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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伥。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是不是挺遗憾的？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5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
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
5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
“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监护审察，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25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5年的关押还不够。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1976年4月21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
1977年10月27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
第九章 艰难的航天之路
杨利伟，一飞圆了千年梦。一时间，中国的航天之路，和由此相伴而生的中国的航天精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之路？它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哪些不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的我父亲的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佐证。
1 召回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9个年头，但是这场运动离所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却遥遥无期。
父亲是在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的。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扶住墙才能勉强移动，断裂层面的相互摩擦，致使创伤急剧恶化。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因为这时已经可以探视了，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创伤面愈合后，里面锔的钉子松动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光明的到来总会是一波三折的。1972年11月27日，我正在车间干活，一早接到专案组安宏生同志电话，说你们家里快来人吧，你父亲不行了！当我们赶到时已是午后，父亲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我妈妈说，这就蹊跷了，你爸爸体质虚弱不假，但何以突然就濒临死亡的边缘呢？经她与301医院外科主任李蓝丁分析，疑是中毒，于是立即停用并封存一切药物。
据保留下来的当时病历记载：“11月26日晚9：30出现疼痛、面红、烦躁……所答非所问、谵妄状态……经黄克维、汤洪川、陈树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60～70粒。……11月27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301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1972］中共中央4号文件）［汶Ｚei8。电子书小说网／／。 ］
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团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团了。1972年底发起了对右倾回潮风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对反动的反动，不仅没有挽回被林彪带走的对“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在1973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成为了政治局里最强势的宗派集团，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孔老二，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被抛出来，借以掩盖导致林彪现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大起色，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的景象并没有如期出现。他们的期盼已成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人再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机到来了。当时在私下里流传很广的是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赵朴老写道：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父亲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毛泽东又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他选定了一个曾被他打倒的铁腕人物来为他收拾残局。邓小平，一个意志刚强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胆略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站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玩笑的确是开得太大了。
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邀请他到福建治疗，这是石一宸副司令员提议和安排的。军区后勤部黄副部长介绍说，福州有个老中医林如阔，专治接骨，神奇得很。这时邓小平已复出任总参谋长，经他批准，整个1974年，父亲都在福州治疗。这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志民政委和新来的皮定均司令员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中医林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医术超群，加上父亲的顽强，伤势的恢复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罗瑞卿也解除了监禁，父亲动员他也来福建治疗，罗还有些犹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这种非分的奢求？父亲说，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罗写了个报告，父亲看了说，直截了当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报告上有关检讨的文字全都给划掉了。果然，邓小平马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时，在众多的大军区中，福州军区算是个受迫害干部的避风港。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开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帮”和林彪的帮派体系。当年在韩先楚手下工作过的福州军区的一些干部，受到了牵连。提交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时，父亲说，今天我要为韩先楚和他手下的这些同志说上几句话。毋庸讳言，我就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我的儿子落实政策也是找的他们。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这些同志的保护和照顾。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顶住高压，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是党犯的错误，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担责任呢。除个别品质恶劣，罪行极大的人外，检讨了、认识了、向被整过的同志道过歉了，就不应再追究了。当时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几个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一致表示赞同。
福建多白兰花，我的父母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瓶子里，再注上蒸馏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