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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机构是不是你们的统治阶层呢？”伯利先生问。
“他们丝毫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加在别人头上，从这一点看，他们不能算是统治阶层，”厄斯莱德说，“他们所处理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事务，仅仅如此而已。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其他人高，没有任何优先权，这同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不一样，哲学家和科学家有许多优先权。”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伯利说，“但是我想像不出这样的国家是怎样运作，是怎样形成的。你们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是否还生活在除了空气、公路、海洋、荒野，其余都属于私有财产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凯思基尔说，“为了私有财产我们还要进行斗争和竞争。”
“我们早已过了这一时期。我们最终发现，私有财产是人类不能容忍的荒谬东西。我们已摆脱了它。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已完全控制他所需要的物资材料，我们都有自己的工具、设备和房屋，但是我们没有用于贸易和投机买卖的财产。所有的战争物资，包括演习用的战争物资都被取消了，但是，我们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并不是在几年内就可以做到的。对私有财产极大的占有欲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自然，也是必要的阶段。它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个可怕的灾难性结果，人们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
伯利先生摆出了他一贯采用的姿势。他跷着二郎腿，身子深深地陷在椅子里，双手紧紧地叉在一起。
“我必须承认，”他说，“我对这种特殊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十分感兴趣，好像它在你们这里很盛行。除非我完全误解了你的意思，你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仆人。按照你的意思——如果我理解错了的话，你可以纠正我——你们有许多人负责准备、生产和分配食物；我猜想，你们有专人来探究信息，了解人们需求什么，然后他们就能满足这种需求。至于如何制作这些食物，他们自己有权决定。他们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们进行研究、实验。没有人强迫他们，限制他们，阻止他们。（“人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厄斯莱德微微笑了笑，插了一句。）还有一些人，他们负责为所有的人研究生产和制造金属，他们就是这方面的权威。另外还有一些人，负责你们这个星球的安居事业，计划和安排这些漂亮的寓所，并要明确谁将住进去，该如何使用这些寓所。也有一部分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还有用知觉和想像力做实验的艺术家。还有的人在从事教育工作。”
“这些工作都很重要，”莉切妮丝说。
“他们都在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国中工作——并按一定的比例分配人员。既没有司法中心，也没有执法中心。我承认这一切都似乎令人敬佩——但又是不可能的。这种事在我们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人提过。”
“有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在很早以前曾经提出过其中一部分做法。”巴恩斯但波尔说。
“啊！”伯利说，“我对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几乎一无所知。告诉我，他们是谁？”
巴恩斯但波尔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熟悉的，”他说，“拉斯基称之为多元主义社会，以区别中央集权制的一元制社会。甚至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北京的一位姓常的教授曾写过一本小册子，把它寄到了《自由主义者》编辑部。他指出，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去经历一个民主政治阶段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他要求中国直接进入一个职能阶层，政府官员、工人、农民等等都并行独立的社会，非常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样。当然，这样做会导致一场教育革命。很明显，你在这里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萌芽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啊！”伯利说，“是这样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机智、灵敏。
3
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随便的，但是双方观点的互相交换却很快捷，很有效果。很快乌托邦自混乱年代以来的历史概况就在巴思斯但波尔的脑海里形成了。
