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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顿。沃伦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借了他24900美元。6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期还债。
沃伦对这笔小钱被诈十分反感，于是他把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诉别人。
在国家级的政治家中，巴菲特与其中几个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其克。莫尼汉、比尔。布莱德利和鲍勃。凯利。但与多数总裁不怎么样，巴菲特并不对他们阿谀奉承。纺织贸易组织反复要求巴菲特帮着游说实行进口保护，但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从中受益。
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的存款和贷款是美联储的一部分。
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联储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各成员争取尽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饼”。甚至在S＆L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000①亿美元） ，它还四处游说要更多的资金。
① 在那件丑闻爆发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带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中，芒格指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机构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像以前一样，继续为储蓄与贷款业的储蓄账户保险，其结果必将是储贷协会越来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说客们是否还有社会良知，但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示抗议。芒格几年来一直对S＆L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报告上发表了一封信，尖锐地抨击了委员会“修饰自我服务的废话”的作法。
由于委员会长期以来已明显地误导了政府，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变本加利地进行误导。
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联储的袒护，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护主义者认为市场判断永远正确的观点。他不同意眼下时髦地认为自由市场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判断者的论点。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妇女从未发现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书对比时，他同意秘书“可以带孩子和参加社团活动。市场社会对她的许多才能的评价方法并不一样。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有什么才能了。“
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是十分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党人，但他的某些观点与他们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会公司的Q＆A，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权利，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巴菲特说。他要对个人消费课以重税，并收取很高的遗产继承税。
如果我想坐飞机旅游，我是这么干的，那好，我用支票结算。但必须对我课以重税，因为我消耗了社会的人力和燃料资源等等。
他的观点如此自由，但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得不够多。芒格虽然对公益事业也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认捐者，而且与一家医院和私立学校牵连甚深。但巴菲特拒绝参加进去。诺曼。利乐有一次请他在为一条叫商业企业托拉斯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做个简短的介绍。巴菲特对此组织很信任，因为它表彰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到场，但同时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都收到50个类似的请求。利尔感到很沮丧，他不相信似地补充说：“其实他只要走上12级台阶，到台上做个半分钟的介绍就可以了。”
