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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礼举行两周。傅增湘夫妇已返回原籍，宝芬的父母全力帮着办理这场隆重的丧事。美国小姐董娜秀，因为是画家，早已成为宝芬的至交，她也前来吊唁，华太太和老画家齐白石也来帮忙。阿非是孝子，不能来注意诸多琐事，只能由两位姐夫帮着料理。
不过立夫仍然进行他的走私调查。逮捕了素云，他对贩毒情形得到了深切的了解，远非其他情形之下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比拟。阿非虽然悲伤，但仍然和立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阿非所提供立夫的，一是直接的消息资料，一是言方的报告，所有海关的报告，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英国人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英国人的这份报告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经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立夫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精确，还要问阿非。立夫常常挖苦留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非始终有点儿格格不入，不能打成一片。但是现在第一次彼此渐渐了解，立夫把他自己对留英学生的偏见，也多少克服了几分。
在天津，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那糖果里有麻醉剂。立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
立夫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阿非说：“我可以证实这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近学校也好，不近学校也好，这与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卖，即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贩毒的人何必为一个学校搬家呢？”立夫喊道：“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吗？”阿非听见立夫骂，是用绅士所不肯用的脏话骂。
立夫决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瑄商量好，他化起装来，阿瑄带他穿过日本租界。立夫会日文，对他的调查工作很有利。他们看见一家一家的商店，在现代钢筋水泥的洋房子里，叫做“洋行”，门上把日本国旗挂得很明显。他们进了那些房子，发现里面除去毒品，没有别的货物。在一条街上，他们看见有十几家这种洋行。他们又走进别的街道，他们看见似乎是住宅，阿瑄告诉他那是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在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旭街接连东马路时，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赤贫人在那儿出出入入。
立夫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滓，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儿的——高级的？还是中级的？”
“带我到个中级的地方儿去看看。”
他们坐了一辆洋车，到了一栋房子，立夫一进去，令人作呕的气味袭人鼻孔。屋里很黑，在坐榻上不是站着躺着的，就是坐着的，姿势不同，都是瘾君子，有中国和高丽女招待陪伴。
一个女招待问他们：“抽呢？还是扎？”
阿瑄指着立夫说：“我这位朋友刚刚学。”又转身对立夫说：“有三种方法用这种毒品。‘抽’是把烟抽下去，‘扎’是注射进去，注射的是古柯碱，或是吗啡。第三种办法是用鼻子闻，瘾头大的才闻。”
阿瑄说：“给我拿五毛钱的白面儿。”
女招待把他俩带到一个坐榻上去。一个中国女招待拿来了一小包海洛因，是放在一张特别的纸上，另外有半盒儿洋火。
阿瑄对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说：“我只是让我朋友看看怎么抽。”
那个女招待微微一笑说：“我教给他看看好不好？”
立夫回答说：“不必麻烦了。”女招待走开。
“在高级的地方儿，那些女招待还操副业，只要您肯花钱。您和那个小姐关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您不叫，没有人进去。”现在这是半敞开的屋子，客人叫时，女招待就前去伺候。阿瑄指着一个仰身躺着的男人说：“看那边儿那个人，他正打飞机呢。”那个人把一卷纸放在一根香烟上，那个纸卷儿里有白面儿，在下面仰着脸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支毛笔管儿，插进一个大竹子节儿里。别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锡箔下点着，锡箔上有白面儿，等受热的白面儿冒出紫蓝的烟，就用管儿往肚子里吸。
阿瑄说：“那叫‘哈’，嘴往里抽气。”
有几个新主顾进来，一个男的，才十八九岁的光景。一个男招待走过去，显然是知道他要什么，那个青年把衬衫拉起来。
阿瑄说：“注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有好多针眼儿。最坏的时候儿，皮肤会因传染而腐烂。静脉注射没有这种毛病，但是太危险。有静脉注射后当场毙命的。所以有瘾的人大都喜欢皮下注射。”
立夫回到北京，准备一篇报告。除去海关的报告之外，中文在这个专题上完备的著作还没有，所以立夫要采用好多外国资料。
他写的文字里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营。是日本、大连、沈阳、朝鲜的鸦片输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厂设在唐山。仅止在张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厂，即日产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乐（stuartfuller）在他为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上说：”日本势力在东方进展所及之处，与之同时共进者为何？贩毒。‘他把东北和热河的贩毒情形描写为’令人战栗‘。根据日本报纸，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由朝鲜总督指挥下的专卖局长细心计划管理进行的。鸦片制造商公会，由政府给与津贴，对公卖局负责指导种植鸦片，借款与种植鸦片者，并负责鸦片原料的运交工作。“
