书橱使其各就其位。一日环视一排排书橱一排排书，忽然像面对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一样涌起莫可名状的感动之情。
我虽然搞日本文学，但日文书只占藏书量的约三分之一，主要是日本文学文化方面的，其中有关村上君的最全，大体囊括了他本人的书和别人研究他的书。其余全是中文。一类是美学、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