对乌托邦混乱年代的情况了解得越多，他越觉得它像地球上的现代社会。在混乱年代中，乌托邦人就像现代地球人一样，穿着厚厚的衣服，居住在城镇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听天由命，而没有仔细缜密的安排和计划。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常性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以后，气候条件和政治条件才得以改善，社会才得以发展，以至于如今超过地球多少个世纪。乌托邦人第一次有能力去探索他们居住的星球。他们用斧头、铁锹和犁开垦出大片的处女地。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娱乐和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生活，他们有权力去选择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有充分的自由。科学研究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紧跟着是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结果整个星球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在此之前，乌托邦就有过许多科学智慧上的突破，但是那些突破不是发生在非常好的社会环境中，有的没有结果就流产了。而现在，在短短的凡个世纪里，这些曾经像迟钝的蚂蚁、寄生虫和迅猛的野兽一样在地上爬行奔跑的乌托邦人却发现自己能快奔如飞，还几乎能同这个星球上任何一点互相直接交谈。他们也发现自己还拥有远远超过以前的机械能力，但绝不是简单的机械能力。随着物理，化学发展变化而来的是心理科学，乌托邦人有超常的能力来控制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社会生活。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应运而生。当它们来的时候，它们来得又是那么快，那么个人不可思议，结果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同具体的成就以及知识的延伸是不同的。有些人把这些新生事物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他们并没有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适应这些新生事物。
乌托邦普通民众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强大国力、丰富的娱乐生活、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美好的前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多生育。他们像无理智的生殖机械一样，稀里糊涂地无节制地生育。他们不停地繁殖，直至把那些已经伸向他们身边的机会都放走了。他们把科学才智都用在繁衍生殖上去了。在混乱年代的某一时期，乌托邦的人口高达二十多亿………
“现在人口数量是多少？”伯利问到。
乌托邦人告诉他。大约是两亿五千万，这个人口数量是乌托邦人在能使人们过上高度发达的生活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阿莫顿神父对这个生育问题感到有点惴惴不安，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他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撞击。“你们敢让人口有规律地增长！你们应该控制它！你们的女人们会赞同根据需要来生孩子，或者接受控制生育的办法。”
“这当然，”厄斯莱德说，“为什么不呢？”
“我还是感到害怕，”阿莫顿神父说，他把身体向前倾斜了一下，用手捂住脸，低声说到：“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恐惧。人们在不断地播种；繁殖、但他们不进行灵魂的改造！真是作孽啊！唤，我的上帝！”
伯利先生透过他的镜片，略微吃惊地注视着这个神父大人的感情变化。他讨厌听这些口号，但是阿莫顿神父又是他们社区里很有名望的人物。伯利又转向乌托邦人，他说：“真是太有趣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地球上的人口要比你们至少多出五倍。”
“但是，这个冬天大约会有两千万人饿死，你刚才告诉我们——在一个叫俄罗斯的地方，是不是只有少数人过着富裕充足的生活？”
“当然，两极分化是很明显的，”怕利说。
“太可怕了！”阿莫顿神父说。
按照乌托邦人的观点，混乱年代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爆炸，众多的人口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大批的外来人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了乌托邦，而那些高智商的少数人不得不花费心机去教育他们以便他们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但是那些高智商的精英根本无法控制国家的命运。人口爆炸是一个社会衰退、灭亡的象征，是大自然的牺牲品，是错误的传统思想的沿袭。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社会的经济体系就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调整以应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一些掠夺成性、厚颜无耻的剥削者就会乘机而入，疯狂占有和牟取暴利；而那些劳苦大众却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最后一无所有。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些少数贪得无厌的人通过引诱、欺骗等手段对工人实行压榨和剥削。这些少数人自然比他们大胆，精力比他们充沛，但是实质上却比他们要愚蠢得多。厄斯莱德说，要想用语言把混乱年代人的荒唐、挥霍和野蛮描迷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不想再劳驾你讲下去了，”伯利先生说，“提起这些事情你们会很难过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对这种事情是再熟悉不过了。”）
