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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⑻。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⑼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⑽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⑾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⑿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⒀,韩愈也说“行成于思”⒁,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⒂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注 释
〔1〕 凯丰(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 见本卷《整顿党的作风》注〔1〕。
〔3〕 “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4〕 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页)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2〕。
〔6〕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终刊。
〔7〕 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8〕 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9〕 以上三段引文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10〕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11〕 以上三段引文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12〕 《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13〕 参见《论语·公冶长》。
〔14〕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