巴菲特认为，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就像带着相机的旅行者追寻有色土著一样。凯。格雷厄姆认为他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抓着钱是保证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当他还是个孩子，为凯。格雷厄姆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
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48股伯克希尔的股票也是如此。比尔。盖茨时常卖点他的微软股票，李。艾柯卡卖点克莱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对他的漂亮股票就连一个角都不愿撕。可笑的是，伯克希尔如此上涨，却没为他的口袋里增加一毛钱。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他争辩道这是件好事情。他现在能给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笔钱代表着街上的两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说，“现在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我死了之后仍会存在。”他计划把股
胆大。格莱欣法则 （劣质贷款驱逐好的贷款）可能只对充分竞争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险的机构发生效应，如果 ‘胆大妄为取代了保守稳健’，最终定会出现由大胆信贷扩张导致的灾难引起的大范围破产。“
票留给苏茜。不管谁先死，活着的那位都要把它遗赠给基金会。那样社会就可以从他积累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仍带有成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来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为“严重问题”提供数千万美元而不影响他的财富积累。
读者也许会想，他对财富的控制欲会不会至少是部分，因为他不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伟大的旅程中是不会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测”的观点看，他对伯克希尔的控制，或许可以保护他一生不受恐惧的侵袭。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前，上帝是不会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事情就还没结束。
20恐钱症
随着黑色星期一的影响渐渐消逝，华尔街又沐浴在晚秋晴暖宜人的阳光里。股票涨到了新高度，交易商创造了新的LBO的波澜，与之相比，以前的浪潮只能算是毛毛雨。80年代的算术是很简单的。承蒙交国税的政策的关照，任何公司只要把股票换成债券，它的价值马上就上升了。而人们认为所有公司都有能力作这种转化。
当贪婪明显地占了恐惧的上风时，投资银行也就成了“商业银行”。它们不仅经营 LBO，而且不管资金风险，自己购买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保守的约翰。戈弗洛德也加入了这一冒险行列。这更表明了这一趋势，也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有机会仔细观察此交易时期的后半阶段。
这两人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有人要与他们做生意时，好董事巴菲特向所罗门的银行家问一些老练圆滑的问题，芒格则设法把生意切成小块来做。有一次，董事会拒绝通过购买几个连锁加油站的提议，一位高级经理说巴菲特和芒格的“意见太不一致了”。
所罗门的商业银行业务的头麦克。兹马曼说：“沃伦的态度是，如果某笔交易不值得用股票方式来做，那么它也不值得用债券做。”巴菲特认为银行家应专心寻找好的业务，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安排平衡表。但他从不反对任何交易。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家中接到了戈弗洛德的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呆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星期三，生产云丝顿和沙龙香烟、里茨饼干和奥诺甜饼的雷诺烟草公司久经风霜的老板F。罗丝。约翰逊，提议要他单独购买他的公司。约翰逊的业务银行是附属于美国捷运公司的希尔森。莱曼。哈顿公司。这笔大交易的消息刚一透露，华尔街上的所有其他银行都打算从中捞部分生意。所罗门兄弟公司也正在紧张研究有竞争力的投标，但戈弗洛德他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所罗门董事和大股东的巴菲特会支持吗？再就是伯克希尔愿意自己出1亿美元以普通伙伴的身分参加这笔交易吗？
但银行家们不知道，其实巴菲特在几天前在罗丝。约翰逊刚宣布消息时就已要求购买雷诺烟草公司的股票了。当所罗门的高级投资银行家吉耶。希金斯开始向他解释公司的优点时，话筒那边传来巴菲特急促的中西部口音：
