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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不能不令小赵深思。因为父母把这些道理早就掰开揉碎给他讲过，他的内心并不是没有矛盾，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改变主意的想法。但是，一旦他到了办公室里，一旦能和亲爱的素梅相处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感觉，并为自己一丝的动摇感到可耻。他的面前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美丽善良，通情达理，又能积极要求进步。在这样的姑娘面前，不是人家素梅配不上我的问题，而是我小赵能不能配得上素梅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小赵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这后，最终向素梅摊牌。而素梅也再不能采取回避的办法，需要正视这一现实了。所以在小赵的急迫要求之下，素梅答应可以相处一段时间，也许两人之间在脾气和爱好上或者生活习惯上还有不能容忍的地方。
就这样，素梅和小赵谈起了恋爱。小赵的父母已经没有了办法。自己的儿子非她不娶，再逼又怕出事，也只好认可了事实。这样一来，小赵一改过去那一筹莫展的样子，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难怪科室的人们都说小赵遇到了喜事，要他请客。也每当这时候，素梅的脸就会羞得彤红，一点也不敢把头抬起来。
小赵的父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人。素梅几次被邀请到小赵家里坐客，小赵的父母对她十分热情，并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的关心。其实，要不是素梅户口的问题，他们也知道，儿子不一定就能配上人家姑娘。素梅自从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了家庭的温暖，自己也已经养成了依靠自己的习惯。现在忽然受到小赵父母的疼爱，总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打心眼里感激老人的一片苦心。所以大家都把最实质性的问题回避到一旁，认真地相处起来。
现在看起来，小赵的父母耽心别人说三道四的想法纯粹是多余的。日子总是自己来过，并不是过给人家看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被人们议论一下，也是正常的，自己也损失不了什么。但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一家有一家的难处，所以人们一般都能互相理解。总起来说，并没有人象自己一样对自己家庭那么关心，如果有这样的闲人，也是极个别的。
素梅被小赵的父母接纳以后，她与小赵的关系发展很快。小赵那种马拉松式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所以，在这年的冬天，他们就登记结婚了。大姐和大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素巧没有时间，只是在信中对二姐表示祝贺。
三十
春良已经到天京市那家电机厂上班好几个月了。一开始，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让他在后勤上打杂。他自己觉得自己并不是岁数很大，这样干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于是几次找厂里，要到技术岗位上工作。厂领导不明白他为什么放着轻松的活不干，非要到三班倒的车间工作。于是就答应下来，并把他派到铸造车间。这个车间的主要任务是铸造电机外壳，实际上这也是厂子里比较劳累的一个车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有的要筛沙子，有的要倒铁水，每一样都是力气活。只是有一点，这里的补贴比较高。实际上春良并不怕力气活，过去在工地的时候，卖的力气比这里大多了，而且吃得不好。现在他觉得活并不算累。时间不长，他就在师傅的指导下掌握了翻沙车间的工作技术，成了一名熟练技术工人。
春良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每四个人一间屋子，家不在本市的工人都安排在单身宿舍。春良与同宿舍的另外三个人相处的关系还算不错。
到了天京不久，他到自己亲生母亲那里去了一趟，母子见面后都流了许多的眼泪。然后，母亲询问了一下老家的情况和工厂的情况，并且让春良到家里来住。春良说：“你们这里也不宽绰，上下班来回走很不方便，在工厂住得很好，就不必了。”春良的母亲回到天京后，又回到原来的剧团里，给剧团的干些杂活，一直没有上台的机会。后来自己岁数大了，按规定办了退休。春良的妹妹春燕一直跟着母亲，现在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她考上的是天京大学艺术系，平时住校，星期天的时候才能回一次家。在第二次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他特意选了星期日，到了母亲那里，妹妹正在家里等着他。现在妹妹春燕已经长得像大人那样高了。在他们分离的时候，春良清楚地记得，春燕还是一个小姑娘，经常娇羞地往母亲的怀里钻。现在春良有些认不出来了，真是女大十八变。
妹妹春燕听母亲说哥哥到天京上班了，高兴得不得了，提前好几天就盘算着星期天的到来。有几次她总想一个人跑到哥的工厂里去，无奈她们的大学在市郊，课余时间根本不够用的。哥哥的到来，使妹妹非常兴奋，她总是一个人喋喋不休地对哥哥说这说那，说学校里的事情，使春良总也插不上嘴。