在他那篇报告的结尾，他写道：“禁毒和消灭走私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治外法权。如果远东之情形如此，而日本竟要求世界承认，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这是一个友邦的政策，则中国应当多要敌国而少要友邦。如果这是亚洲的新秩序，则所有人类的良心应当要求返回于原始野蛮时代的旧秩序，那倒不失为一个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天津转日本租界是中国政体上一个毒瘤，是日本荣誉上的一个污点，是全世界公众健康的一个威胁，应当自地球表面上扫除之。”
姚老先生的丧礼办得很隆重，很冠冕。自从他出外十年归来之后，邻居都称他为“老神仙”，他的丧礼也称之为老神仙的丧礼，当然文词上有点儿矛盾不符。除去宝芬家的旗人和这个茶商巨子的老朋友之外，还有好多年轻一代的亲友。由于阿非的工作的性质，他在官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北平市政府好多代表来参加送殡，送殡的行列达一里长。那时洋鼓洋号的音乐队应用在丧礼上已经流行，所以有若干个团体送了两队。姚老先生生前吩咐过不要和尚念经。不过西山一个庙里的和尚坚持来致敬。这实在不好拒绝，阿非只好接受，但是只请他们送殡。结果是新旧混合，有点儿古怪，因为和尚的脸和袈裟是黑黝黝的，职业乐队的肩章和制服非常鲜明，吹奏着柴科夫斯基的丧葬进行曲，两者对照，很不协调。木兰自杭州北上之时，在一个火车站上看见两个军乐队，由两个官员送的，来欢送一个省主席。火车一开动，两个乐队同时奏乐，成为滑稽可笑的杂奏。所以她让阿非告诉两个乐队，他们要自己协调好，不要同时演奏，而且不可以那个刚一奏完，这个就接起来。
丧礼给木兰莫愁一个机会，重见一次以前的亲戚朋友。那些人之中，有素丹，现在是个寡妇，桂姐和两个女儿爱莲，丽莲，两个人似乎婚姻很如意，派头儿很时髦儿。黛云的母亲也来参加。她丈夫已经去世，她说女儿在苏州又坐监，是在去参加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途中被捕的。
阿瑄特别请假回家参加丧礼，虽然他不是姚家人，但是曼娘坚持这样做。出殡是在星期三，第二天他立即返回天津。他听说前一天，另一帮日本浪人在天津车站，把两百件货硬往三等车一个车皮里装，又把驱逐出来的乘客打伤了几个。
在六月，这种事已经有八、九次，把海关的职员实在惹得忍无可忍。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一大批货，分装在六辆骡子车上，在通往天津的大道上被海关职员抓住，但又被三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抢回去，他们赶到，人多势众。阿瑄的办公室则找志愿人员，要前去再抢回来。几个最年轻和最强壮的自告奋勇，愿意前去，阿瑄也在内。那几个浪人据说身上没有武器，因此认为有十二个人足可以对付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得带武器，目的只是在夺回货物，击退私枭而已。
大家知道骡车的大道，那十二个人先到一个小村子里，只带着绳子。在村里一家商店中，他们之中一个人看见有大火炮，他们买了几个，预备吓唬私枭。大约两点半的光景，他们之中带着望远镜的那个人，看见骡子车来了。第一辆车上只有一个矮小的人，大概是日本人，坐在一堆货物上，另外几个人坐在最后的两辆车上。问题是对付后面车上的保镖之时，而不让前几辆车逃跑了，所以要点在完全施以突袭，攻其不备。三个人被派去对付前面的日本人，逮住赶骡车的，还要同时扣留住货物。另外九个人分成两部分，藏在大道的对面，攻击保镖，阿瑄在后面那一组里。他们蹲在一道旧墙下面。
第一辆车过去之后，为首的发出暗号儿，叫他们自己人爬近大道去。为首的把大火炮点着，扔到车上去。这个暗号儿一发，大家一拥而出。日本人和高丽人大吃一惊，开始乱扔石头。海关人员冒着飞来的石头跳到车上，双方揪打起来。阿瑄是在为首的官员之后第三个人，在他正跳到车上时，一个两磅重的圆石头打中他的头，把他打昏，跌到地上。幸而别的人已经赶到，日本人不能再扔石头。一个日本人带着一把斧子，对准为首的人就劈下来，为首的人迅速一拳打中日本人的肚子，斧子落在车上。
赶骡子的中国人跑掉，车停住了。双方混战了片刻，后面的两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被制服，捆缚起来。前面车上的日本人，因为喝了半醉，在六月的下午正在困倦，没有抵抗，束手就擒，用听不懂的日本话乱骂。
领导人下车来，看见阿瑄躺着失去了知觉，头皮上流血。他派人雇了六个农人，把车赶往最近的海关检查站，他们把阿瑄抬到一辆车上。阿瑄受的伤不重，到了检查站时，他已经完全苏醒过来，医生把他的伤洗干净，用绷带包扎起来。只是伤了表面，并不严重。这一批人，大功告成，十分兴奋，然后押解着那几个日本人和韩国人，送交日本警察局。
在七点半左右，六个日本人进入海关的庭院，从办公室的窗子往里望了望，随即闯了进去。他们问搜到的私货放在何处。主管人员告诉他们私货已送到总处去，一个日本人开始大骂，出手打了中国关员一个嘴巴。然后搜查客厅，拿走了那把斧子。临走时，骂人的那个日本鬼子用他那难听的中国话威胁说，如果告诉他的话不对，他要回来杀死那个中国关员。
第二天，阿瑄早晨没上班，坐着九点的快车回北平去，过中午不久就到了，家里人还没想到他会回去。
看见他头上缚着绷带，他太太好害怕，赶紧叫曼娘。曼娘说：“我告诉过你会有今天。你若叫人打死，我们婆媳怎么活？”
环儿，宝芬，莫愁听到这消息，也来到屋里，阿瑄把事情的经过完全告诉他们。木兰得到消息稍晚，听见曼娘话说得很激动，一半责备自己儿子，一半骂日本人。
木兰听见她说：“你干的是什么差事？官儿吗？又不是个官儿。土匪？又不是土匪。赤手空拳去擒虎狼。我恨死那些矮鬼子了。为什么咱们的官员不能带武器？为什么人家可以？若真是两国打仗，要清理好战场，双方摆成阵势，摆好刀枪，那也像个公平的交战哪……”
木兰问：“你赞成中国和日本开战吗？”
曼娘说：“若是像我说的正式打，打仗倒还好。怎么能叫阿瑄赤手空拳去和矮鬼子打呢？”木兰想起她父亲说的话：“你问曼娘。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战胜。曼娘若说中国不要打，中国就会战败的。”
木兰慢慢说：“你相信中国能打败日本吗？”
曼娘说：“不管中国愿不愿打，中国是不得不打了。”
曼娘可说中国要打了！
姚老先生说过，战争是要发生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
木兰说：“曼娘！你已经向日本宣战了！”
曼娘说：“我懂什么宣战？我只知道，咱们不能束手待毙。”
