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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舰队起义后，父亲派82师参谋长李进去接管。父亲回忆说：“很困难，林遵不愿和华东海军合作，还多次说，少管我二舰的事。”
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刚停，一片混乱，为防止水兵滋事，二舰规定严控外出人员。这帮国民党水兵，个个骄纵惯了，一下子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家伙关押起来。解放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除严肃纪律外，还讲究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士兵觉悟。李进亲自探访，原来赵还是个流浪儿，那就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啦！李进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可不光是个兵，当了解放军，就是干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军阀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所以解放军叫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都是受苦人，都被人家欺负过，怎么就跟着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呢？用解放军的话说，这叫忘本啊！赵长这么大，靠的就是拳头，哪里有人给他入微入理地讲过这些？点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了泪。李进遂向林遵反映，赵已觉悟并认错悔改了，是否就解除监禁，并以这个典型教育大家。林遵有林遵的做法，军令如山，司令一言九鼎，不就是个兵油子吗？岂能坏了规矩？愣就是不给这个面子。李进也是个认死理的，解放军讲的是三大民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你投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
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是两条带兵的思路，无怪国民党许多将领奇怪，这帮一听枪声就逃跑的家伙，怎么到了共产党那边全都不怕死了？赵孝庵后来在海战中成了战斗英雄，代表华东海军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庆典，接见他的已经不是第二舰队的舰长和司令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这对这个流浪儿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和荣誉啊！你说，共产党能不取得天下吗？
老爷子还没见到林遵，他的部下就和林遵冲撞起来了。他不得不为这个小兵引起的麻烦，亲自拜会林遵以化解误会了。他回忆说：“接收林遵时，他非常傲慢，认为功劳不小。我是诚恳的，还是讲两个跛子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道理，但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你们是陆军，没有文化，不可能当海军。海军军官要高中毕业，水兵也要是个高小学生。对我这个司令也不买账。”
其实，不仅在共产党内，就是在许多民主人士中，对林遵起义也是颇有微词的。在解放战争将要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战场的情势出现易位，解放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1948年8月致马歇尔的报告）蒋介石不是傻子，他当然要考虑后事的。他启用林遵，重组第二舰队，担任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沿江防务。名为海防，实为江防，以期有朝一日，尚能划江而治。4月21日夜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知大势已去。22日下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林遵到海军总部见面，令其指挥第二舰队和集结在南京的所有舰艇撤往吴淞，掩护退守台湾，并以海军副司令和青天白日勋章期许。这次是想划海峡而治了。林遵自觉时机已到，遂于4月23日晨，召开全体舰长会议。他摆了几条：一是走，遵旨强行东撤吴淞，可当面仪征至七圩港已有解放军三道炮火拦阻线，东撤，无异于飞蛾扑火，你我弟兄还不都做了水底冤魂；二是等，但对面江阴要塞的弟兄们昨天反水啦，解放军不战而得，窝都给人家端了，没有补给，往哪儿呆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南京政府已作鸟兽散，弃我等弟兄于不顾。兄弟舰重庆号只一艘，起义后尚受到解放军高规格礼遇，况我等是一个完整的舰队呢！大难临头，何去何从，大家议定。彷徨了半日，赞成起义者10人，反对者2人，弃权者6人。江山易主，弃暗投明遂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反对派假借林遵的指挥帅旗，于当日傍晚挟持几艘不明情况的舰艇东逃，抵七圩港江面时，果遭解放军炮火拦截，“兴安号”沉，“永绩号”伤，搁浅后被生擒。
我去七圩港是1994年，海军成立45周年。长江的江面上，大炮响过了近半个世纪，风静江平，沙鸥点点。唐朝诗人杜牧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林遵起义，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的浪花一叠。长江仍是长江。
败军之将，还挺狂！我问，那你生气吗？
父亲说：“他们不通，不奇怪，可以等待嘛。我清楚，关键还在自己强！自己不行，人家凭什么尊重你？”
“海军是技术军种，对文化的要求当然不言而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嘛！我急的是先要有人把船开起来。他是在将我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华东海军从林遵手里接受了25艘船、45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受了10艘舰船，这大概就是华东海军的第一批力量吧。但结果怎样呢？仅仅在接受过来的第三天，4月26日那天，国民党出动空军，在南京的燕子矶炸沉“楚同”号；28日在关头炸沉了“惠安”号；30日在采石矶炸沉了“吉安”、“太原”号；随后，“安东”、“永绥”两舰被炸沉于芜湖江面；停泊在造船厂待修的“常州”、“万寿花”两舰连同其他26艘舰船也被炸沉；同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造船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空袭……（注：《张爱萍军事文选》625页）
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得意地说：“共产党别想从我手里得到一条船！”这是在向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下战表了。当然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对方还没有穿上盔甲，抽剑出鞘时，他的三板斧下去，对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战争，这场游戏是不讲规则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南京燕子矶去玩，站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迎面江风阵阵，脚下江水滔滔。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自杀的地方！”