日子过得很快，到了秋天的时候，春良回了一次家，把在外面的情况说给全家，并准备等地里的农活少了的时候，带素英和女儿到外面见见世面。父亲渐渐地显老了，头发已经全白了，也难怪，七十好几的人了。父亲的精神却很好。他为生产队胶厂里培养了新业务员，也就退了下来。因为自己出门越来越感到吃力了。自己早就有血压高的毛病，可就是这样，还每天喝上几杯。他自己也说，这个习惯恐怕这一辈子也戒不掉了。就是在文革期间，生活那么困难，他也没有戒掉这个毛病。那时他也是经常到供销社的代销点花上几毛钱，买上二两山药干酿造的散酒。那种酒哪里能称得上酒，喝到嘴里有一种呛嗓子的苦味，只不过还有些酒味罢了。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原来在天京的时候，有的是好酒，茅台、五粮液、汾酒，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不过，现在好多了，又能喝上纯高梁酿制的老白干了。
一到没事的时候，福贵就对老伴、春良和素英说起这些过去了的事情，有时也谈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意经，在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总会泛起一种兴奋的红光。看着父亲高兴，春良也极愿意听父亲说起这些。一方面是对老人的一种怀旧心理的尊敬，一方面他对父亲过去的事情知道的极少。在前些年，父亲一点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情，就是提，春良也没有情绪听，现在好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春良离开家回到厂子没有二十天，家里就打来了电报，说父亲得了重病。春良急忙向工厂请了假，赶最快的火车回到家里。这时父亲已经不醒人事了。经村里的医生讲，父亲得的是中风，由于高血压导致脑血栓。现在正在输液，估计治愈的可能性很小。一是因为老人岁数偏大，二是栓住的面积也偏大。现在仅是维持，应当做好最坏的准备。春良不敢相信，前些天还在谈笑风生的父亲，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在以后的几天里，尽管一直在输液，但福贵一直处于高度昏迷状态。自己丧失了进食能力，一切都靠着输液管道维持着身体必需的营养。
在最后的一天，福贵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对四周环视了一圈，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就又昏迷过去，并且呼吸也渐渐地归于平息，心脏停止了跳动。
送走父亲之后，现在家里只剩下素英和大娘了，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妇女带着孩子度日，素英照常在橡胶厂上班，大娘在家看孩子，春良从外面寄些钱来，日子依然象往常那样打发着。
三十一
素巧和向明之间仍然维持着通信，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几个月了。由于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更缺乏相互之间的了解。时间一长，信里面也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自然而然的就显得有些乏味，并渐渐双方都产生了一些厌烦。这种通信也就越来越少了。也就是因为这些来信，使平时一惯开朗的素巧变得有些忧郁。睡眠也变得不好了。人们总是说恋爱是美好的，尽管她与刘向明之间并没有确定什么恋爱关系，但仍然分走了她很大的精力。虽说谁也没有明着说过要谈恋爱，只是一种书信的往来。但实际上刘向明在第一封信中，就强烈地把他们之间交往的目的划到了婚恋的圈子里。素巧不能不从这一角度认真处理着刘向明的来信。她现在真的彷徨了，也许生活对于素巧来说是不公平的。她在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之间陷入了爱的泥潭里，而对方的形象又是比较模糊，所以这场恋爱实际上是强加给她的。刘向明也没有错，他的追求是正常的，是一种发自真心的。但这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盲目，他非要把自己想像中的一个李素巧与现实中他并不了解的李素巧重合起来，并妄想着她们之间理所当然的存在着一致性，这是很不现实的。所以，这种恋爱在一开始就好象把房屋建在流沙层上，随时都有倒掉的可能性。
素巧太善良了，她已经被这种书信交往搞得很疲劳。但她并不想伤害他，她正在慢慢地为对方降温，以至于搞得刘向明最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实毕竟是现实，素巧也不是凭空想像的素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的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变为了一般朋友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早就在收音机里报道过的和外地早已动起来的分地，在南堤口大队正式拉开了序幕。按照书面上的说法，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一开始有好几种形式，他们大队倾向于一种分包责任田的作法。也就是生产队统筹安排，统一耕种，统一收割，分散管理，按所承包地块的产量计酬。这种办法执行了仅仅半年，就已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到了冬天，上面就一声令下，开始了一种彻底的分地式的责任制。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村里所有的土地，包括种着麦苗的和留下的春白地，都已经按人口，把地他成了三六九等，每一等级的土地都人有一份。这样，成方的土地就象剪碎布头似的分成了若干小块。除了分地之外，队里的牲口，农具，机器、仓库里的种籽也都分到了户里，最后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包括饲养院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划成了小块，卖给了需要建房的人家，然后再把收上来的钱按人均分到各户。