环儿问：“木兰，你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现在但愿我能问问我父亲。但是他常说，人的运气和个性息息相关。人若有福气，一缸清水变白银；若没福气，一缸白银变清水。人必须享有福的个性。日本人没有统治中国的个性，所以也没有统治中国的福气。即使把中国送给日本，他们也没有福气消受。”
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华北的情势发展而成。正如地震之后，必随之而有洪水，乃是自然之事。犯罪学家若发现两个犯罪案子是用相同的方法作的，他们就认为两桩罪案是由同一罪人犯的。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和他们走私政策是一致的。方法相同，特点相同，动机相同；鼓动，计划，指导，也是由同一个机构，那就是日本陆军。
从抢劫中国政府的税收，到抢劫中国的疆土，日本陆军只是采用同样残忍的方法。说也奇怪，人类的心理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妇人的皮包，多少看做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这个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名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在事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护，诡辩，讨论，其中的真理仍然逃过了他们的观察，就犹如在灵魂学家所举行的降灵会上一样，有人说看见了那个鬼，有人说没有看见。
但是，也许木兰是对了。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
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卢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凌晨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日本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年战事发生之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的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
（）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其实神经战早已开始了好几年，而中国人的神经现在已经兴奋起来。中国人必须要打日本，杀日本人，才能不使全中国陷入精神错乱。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国人的反日情绪的表现，不管是写文章，讲演，开会，游行示威，可是老百姓被压制之下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如水决堤，终于爆发而不可遏止。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委员长陷身漩涡。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话真是说对了。他们说蒋委员长鼓动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话却说错了，因为他没用手指头弹动一下儿。他们若以为日本人以战争毁灭加诸中国人的头上，而能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使中国人看起他们来可喜可爱，那是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该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了解的事。姚老先生、木兰、曼娘，即使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日本帮这个忙。
从客观的角度看起来，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整个儿的动态是这样：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进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失陷给日本之后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长城沿线划做非军事地区，是第二次进击。在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中国大部分军队在“剿共”战役中把共军驱入中国西部时，日本人强迫中央政府自河北撤退某些单位的驻军，是第三次进击。这样与当地军事当局勾结，鼓吹“自治运动”，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在华北五省创造了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日本因为发现甚多地方当局都与日本“合作”得不够“诚恳”，在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从西部调回“剿共”军队布防在陇海铁路沿线。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了华北驻屯军，比庚子条约规定在过去三十六年之中列强认为必需的军事力量，多了四倍。这是第四次进击。在民国二十五年秋天，日军占据了北平附近铁路的交叉点丰台，丰台是南下东去的火车必经之地，而丰台分明是庚子条约限定外国驻军以外的地区。这是日本向中国的第五次进击。紧跟着的第六次进击是日本煽动的蒙古伪军进攻绥远，在这次战事中，中国军队第一次正式出面，将伪蒙军击退。再后便是第七次进击——卢沟桥事变。
道家思想和现代科学都同意这一点：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相等。中国的反抗精神就是反作用力量。由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的日本侵华行动，就是引起反作用的作用。中国反抗的力量应当看做是战争开始前日本对友邦侵略的罪行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次战争。不幸的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陆海空军力量，不能炸毁作用与反作用这条千古不变的法则。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停火的商谈不停，战事时断时续。蒋委员长在牯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