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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个大吊脚，部队利用夜暗，轻装简从，从鬼子尚未形成的合围缝隙中跳出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哪晓得走到鱼沟附近时，被邳睢铜地委书记的李云和拦住，他恳求部队无论如何要多留一天，好掩护地委机关的同志们转移。又是地方政府机关！这几乎和三年前陕北青阳岔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时是胜利班师，没有敌情顾虑；而这次是被鬼子围堵，网一旦撒开，再要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父亲说，在这样的情况面前，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多留的这一天，就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一天。
父亲说：“哪里有把自己同志丢下的道理。我给部队动员，决定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地委机关先撤出去。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围上来了。时村方向是敌人的主力，当面的鱼沟是敌一个中队。我叫赵汇川在时村顶住，自己带一部分先消灭鬼子这个中队。鬼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出击，一下子就被打散了，一部分躲进围子里。我组织攻坚，迫击炮也用上了。鬼子火力很猛，也很顽强，一直打到中午。我真有些急了，在鬼子合围圈里，久拖不决是很危险的。这时，时村那边枪声越打越近了，我感到不对头，赶过去看看吧。一出高粱地，就和鬼子迎头撞上了，几辆坦克和大股部队包抄上来。这时赵汇川他们也撤下来了，正面敌人攻得很凶，顶不住了，一连连长也牺牲了。这就形成了腹背受敌。我说快往山里跑，不要管队形了，分散开往山里撤，越快越好，越分散越好。赵这边撤了，但鱼沟那边露出了空当，敌人从背后卷击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又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时间了，叫通讯员也来不及了，我就拼命往回跑，叫鱼沟那边的部队赶快撤。也是分散开来往山里撤，越快越好。那是一片上千米的开阔地，敌人的机枪猛扫，每一声都像打在我心上，但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有尽快通过去。眼看着部队都撤出去了，我身边只留下几个警卫员。敌人的两辆坦克追上来，紧咬着不放。那是个大平原，有些庄稼，跑得我累坏了，没有了力气。实在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我说放下我，你们快跑。他们怎么能听，就这样又拖又拉……正巧，前面横了条大沟，坦克过不来，救了我们。我想这下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了，但清点人数，一个不少，怪了？当夜，我们就转出去了。”
打一个中队的鬼子都如此费劲？
遗留在档案中油印的字迹告诉了我许多连父亲自己也遗忘的事实：
部队的逃亡从未停止过（两个月差不多逃跑300余人），而战斗伤亡也是不断的有。
在部队中进行了两次审查，洗刷了一些面目不清者，进行了党的教育，战士质量提高了。但最近又有了变化，就是俘虏成分大大增加。26团俘虏占40％～50％，其一连占到70％；27团占35％～40％；25团也占30％。
……
都是本地土医生，不愿随队伍上火线，怕死，不能使伤员早些止血，形成死亡率加多。卫生员都是小鬼，打起仗来就发抖，把棉花药品都丢掉。
27团2营通讯员听说鬼子来了，就把枪丢了。
25团1营3连通讯员，张楼战斗，连长要他送信，他说你枪毙我也不去。
25团3营9连、26团2营5连，黄圩战斗中，擅自撤退，致使战斗受损失。
干部逃亡严重，26团教导员刘民显等十余名，27团逃亡排长以上数名。
全旅除10个老干部外，其余全是新的，能力弱，经验差，但一般政治上还进步。
干部质量不强，军事技术差，尤其射击更差。27团及独立大队东西梁庄战斗，共消耗子弹7000余发，只打死敌人八九十人，平均射死一个敌人需77发子弹，这是相当的浪费。
部队组建时有两个错误：一、只要能够发展，什么人都要，以为只要发展起来，再派干部去洗刷。但并无干部去掌握部队，所以，发展了3000多人，但并未能大部分巩固下来，且纪律很坏，造成以后整理时很大困难。据大概统计，从产生到现在，共发展了10000多人，但现在只有5000多人，只能巩固一半多些。
这就是部队的素质。那么作战方法呢？档案文件告诉我们：
用四轮车造土坦克，加上土坯，三四个人隐蔽在后面推，轻机枪可以射击，一直推到外壕边，几次都发生了作用。
还有火鸡，造法是用老百姓养的母鸡，满身倒上油，先燃上尾巴，着草既（注：即）可烧起来。
利用竹竿手榴弹……
自己造铁弹，用土炮射击，经实验，普通砖墙十炮后即可穿透。
土毒瓦斯，是烧辣椒粉，塞进炮楼内，使敌人吃不消，我即可接近。
（注：以上均摘自《九旅作战文件汇编》）
这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早在一年前，林彪率领由红1军团和红15军团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仗歼灭了日军10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级的战友们，许多都在抗日的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杨成武率领由红1师改编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黄土岭消灭了日军侵华中将阿部龟秀；陈锡联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10师部队改编的八路军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就是由南方八省健儿组建的新四军也都大多有红军部队的坚实基础，陈毅和傅秋涛的一支队，由湘赣边的红16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1500人构成；张鼎丞和粟裕的二支队由闽西红军和闽粤边红军游击支队，以及浙南红军挺进师构成；张云逸和谭震林的三支队由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闽东红军及红10军团部分组成。与他相隔只有百里之遥的彭雪枫部队，现在也已经可以和敌人进行营团规模的作战了。翻开战史的序列表，八路军总部、115师、129师、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山、吕梁山，等等，有多少父亲同时期的战友，在正规部队里，有领导、有机关、有武器、有后方，甚至还有医院、干部学校、杂志刊物，可他呢？偏偏要一意孤行，脱离主体，游离于大部队之外，来到这个鬼地方，单枪匹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他这是何苦呢？