人口爆炸所带来的灾难也后患无穷，这种灾难来势凶猛，不可阻挡。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战争摧毁了脆弱的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到了已经完全瘫痪的地步。连续的内战和不成熟的革命尝试导致了许多社会组织的解体和崩溃瓦解，而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又造成了粮食等社会物资的严重缺乏，百姓的生活穷困潦倒、叫苦连天。那些剥削成性的冒险家们却愚蠢透顶，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都发生什么事情，继续蒙骗，欺诈百姓，镇压百姓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就像黄蜂一样，虽然身体被砍断了，但是嘴却在不停地拼命地吸吮着蜜液。人们不再愿意投靠乌托邦，而是想方设法摆脱乌托邦，生产几乎等于零，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耗尽了，人们的创造生产热情被强制性的借贷关系，再如上有大批的高利货者的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脱离关系给熄灭了。
乌托邦社会的发展速度从一日千里到停滞不前。世界上许多乐趣和幸福都被贪婪的金融冒险家和投机商剥夺了。科学被商业化，被用于追逐暴利和垄断市场，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科学之光在黑暗之中飘闪不定，最后还是熄灾了。就像新时代开始之前一样，乌托邦又回到了一个的黑暗时代………
“这好像是对我们地球前景的一种令人沮丧的诊断，”伯利说，“太像了，迪恩·英奇对这些会是多么感兴趣啊！”
“对他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毫无疑问，他对这类问题肯定非常感兴趣，”阿莫顿神父说道。巴恩斯但波尔对这些评价尽管感到挺恼火，但他还是急于听下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厄斯莱德。
4
后来发生的事情，巴恩斯但波尔总结为：乌托邦人彻底改变了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在陈旧的社会观念下，利用科学和组织能力，人们用合法的斗争去战胜对方，就像数量不断增加的现代武器正在威胁各个国家的主权一样，将成为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危险。如果不想让历史在灾难和毁灭中结束，人们必须要有新思想、新观念。
所有的社会都受法律。清规，戒律和祖先们缔结的原始条约所限制。古代的自主精神现在不得不在相应的力量和种族所面临的危难面前经受一次新的考验。去竞争、去占有，这一交往中的主导思想，正如一台失控的熔炉，正要吞噬它曾经驾驭的机器。一种创造性服务社会的思想必须取代它。按照这一思想要求，如果人们要想拯救社会，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意识。曾经在几个时代前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现在不仅被当作严肃的心理学哲理，而且还被看咸是最实际、最紧急的东西。在解释这些时，厄斯莱德用了一个巴恩斯但波尔感觉很熟悉的甸子，他好像在说，谁想挽救自己的生命，谁反而会失去它；谁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谁将会得到整个世界。
阿莫顿神父的大脑似乎在做着同样的反应，因为他突然插了一句：“你是在引用别人说过的话！”
厄斯莱德承认，他的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引语，这些引语是来自在很久以前使用语言的年代一位伟大先知的诗句。
他还准备说下去，但是，阿莫顿神父非常兴奋，不让他说下去。“这位先知是谁？”他问道，“他住在哪里？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又是怎样死的？”
巴恩斯但波尔的脑海中马上闪现出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看上去很孤独、脸色苍白的人，在全副武装起来的卫兵包围下，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高墙之间狭窄的街道上站满了人，他们头顶烈日，相互拥挤、推撞。在人群的后面，一个巨大丑陋的刑具挂在那里，且不停地摆来摆去……
“他在这个星球也是死在十字架上吗？”阿莫顿神父叫喊着，“他是不是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先知，他们只知道，是很痛苦地死在乌托邦，但不是死在十字架。他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好像是被捆在一个慢慢移动的轮子上，曝晒而死的。这个轮子是想征服他人的野蛮民族一种野蛮的刑具。他们对他施刑是因为他教义中的好善乐施这一思想激怒了那些有钱人和当权派。巴恩斯但波尔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一个人被捆在一个用作刑具的轮子上蟋曲着身子，在炽热的阳光下曝晒。这是战胜死亡的一大胜利！他的行为给外面的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美丽。
