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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期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真有点像今天的股票市场。
４月４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公开抵制、反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共产党员张志新杀害。
七机部和230厂呢？
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230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实际是张春桥的话。”
“大会上，台下就有人把这份报纸给递上来。张老总拍着桌子说：警惕红旗落地？笑话！我张爱萍是卫星上天，红旗也上天。卫星带着红旗上天！”
“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我那时被安排在南昌陆军学校。晚饭后没事，就往校长王林德、政委董超、副政委杨祖兴家里跑，谈话的中心就是政局的走向。尤其是杨副政委的夫人田阿姨，听到点消息就叫她的孩子找我过去。他们为我父亲的行为叫好，同时也很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啊！
省军区政委郑国叫他女儿巧巧带我到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家打探消息，徐敏阿姨和他们的孩子毛毛对我父亲的讲话赞不绝口。江偶然回来见着，总要说，代我问候你爸爸，一要保重身体，二要小心暗箭。省军区大院是我的庇护所，不管到哪个首长家串门，他们和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对我特别亲。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声张正义。省军区谢忠良副司令还专门收集了很多父亲的讲话，他说，你拿去看看，真解气！你爸爸是个硬汉。
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
“我来的头一天晚上，就贴出大标语，让我滚回去。见他妈的鬼！我要怕早就退避三舍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够在火线上退却、逃跑、投降吗？”
“重说一遍，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这种话，真的离反革命不远了。
邓小平给予他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彻底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我要感谢这些派性头头们。
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地狱之火烧掉了他的纯真，烧掉了他的盲目，烧掉了他远离党内政治斗争的桃花源之梦。也许，他还是他。他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的人生追求，忠于他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特质，忠于他“到处青山埋忠骨”的誓言。他说：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但是，能给他多少时间呢？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第一站是新疆戈壁滩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马兰，诗一样的名字，她是开在戈壁滩上一朵神奇的花。只有在这里创业同时又具备了诗人情怀的人，才能为这片荒凉的土地赋予如此浪漫的名字。整整10年了啊！自1965年一别，梦魂牵绕。父亲写道：“十年重上阳关道……”
当他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基地领导人张蕴钰将军拥上来，他们都落泪了。张蕴后来说，什么都不要问了，看到张爱萍的那根手杖，9年来经历的一切劫难，都尽在其中了。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核裂变巨大的能量自地心深处爆发出来，山崩地裂！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在后来的几年，我随部队执行任务，曾数次往返于西域古道。这是祖国的边陲，四顾雄浑苍凉的戈壁荒沙，肃然生出悲怆之情，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在这里建功立业。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国际条约通过前，那一代人，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为国家拿到的入场券，使我们今天与世界大国同步。
当阳光洒在它寥廓无垠的土地上时，你总会看到那里幻象出的理想的光环。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他们是谁？
4 在政治残局中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就要走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位历史巨人曾经带领着父亲那一代人，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使那一代人对他怀着难以言说的崇敬和深情。但是，也是这位巨人，在晚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之中。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都不怀疑这是真的，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8月14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获谈《水浒》：“《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还有聚义厅？忠义堂？招安？这都说的是些什么啊？从现在看到的当事者的言论中，似乎这件事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必就有多少内在的联系。但在影射史学猖獗的年代，这些借古喻今的话，难免使人猜测到底隐指的是什么。
一股忧虑注上心头。难道这一天真的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是利好消息！和我们一样，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这关乎着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经到头了。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上，我们知道了，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侄子毛远新。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远新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时还要凶些。
毛远新说：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向毛泽东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很多年后，我才看到这些公布出来的材料。我很难断定毛远新的动机。抑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这局棋“支了一个招”？从常理上说，毛远新，这位年方34岁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该不了解“文革”中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啊！
应该说，毛远新反映的全都是事实。人民对“文革”的反感；对唯恐天下不乱的左派理论家的厌恶；对靠造反起家独霸一方的黑势力的抗争；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进程的规律？以毛远新的年龄、见识和教育素养，他有这个条件分清是非。我不知道他还和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但就上面这些内容看，基点就是错误的。我也在总部工作多年，一项政策出台，我们下去调查，应该了解什么呢？是这项政策贯彻后出现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呢，还是下面对制定政策人的态度？明知广大干部群众有意见有看法，不去从中反思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和失误，反而以阶级斗争的大帽子去定人家的性，把自己的失误，归结于人民的反动，这样的政治立场和工作作风符合共产党人的宗旨吗？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多少宫廷悲剧不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失去决策层信任、支持的执行层是没有任何作为的。他的政敌们马上就要扑上来把他撕得粉碎。
毛泽东的批示，我们是几天后才从小道听说的。无论从内容还是口气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这种做法，符合党内整人的一贯方式。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入手，引爆炸药，炸你个粉身碎骨！批转彭德怀的一封信；彭罗陆杨的一出戏，海瑞罢官；借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争论有没有天才，导出党内有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把陈伯达，最后又把林彪揪出来……尤其是批示的最后一句话：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已经是图穷而匕首现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毛泽东说的反潮流是不包括反对他自己的。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前面说过，两弹一星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个技术问题，从它起步的第一天，就是个政治问题。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不祥之兆。
11月8日，父亲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他应该是有数的，只不过不知是什么事。他还是推迟了一天，他要做最后的安排。赶到宝鸡要坐4个小时的汽车，他发着高烧。
回京的当天晚上，妈妈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传讯，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刘冰发生的事情。他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所以我们家的一圈沙发中，总有一个是没有垫子的，谁摊上就坐硬板凳。经常搞得客人莫名其妙，怎么你们家的沙发少个垫子？我们会指给他看，在主人屁股底下呢！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他有时常这样，只听不说，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很晚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断断续续地听到，好像是一切发射准备要加快，时间还要再提前。
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5 卢晨征的回忆
为了写父亲的故事，要收集素材。但我知道，以我这样的身份会有碍被访者客观如实地讲述历史，为此，我请了《解放军报》记者江林替我收集资料。
1991年9月11日，江林找到了退休在家的原航天部质量司司长卢晨征。
说明来意后，卢表露出极不配合的态度，他说，你代表组织还是个人？如果是组织，我说的你们也不会用。如果是个人，你了解这些干什么？总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还有事，就别浪费时间了。
一个咯涩的老人。
江林说，对不起，打搅您了，我这就走。但容我说一句话行不行？
据我了解，当年是张老安排你去230厂当厂长的，你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个动荡、难忘的年月。但我不理解的是，你们这些前辈，你们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为什么都要把这些岁月埋葬掉呢？为什么要它永远地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呢？为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应该记住他们前人所经历的磨难呢？出于礼貌，也出于自尊，我可以马上从你的房间出去，但我想，你不会是这样一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