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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4）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1）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2）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