命运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经受磨难的。
华中抗战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的历史书上，连篇累牍地记述着众多的领导人对发展华中的英明决策。但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就不能给老爷子一支像样的部队吗？现在的历史书只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我真的为我的父亲难受。还是彭雪枫够哥们儿，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借给了我父亲一个团，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母不嫌儿丑，即使是这样一支杂牌军，父亲对它充满了深情，他在当年的作战情况的总结上写到：“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兵团，战斗力不是很强，然而他不仅是坚持皖东北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块根据地基本上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始终在那里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张爱萍《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
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著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培养和加强，部队建设，干部提拔，通常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但九旅呢？它不是红军爸爸和红军妈妈所生，它只是一个孤儿。它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鱼龙混杂、群龙无首，没有人搞得清他的种族和血统。可怜的九旅，它在混沌的世界中呱呱坠地，自己在草莽中艰难地慢慢长大。
现在的九旅还不足3个月呢！但这并不丢人，以一支这样的部队，去抗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忍不拔，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正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我敬重他们。
1988年，我参与组织兰州军区西部－88演习，军委首长和全军的大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军长们都来观摩了。这支由九旅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它的坦克集群，伴随着装甲履带巨大的轰鸣声滚滚而来，它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连太阳都黯淡无光。我想到了皖东北，想到了鱼沟，想到了九旅……我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你们的创始人和前辈当年被日寇的坦克追逐的情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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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龙争虎斗
皖东北上演的是三国演义。总的格局是：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方。
国民党方面也是三方：上面是安徽省和第五战区的桂系；中间层是皖东北专署盛子瑾和他后面的军统戴笠；底层是桂系支持的县一级的地方实力派，像许志远、雷杰三、黎纯一，以及杀害江上青烈士的恶霸柏逸逊、张海生之流。
共产党方面就更复杂了，是横向的三方：一方是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组建了豫皖苏省委，张爱萍为书记；另一方是北方局山东分局，他们派过来的人又分成三块：为了向南发展，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为书记。又在徐州东南组建了苏皖特委，李浩然为书记。杨纯从山东过来后成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委；第三大部分，是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过来的人，如江上青、吕震球等，他们主要是渗透在国民党政府行署内部。
