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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⑺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⑻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蒋先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注 释
〔1〕 一九四三年八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就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在法国北部登陆和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加强对日本作战等军事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会议的最后两天,中国外长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参与了有关对日作战和有效援助中国问题的讨论。
〔2〕 这里是指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军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包括一部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人。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4〕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同张治中谈话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六月七日,蒋介石同周、林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林等乘卡车离重庆,七月十六日抵达延安。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5〕。
〔6〕 同盟社是当时日本的官方通讯社。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8〕 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⑴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⑵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⑶。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⑷,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⑸,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