真的是自杀的地方！过去很多对生活绝望的人常会选择这块悬崖，站在高高的峭壁上，眼望蓝天，面对大江，纵身一跳，生命就融化在这无际的水天之中了。9月24日，接收过来的国民党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打开海底舱门，自沉于南京燕子矶江底。据当时目睹这一现场的老同志回忆，所有在场的海军军人都脱下帽子，“我们都哭了。”是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时的华东海军还在襁褓中，他们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用眼泪送别慢慢消失的战舰。
有过一个电影，名字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的内容与海军毫无关系，但它的名字寓意深长。难道战争就相信眼泪吗？大海就相信眼泪吗？张爱萍呢？
父亲当时在苏联谈判，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不愉快，他用四川话说“很恼火！”他说：“长江沿线支流很多，水域纵深大，港湾湖汊遍布，只要伪装、疏散的好是有办法的。不要因为损失了些舰船就惊慌失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单独囚禁了5年，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涯中，他带话出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有一天听到我死的消息，那不是病死了，就是被他们害死了。相信我，一定！”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以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长征时刘帅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父亲接受过他的指挥。父亲每次提到这位兄长般的上级，都会流露出敬仰、钦佩的神情，对他的为人和后来的政治境遇，常唏嘘不止。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当时和刘帅的谈话：“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
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这段对话，在《张爱萍传》中也有记载。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注：《张爱萍军事文选》624页）
古今中外，一个胜利者对他高傲的不服气的对手，有用这样谦和的口气说话的吗？何况是一个开国的元首啊！人格的魅力是内在的，真的不在外表和做派。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很多老同志都说：“你爸现在脾气可好多了，年轻时，可厉害了！”他的秘书丁慎勉对我说：“我刚调到你爸爸那儿时，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首长，我就是有点紧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人家都说你厉害。他跟着就追问，人家是谁？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3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徐世辅开始也为难。我到他家里说服他，我指着电灯开关说，我要求很简单，不要我的战士懂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只要教会他们怎样做，电灯才会亮。徐说，那我能帮你做到。”
一方是用人心切，求贤若渴；一方是报国有志，相见恨晚。
徐时辅全身心投入到海军创建中去了，他在尝试以最为快捷的方式使来自解放军陆军的他的同志们掌握操船、枪械的技能。父亲亲自为他举办了婚礼，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个海军司令为招聘来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主办这样纯私人性的活动，反响可想而知。后来，他还担任了军事学院海军系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副主任、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等职，为海军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与徐时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初是否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后来他们的友谊的确是真诚的。徐的夫人告诉我们，徐老晚年退休在家，时常面对挂在墙上父亲给他的题字，久久地发呆，有时竟泪流满面。1998年12月，徐时辅不幸病逝，父亲在悲痛中，为他写下五言诗《创业贵得人》，他写道：“倏忽五十载，犹念昔日情。”人老了，远离了是非与功名，剩下的只有情、义二字。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的起来、打的起来、用的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林遵后来当了东海舰队副司令，兼任海军学院副院长。父亲说：“人尽其才嘛。”
原国民党第一舰队司令方莹参加华东海军后，被任命为七舰队副司令。40年后，方莹的女儿从海外回国，不忘旧事，登门拜访，感谢父亲对方莹的器重和知遇之恩。
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称，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
还是毛泽东讲得更确切。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的祝酒词是：“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历史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党靠的是什么得到了天下；另一个党为什么会丢掉了江山。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一些东西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当年经中共华东局批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海军建设方针，在军委海军成立后被改为“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旧海军人员”的建设海军的组织路线。（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12页）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海军。
时过境迁。父亲回忆起当年他的这些老朋友时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撑起了最初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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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回来一架手风琴
1949年9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C－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
苏方答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350～400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110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图－2）轰炸机20架。作战飞机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3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
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签字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