这还只是党的系统，军队方面呢？中原局所属的彭雪枫游击支队；属于林彪和陈光的115师南下的苏鲁豫支队；属于山东分局的陇海南进支队。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江华进入皖东北，成立了苏皖纵队，南进支队又归他们节制；再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依靠起家的，编在国民党抗敌六区序列的盛子瑾手下的三、四支队，他们由共产党员赵汇川、徐崇福领导。这支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的部队，因为是经安徽省工委策划编排的，当隶属中共安徽省委。
够乱乎的吧？我在听父亲讲述时，也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但战争要求的是高度统一，和指挥上的绝对权威。
大柏围子战斗。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以反共不利为由，将军统系的盛子瑾调离皖东北，而以桂系的马馨亭代之。盛当然不服，老子打下的地盘，凭什么啊！1940年1月，马奉命率部进入皖东北拟强行接管。国民党内讧了！父亲提出“援盛打马”的方针。他规劝大难临头的盛子瑾，进则联合抗日，抵御外侮，和共产党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退，则死路一条，在朋党争立中葬身。人生路口，何去何从，盛专员可要三思啊！据说，盛犹豫再三，反复踱步，是他的夫人帮他下了决心。于是，国共双方，确切地说是张爱萍和盛子瑾联起手来，迎战来犯的马馨亭。
在泗县遭到迎头痛击的马部，龟缩于大土豪柏逸荪盘踞的大柏圩子内，筑垒固守。战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张爱萍指挥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攻击西门；新四军6支队1团和六抗3支队攻于东南。我苏鲁豫支队1大队，因后续部队未跟上，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我遂集中兵力从东、南两面出击，马顽动摇，向西北突围。我遂全线出击，马顽溃逃津浦路西，我全部攻占大柏圩子。此战毙伤俘敌400余人，缴获物资，堆积如山。正值春节，开仓放粮，方圆百里，马驮人背，不少群众得此粮度过春荒。
胜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战史中“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一句，令人顿生疑窦。马馨亭既已放弃外围，凭借城垒固守待援，何以来的外围据点？又何以使他临时改变计划，离开既设的筑垒而轻易出击，以至遭此大败呢？我问父亲，他的说法与战史的出入就很大了：
“几个部队各有各的打算。马馨亭两个团是桂系的主力，天亮了也没打下来。这时，盛子瑾提出要回去，我很生气，三支队赵汇川团留下了，四支队他带走了。我们继续攻。但拂晓时枪声停了，我派人侦察，才知道北边进攻的队伍自己就撤了。这就给了敌人机会，马馨亭得以从那边的口子突出去，奔向灵璧日伪区。我这就叫赵汇川快追，在运动中将他击溃，抓了几百个俘虏。后来才知道，马已经动摇了，认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强攻，后半夜就准备跑了。其实，我们也攻不动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北面的部队撤走了，于是，马就趁此机会溜了。只不过他没有留下掩护的部队，在撤逃中被我追歼。胜利到来的是这样的突然，也许这就是战争，它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较量。然而，胜利把一切都掩盖了。
盛子瑾临阵脱逃不奇怪，跟共产党走，他本来就动摇。但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也这样，能行吗？
就地理位置看，皖东北位于陇海线以南，属于中原局地界，但中原局自己不积极，只是豫皖苏省委书记一人潜入。北边的近邻山东局倒是很积极，派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两支队伍南下进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种，由别人耕种，人家凭什么听你指挥？说到底，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友邻关系。打胜了，功劳是你张爱萍的，打败了，伤亡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着嘛！
装甲兵副司令沙风当年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单位大，复杂，各人自己都想发洋财。”沙风原是萧县县大队的，父亲的部队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过，带着部队就上来支援。后来在攀谈中知道他是从抗大分到华中来的。他想编到我父亲这里来，他说，编不到这里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也许就是当年的缩影——有枪便是草头王！
父亲回忆说：“我从陈光薇（注：杨纯）那里知道，山东省委派金明建立苏皖党委，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建什么组织了。我通过吴法宪的电台给金明发电，希望他南下。”
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8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1939年12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1940年3月28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14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14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19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10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1940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