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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550万人；经过4年的精简整编，到1924年，锐减至56万人，几乎减了90％；1945年二战结束时是1136万人，到1948年，减为287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9次之多，除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说建国初前10年的4次精简整编。
第一次是在1950年下半年。战争结束了，570万之众的军队确实是太庞大了，毛泽东下决心裁掉了150万。不想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反倒一下子激增至627万人，成为我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是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作战已取得了胜利，朝鲜战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于是精减了219．9万人，总人数降为406．4万。
第三次是1954年到1955年底，在彭德怀主政时期。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调入总参的，彭老总要求他具体抓好精简整编的落实工作，就是指的这一阶段。
当时，毛泽东规定，军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国家财政的30％。彭德怀说，那就再精减一次。这次不同的是，要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减少部队建制单位，增建学校。总的指标是，全军总兵力减掉20％；步兵师数量减少25％；在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新组建一批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一减一加，最终达到，陆军裁减50％，军费支出由34．2％降到25％以下；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达到500万人；常备军总额不突破350万人。并由此做到：编制、定额、定型、定员四个统一。彭老总对父亲说，总参谋部，你要在两年内给我实现这个目标。
即使这样，彭德怀还是不满意。一年后，他又说，从军费开支来看，用于吃、穿、训练、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这样怎么能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呢？因此还要裁减。重点是，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可办可不办的学校，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这就是通常说的第四次精简整编，它延续了近两年，到1958年底才算结束。
父亲成为第三次精简整编决定的落实者和第四次整编方案的主要策划者和制定者。他说：“不是零敲碎打，而是要从根本上设计，把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做到平战结合。”
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30年，他对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路和方法。我后来也曾在大军区的组织编制部门工作过一段时期，有机会多次带着问题与父亲作长时间的讨论。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
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减，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
“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这个部门分10个，那个部门分10个。要不了几年，又都回来了。”
“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一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是静态的战术；战术是行动的编制。
和21世纪的今天不一样，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百年动乱和战争的中国，处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东方前沿。面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略包围，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准备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设想类同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模式，只不过，增加了核战争的内容。
但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
彭德怀对未来战争的描述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军队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方向来自海洋。因此敌人不可能像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出动几百万军队，同时在全线展开，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不利的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可供登陆的地点甚多，而我工业、人口又多在沿海，不能轻易地过多地放弃这些地区。为此，要在沿海实行重点设防，配置坚强的守备部队，坚决固守。同时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在一定纵深内，对突入之敌实施歼灭性打击。要在我预定设防地区内抗击敌3～6个月，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在战争初期陷入大混乱，使国家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530页）
这就是父亲说的：“精简整编必须服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彭老总接着提出要求，军队的编制必须区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他认为，前者不应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为宜。多了，机动力量弱，则攻击力不足；少了，或轻视设防的重要性，让敌人轻易进来，也会陷入被动。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军队的装备水平，军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编制。彭老总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1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1个陆战师；在进攻中，1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1个师。因此要求这次整编，多保留军部，并达到1个军部具备可以指挥4～5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530页、531页）
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针对1952年依据苏军模式编制上存在的问题，父亲提出了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新方案。他认为，考虑到我军还不具备在沿海地带全部歼灭入侵之敌的力量，因此，不仅要组建适应沿海地区作战的守备师，还需要编制在纵深适应山地作战的野战师；同时，南北战场应有区别，区分为重装步兵师和轻装步兵师，以适应平原地和山岳丛林作战。在处理平战关系上，由于技术保障条件有限，考虑到平时管理、训练的效率，坦克、重型火炮、雷达、舟桥、工程机械、大功率电台等技术性强、保障困难的兵种装备，单独组成师团，隶属军或战区管理，平时通过演习合练相互熟悉，战时加强给作战师。解决平时管理和战时使用的矛盾。
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
这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年代。
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是一种改革，它不仅是物质和制度上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军固有的传统，只不过在当时，它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在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打仗。毛泽东为之感慨：“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毛泽东问到，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靠的是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己管理伙食，从菜钱中节余一点，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
简单而质朴，但管用！
毛泽东又说：对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建军宗旨。
我们怀念那个时期，因为我们从那里走来，走向了胜利。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吗？彭德怀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指出了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标准，需要不需要，照样供给；供给标准难以照顾到现实中的特殊情况，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劳取酬，而是一律供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平均主义，难以鼓励上进；由于供给制的关系，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
他分析，当我军还不可能从国库中来领取军费，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筹粮筹款，靠自己动手生产，或只靠农民交公粮来维持军费的时候，实行薪金制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其家庭。”他又说，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当兵是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很短的期间，对于士兵，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
改革的萌芽产生了，不要以为对商品的认识只是我们后人的智慧。我们不谈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会怎样，单就军队建设来说，面临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冲击，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看家法宝，似乎受到了挑战，不再好用了。
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彭德怀和粟裕真聪明。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在乎做什么，只是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我去，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我们那时称军人，都要冠以革命两字。现在还是不是，离开军队久远，我不知道了。但革命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就要生儿育女。战争、和平、现实、传统，交织在一起。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3 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