阿莫顿神父还在对他的问题紧追不舍。“不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星球的人不怀疑吗？”
很多人认为这个人是上帝，但是这个人却习惯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或人类的儿子。
阿莫顿神父紧接着问道：“你们现在不信奉他吗？”
“我们执行他的教义，因为它是美好的，真实的，”厄斯莱德答道。
“信奉他吗？”
“不。”
“没有人信奉他吗？有信奉他的人吗？”
没有人信奉他，但也有人在他深奥的教义面前畏缩，而且还痛苦地意识到，从某个深远的角度看，他是正确的，他们在自己不安分的良心上玩了个小把戏，把他看成为一个具有魔力的神而不是拯救他们灵魂的灯培。他们把他同古代能自我牺牲的帝王混为一谈，不仅没有很但然地接受他，把他作为自己思想意识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假装象征性地把他吃掉了，使他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把他的轮子看成是一个超越自然的象征，把它同赤道，黄道、太阳，实际上任何囫的东西混为一谈。在运气不好，身体不佳、天气恶劣的时候，他的信徒们相信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圆圈对他们会有帮助的。
由于他的高贵和慈善，无辜的百姓对他都有一种亲切感。而那些狡猾，侵略成性的家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扮演成这个轮子的拥护者，假借他的名声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带领人民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用他当作他们嫉妒、憎恨、暴政和贪婪的保护伞。直到最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个古代先知又重新回到了乌托邦，他的轮子将再次把他压碎和摧毁。
阿莫顿神父好像对这些解释漫不经心，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敢肯定，”他说；“仍然还有残留下来的信徒！是受到鄙视的残余信徒。”
没有。整个社会在追随这位先知的先知，但是没有人信奉他。在一些古代的建筑上仍然可以看到刻在上面的轮子，通常都伴有精美的装饰。在博物馆存着他大量的肖像，饰物一类的东西。
“我不明白，”阿莫顿神父说，“太可怕了，我的头都已经昏了，我不明白。”
5
一个相貌堂堂。身材匀称的人接过厄斯莱德的话题，开始回答地球人提出的问题。巴恩斯但波尔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的字叫莱昂。
他是一个乌托邦教育工作的协调员。他说，乌托邦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一次突然的革命。建立在好善乐施这一主张之上的新法规、制度和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形成并得以完善的。这是一个在混乱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支由调查员和工人组成逐渐庞大的队伍建立起新的国家。他们没有咸套的计划，没有现成的方法，用普通人的忠诚和理智、用普通人的劳动，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合作。直到混乱年代的鼎盛时期，乌托邦才开始大力发展心理学。就像前几个世纪大力发展地理和物理科学那样火热。社会和经济混乱对科学的阻碍和对大学组织工作的瓦解刺激人们去探索人类联合起来的路子，个号召人们为之奋斗，勇往直前。
给巴恩斯但波尔留下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我们地球人称之为革命的巨大变化，而是那些新思想、新观念。18制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消失，按常识，人们便开始做新的工作去取代旧的东西。
新制度是从大讨论，书本和心理实验开始的，而培育这一制度的沃土是普通的学校和大学。旧制度并没有给教育工作者多少奖励，那些当权派因忙于财富和权力的斗争都对教育掉以轻心。向年轻人灌输新思想的任务就留给了那些愿意付出心血和劳动而不贪图报酬的人们。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在一个公然由冒险政容统治的社会，在一个人们可以通过搞金融投机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地位的社会，他们要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懂得私有制是社会的肿瘤，有它和那些不负责任的有钱人的存在，国家就不可能很好地运转，教育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那些人的本质决定他们会进攻，会讹诈，会在暗中控制国家机器。他们的恶劣行径会歪曲和掩盖生命的真正价值。为了民族利益，他们必须彼清除掉。
“他们反击了吗？”凯思基尔用好斗的口气问到。
他们的反击很不正规，但很激烈。这个反击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他们企图阻止一个科学的，有良好教育的乌托邦的到来。用来对付他们的战斗是激昂猛烈的。这些战斗是用来对付那些贪婪、狂热和寻求自我价值的人。通过这些战斗人们要把新思想转变成现实。哪里有这种新思想。哪里就有这种战斗。人们在驱赶他们，威胁他们，联合抵制他们，对他们施以暴力，揭露他们的谎言和虚伪，控诉他们的罪行，最终把他们送迸监狱，人们用绳索，柏油加羽毛、石蜡、大头短棒、步抢、炸弹和机关枪进行战斗。
这个星球上的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