自此以后，人民公社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体制便彻底解体了。这种解体使大多数农民都很兴奋，他们感到自己的日子总算可以自己盘算了，他们都铆足了劲，要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比个高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想不通。一种人是一些老党员，他们跟着党几十年来搞互助组，合作化，搞初级社，搞高级社，以至到了人民公社，他们从没有对党的政策表示过怀疑，他们知道虽然现在农村还穷，他们也知道生产队在管理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认定，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出路。现在的分地单干，使他们的确有些想不通，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他们这些年来所追求的东西的否定，他们的确接受不了，以至于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另一部分不愿分地的人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上找到了窍门，也就是不用卖力气，照样挣工分。他们的理论是不怕穷，怕的是不都穷，有穷有富他们接受不了。
在此以前，大水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孤独生活。他早已经不去偷东西了。这是因为大头自己的原因。他们最后的一次行窃，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依然是大水在外面望风，大头到里面偷东西。但这次不巧的是，大头在翻越墙头的时候，不小心被大风从四米高的墙上吹了下来，把腿摔断了。那天夜里，大水把大头一口气背了回来。伤好之后，大头落了个瘸腿，自此就洗手不干了。大水本来就是从犯，现在没有了大头的教唆，自己作案一是没有技能，二是缺少胆量，于是也就做罢。好在赌过几次之后，特别是欠下大头的帐之后，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后来和大头混熟了，渐渐了解了自己输多赢少的原因，也就不再做那冤大头。好在家里有大姐经常的照顾，外面还有二姐寄些钱来，自己在生产队里也属于壮劳力，挣的工分还不算少，小日子渐渐过得像点样子了。
现在地分了，大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为给他分了大约七块地，而每一块地大的有半亩，小的仅有一分多，这些地块所处的位置就连他自己也记太不清楚，就更别说耕种了。大水的地大约加起来有三亩，过去他到地里干活，都是一些重体力活，对一些技术性的活他根本没有机会学，比如犁地，比如播种，原来都是把式干，他一点也不会。现在，人口多的人家也许两三户合起来能分到一头牲口，他一个人连个牲口毛也没分到。要真到了春耕的时候，就是人拉犁的话，连个扶犁把的人也没有。
大姐的情况和自己一样，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胶厂解散了，地里的活素英一人同样干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春良把一家三口接到城里去了。他们租了一间民房，女儿由大娘看着，素英到一家工厂找了一份临时工干，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
生产队的解体，给大水带来了直接的麻烦。春天到来了，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他才播下种子，田间管理他一点也不再行。到了麦收时节，没有车，他硬是把半亩地里的小麦用肩挑到场上，费了好大劲，求了好多人，才把这点麦子收打干净，还差一点被雨淋掉。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大水收了麦子，没有再种秋庄稼，那些地就荒芜起来了。满地里长满了青草。
到了冬天，部队到村子里来征兵。当时各家都缺少劳力，再加上部队的干部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生充任，转干越来越难了。所以村里的人们对参军的积极性不象过去那么高了。大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征兵办报了名，经过体检和政审都合格，于是大水就参军到了部队上。
……
素英举家迁到了天京市，而大水也了参军。这时，素巧和素梅在南堤口村便没有了牵挂。素巧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报社当了记者。她是学经济的，而且文字功夫过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