别跟我谈经济学。我知道情况很好。你花一分钱生产产品就可卖1美元，而且买主都是有瘾的。他们对这个牌子也情有独钟。
在买位于孟菲斯的生产可嚼烟草的康伍德公司时，巴菲特与芒格的意见终于接近了。他们决定不成为烟草业的主角。在与其他银行家谈论时，巴菲特也流露出这个想法。
“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他痛苦地说，“我不想我的墓碑上刻着我是其中一个合作伙伴的字样。”所罗门可以放手去干RJRNabisco的事，但巴菲特不想直接参与。
第二天，考伯格。克拉韦斯。罗伯兹提出了它自己的投标，所罗门与罗丝。约翰逊他们的希尔森成了联盟军并投入到竞标战。这种投标华尔街以前从未搞得如此公开化。当交易的主要部分即将来临时，许多竞争银行都想出
比对手更高的价，结果这个兼并狂潮一直涨到了顶点。现在为雷诺出多少价都不算高。
11小时之后，KKR提出了一个优厚条件，它答应在交易成功后，将“重新调整”大额债券的利率来为这LBO融资。雷诺烟草公司的情况越糟，它的利率就越高。（就像买一所可调整抵押的房子，你失业后它的利息就得翻倍。）
KKR这么做毫无秘密可言。不管它的投资者会遇到什么恶果，它现在就可以直接得到7400万美元的好处。
戈弗洛德本来有机会模仿这种“重调”的作法的，出于对自己信用的考虑，他拒绝了。因为这样他在交易中花费的会更多。
KKR做出这个决定后，巴菲特买了更多的雷诺烟草公司股票——一种短期的赚价差的作法（也是为了防止交易泡汤），伯克希尔将很快从中赚到6400万美元。巴菲特一向以批评这种作法闻名，但这次他也突然插手别人的生意，看起来真有点虚伪。但他自己不这么看。每当叫价摆在桌上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管，只分析风险和收益，利润或损失。他还从比阿特丽斯、联合百货公司、克拉夫特、因特科，南部地区和一些其他公司中赚了短期价差。
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儿学会这种手段的，但他与华尔街的套利者不同的是他有格雷厄姆的特色。当交易升温时他的参与积极性会逐渐消失。
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接管研讨会上，他警告说，银行家使用这种欺骗性的货币政策，总有一天会使投标达到不稳定的地步。雷诺烟草公司这笔250亿美元的交易成交后，他认定这话不再只是预言。
交易者是用“零息票债券”为这种LBO融资的，这个可笑的债券使买者借到了大笔资金并可推迟数年还清本息。由于发行这种债券很容易，而且投资者都盲目自信，所以交易价升得比天还高就不足为奇了。用巴菲特的话说：
接管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非常过火的行为。多萝西说：“老天，我觉得我们都不在堪萨斯州了。”
这是巴菲特在1992年2月雷诺烟草公司交易接近尾声时写的。他已从中捞到了钱，现在他除了赚价差外别无所求，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交易太不安全了。
伯克希尔在1988年的利润很好，你们也许都以为我们在1989年会大做利差交易。但我们却想袖手旁观。
股市也正牛。巴菲特除了最后一次购买可口可乐之外也无所作为。但他需要找个地方投资。由于伯克希尔规模越大，这个任务也就越困难。早在巴菲特伙伴公司成立不久他就预言，迟早有一天他会受到平均法的制约的——说是这么说，但他认为为时尚早。他警告股东们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自我束缚。”为了不认命地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他不得不把钱用于投资。
这种投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作恐惧综合症——投资者“害怕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他有这种感觉，到处有现金“是个巨大的诱惑”。
我承认，我和别人一样有种渴望。渴望干点什么，特别是在无事可干的时候。
像突然爆发一样，他做了三笔大买卖。那是1989年下半年，他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交易总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总的来说，它们还不符合他的一般标准。对世界上主要的剃须刀销售商吉列的投资是典型的巴菲特风格，而美国航空和造纸公司国际冠军由于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它们与他过去的成功投资完全不同。 （虽然国际冠军与他过去的失败投资有相似之处，但巴菲特认为这可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
每种情况下，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可转换股票，就像买所罗门兄弟一样。
除具有像可口可乐那样著名品牌的吉列公司外，巴菲特对其他公司没什么特别想法，这正是他为什么选择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股票的原因。事实上，他忧郁地说：“如果我还能买40个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我就不买这些了。”
又一次，这些交易的背后都潜伏着被接管的危险。吉列正处在罗纳德。贝罗曼的虎视耽耽下；美国航空被麦克。施坦哈德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国际冠军也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目标。“当你拥有一个能干的管理层时，”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说，“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完成自己的目标。”现在这些公司都把巴菲特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作为回报，巴菲特得到的是平均9％的固定息票和保留换成普通股的权利（一种“彩券”）。
但巴菲特的最新举措非常特殊。他和其他人一样买的是大都会公司普通股，但在最近的交易中，他谈判时要求获得只用于他的特别风险保护。林达。萨德勒在 《华尔街日报》上指责巴菲特是以保证其他总经理的职位为条件来为伯克希尔赚大钱的。
华尔街的许多投资者都说，巴菲特先生的特殊交易玩的是种绅士般的保护游戏。以前的索尔。斯坦伯格这样的企业套利者是拿了“绿票子”就离开了，但巴菲特先生是又要干净的“白票子”又坚持不放，而且紧拉着管理层的手。
这种有争议的与总经理们的特殊交易剥夺了股东们在接管时自由卖出的权利。 《福布斯》上的文章说：
巴菲特得到了特殊交易，管理层也一样………但换个角度看，沃伦。巴菲特为避免被接管开了多大的价？
巴菲特当然对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股东没有责任。他只要为伯克希尔做好生意就行了。人们对道德学家的标准总是更严格，突然处于防守地位的巴菲特好像急着要保护他的这块高地。在这次“干净的敲诈”交易之后，他在写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争辩道：
……其他被投资公司的股东会从我们优先选择股票购买行动中获几年的利。证据就是：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了主要的，稳定的和有兴趣的股东……
该论点的问题在于，它是假设每个总经理 （或巴菲特眼中的总经理）都需要这种保护，并能公正处理长期的利息冲突。但不是每个总经理都是汤姆。默菲。巴菲特自己在哥伦比亚论坛上就争辩说，这与接管本身一样并不可靠，最终决定得由持有“小纸票”的人（股东）做出。
国际冠军更是一种遗露重重的情况。它的总经理安德鲁。西格勒是个激
烈的接管反对者和大生意游说组商业协调会的成员。他把国际冠军的钱大量投入工厂出产，给股东的则很少。在过去的10年里，作为市场上的一大股票，伯克希尔的年增长率只有可怜的3％。即使在造纸公司的行列中，它的利润排名也排在最低一档里。
唯一可解释西格勒的可怜纪录的原因就是安德鲁。西格勒本身。在不景气的1989年，西格勒给自己的工资是80万美元，外加 42万 5000美元“激励奖”。除此之外，他乘国际冠军股价很低时奖给自己3万1000股可选择股票。第二年，国际冠军的利润少了一半，但西勒把自己的工资加到了120万美元，外加 2万 8000美元的奖金，这样他就不用付个人调节税的咨询费了，同时他又再拿了4万7000股可选择股票。
当然巴菲特猛烈批评可选择股票，特别是如此奖给无所作为的总经理更是令他反感。如果有人有意接管国际冠军，我们看不出巴菲特有什么理由要反对。
吉列和美国航空的管理层则是另一回事。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体系，在各中等市场的城市中都设有中心，但它的地位仍须巩固。它的策略好像是需要保证时间和一点“保护”。吉列则很简单，就是要赚钱。
虽然巴菲特的办法是比普通的股民们在公开市场上更有赚头，但生意也不像批评他的那些人说的那么好。伯克希尔在以后的10年里将被死死地锁在这几种股票上，在华尔街看来这是漫无日期的。其实大多数管理人是不会同意巴菲特这种“甜心式”的做法的。
但交易仍有不完全的一面。它有点内部交易的味道——巴菲特和企业董事会的几个伙计们靠得太近了。他那年花了 670万买了架飞机也许不是巧合。在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花了大篇幅就此福利对自己极尽嘲讽， （却没有提到他低得出奇的10万美金的年薪。）他说如果换新飞机的代价“以现在的每年100％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伯克希尔的所有资产都得花在飞机上了”。他伶巧地说买这架飞机是无可辩驳的，这说明他在城外和其他优秀的公司里呆的时间更多。
到80年代末，老不着家的沃伦。巴菲特好像无人不识。他坐着飞机离家去参加董事会，去看超级杯或参加晚会并巧遇鲍。纽曼、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和美国企业的名人经理们打桥牌，其中一次比赛是与国会议员们在老巴特尔西打的，那是马尔科姆。福布斯17世纪时在伦敦的老家。如果有人问他对总统有什么经济建议吗？他可能会说，他上周末刚与布什共享晚餐。
他的妻子坚持对女儿说，该给他弄几套“体面的衣服”了。当老苏茜在奥马哈时，她和女儿把沃伦扯到商场并给他买了套1500美元的杰尼亚西服。
这套意大利产的杰尼亚成了他的制服，就像他需要樱桃红可乐和飞机一样。
（但他拒绝了某位推销商让他买定做衣服的请求。他更喜欢到杰尼亚在纽约的分店，从衣架上拿几套西服。）
他的新圈子大得让人吃惊。在波士顿，他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环球》杂志的编辑托马斯。温莎这样的人交往。温莎说：“沃伦找的朋友真多。”这个评价对一个找股票和持股票的人来说真是有趣。巴菲特在华盛顿有一伙人，在加州也有一伙。苏茜和他去大苹果时是“有计划的”——用某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要让某人挤进去。“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